阿姨去世後，我總想着帶女兒回國給阿姨上一次墳。想着帶女兒跪在阿姨墳前對她說：“阿姨我後悔，你給我家做了一輩子飯，我卻從來沒有給你做過一個菜。我真的後悔呀！”

阿姨的名字叫馮茶英。可是爸爸、媽媽叫她蔡嫂，我們孩子叫她蔡阿姨，我的女兒忙忙則叫她蔡阿婆。“蔡”是她第二個丈夫的姓。其實她跟了那個男人沒幾年，他就去世了。蔡阿姨不識字。在50年代初掃文盲的熱潮中，我曾制定過一個暑假要給阿姨脫去文盲帽子的宏偉計劃。可惜我的熱乎氣兒只持續了三天。這也要怪阿姨的積極性實在是不高，她老打退堂鼓：“不識字，不耽誤我做好飯。”結果我轟轟烈烈干一場的僅存碩果是阿姨能寫三個字，那就是“馮茶英”。

不過阿姨是對的，不識字並不妨礙她在我媽媽和爸爸的朋友中成為名人，她做的那一手好菜，讓爸爸、媽媽的朋友過口不忘。來家作客，有時就是衝着蔡阿姨的手藝來的。客人臨走時跑到廚房和正忙着什麼的阿姨道別：

“蔡嫂，到我們家來做吧！”

一句玩笑話，那位客人就成了阿姨永遠的朋友。下次他(她)再來，阿姨會格外賣力地做得更好。

阿姨其實真是個聰明人。一年365天，在我家幹了多少個365天啊！我們從來沒有吃膩過她的飯菜。這得是多大的功夫，動多大的腦筋呀！阿姨常常對着案板嘆息：“天天做，真不知道今天該做點什麼。”可是待飯菜端上桌，又必是讓人胃口大開。阿姨做飯琢磨。“豆豉豆腐湯”不能放蔥花，要加胡椒、青蒜，而且青蒜要剁成末；煸肉時要加點開水，肉就會嫩；蒸雞蛋羹用溫水調，打出泡沫，蒸出來才滑口。就連臭東西，到了阿姨手下都變成香的了。阿姨自製的臭魚、臭豆腐、臭雞蛋，聞着那叫一個臭，蒼蠅圍着你團團轉。可是吃起來沒治的香啊！我誠心誠意地向阿姨討教過做飯的訣竅，她總是笑話我：“你學不會，你懶地做。”倒是我女兒在外公家吃午飯的那兩年，跟阿婆學了幾手。蔡阿姨教她可比教我當回事。就這幾手，女兒的蒸雞蛋和打雞蛋湯的功夫至今在我和她爸之上。到美國後，我會突然想起阿姨的一道什麼菜，試着做做，女兒在飯桌上就會問：

“媽，你這是哪兒學來的菜譜？”

我說：“阿婆做過這個菜。”

女兒就說：“難怪這麼好吃。”

一到我工作有危機的時候，女兒就說：“媽，你把阿婆做過的菜好好想想，開個蔡阿婆餐館，包準賺錢。”

都說小孩兒吃別人家的飯香。可我女兒從我的朋友家作客回來，總是說：“還是咱家的菜最好吃，誰家的飯也沒咱家的香。”現在女兒有了男朋友，是個美國孩子，也迷上了我家的飯。看來蔡阿姨又多了一個外國崇拜者了。

儘管我如今飯已做得不錯了，可是還是懶得做。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愛下廚房的。就是因為懶，每次回家，總是心安理得地享受阿姨的飯菜，從沒想過要讓她嚐嚐我的手藝。直到阿姨永遠地走了，我才突然感到那麼、那麼地後悔。真的，活到現在，我沒有什麼好後悔的事情，只這一件，刻骨銘心，永遠、永遠地不能原諒自己。

阿姨命苦，她娘家是河南獲嘉縣城關鎮大洛村人，不知怎麼嫁到了武漢，給一個警察做妻子。抗日戰爭爆發時，有個不到三歲的兒子。日本人轟炸武漢時，丈夫帶着他們娘倆逃命。男人上了橋，他們娘倆被擠在了橋下。結果橋被炸了，眼睜睜地看着男人沒了。阿姨和小兒子就留在了漢口。她帶着兒子給人洗衣、打雜糊口。我小時候，愛聽阿姨講她的故事。可是講來講去，從沒有什麼具體內容，只是那句話：“日子真苦啊！”我就永遠記住了阿姨年輕時“真苦”。我就想着阿姨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是個碩大無比的木盆，洗呀、洗呀，永遠洗不完的衣服。十冬臘月，手上是一道道不能癒合的血口子。她的小兒子就蹲在木盆邊乖乖地玩肥皂泡。後來兒子生病死了。阿姨碾轉到了我姥姥家，就一直做了下去。阿姨說，姥姥脾氣可好了，手把手地教她做事。武漢人會做湯，阿姨做湯的功夫大概就是從姥姥那裡學來的。後來有人給阿姨說了個婆家，男人在武漢開着買賣。依稀記得阿姨說過那人也是河南人，老家離阿姨的娘家村並不遠。阿姨結了婚，就離開了姥姥家。沒多久解放了。好象是鎮反運動，她男人不知因為什麼害怕，跳樓自殺了。阿姨不得已回到鄉下的婆家。可是婆婆家又被劃成了地主，家產被村里人分光了。阿姨形容那時的生活，還是同樣說：“日子真苦啊！連被子都沒有一床。東西都被抄走了。”不過阿姨說後來又還回一些，說是搞錯了，給平了反。但是婆婆還是在驚嚇窮困中很快去世了。阿姨本來在婆家就沒有認識的人，這下更是無所依靠。正好我爸爸、媽媽到了北京。媽媽想起阿姨，找到她婆家，把她從鄉下接了出來。阿姨就在我家落了戶。

阿姨自己說，她當年在村里是有名的美人，我可從來沒有覺得她漂亮過。她的鼻子太大，不過直直的；嘴巴也顯太大，不符合“櫻桃小口一點點”的美人標準；眼睛也大，但是是雙眼皮。腳是半放過的小腳。大概就是這雙小腳，讓我永遠看不到阿姨的任何美麗了。我知道那雙腳脫去襪子很可怕。第四個腳指和小腳趾完全折斷了，貼在腳心的一面。而且那雙腳不論怎麼洗，總是很臭。我小時候總忍不住要求阿姨脫下襪子讓我看她的腳。看過後還要趴過去聞聞，然後小手在鼻子前急急地扇着，身子向後縮成一團：“好臭，好臭”阿姨就開心地笑了。這種遊戲我們常玩兒，且樂此不疲。現在想起來，那真是一種很殘酷的遊戲。可是阿姨為什麼從不為那雙永遠殘了的腳傷心呢？

阿姨到北京後，鄉下還是不斷有人來信提親，我因此對鄉下人認為阿姨漂亮也就不大懷疑了。後來據媽媽說，是村裡的黨支部書記讓阿姨動了心。阿姨跟媽媽說好不做了，要回鄉下成家，媽媽同意了。可是阿姨走了沒幾天又回來了。

媽媽問：“怎麼了？”

阿姨說：“那人太醜。” 媽媽就說：“那不能勉強。”

從此，阿姨斷了找男人的念頭。媽媽說：“我們養你的老，你就一直做下去吧。”

可阿姨還是覺得要有個自己的兒子才好。於是，鄉下認阿姨當娘的信就漸漸多了起來。信總是我唸給阿姨，並代她回。阿姨在這些出了五服、沒出五服的侄兒中挑來選去，最後揀中了一個在鄭州上大學的遠房侄兒。但是阿姨謹慎地沒有辦過繼手續，只建立了長期通信的關係。一來二去，這個侄兒露出了馬腳，跟阿姨要錢，還要阿姨在北京給他找工作。阿姨氣壞了。從此不再提找兒子。突然有一天，鄉下來了個丁大姐，是阿姨老姐姐的女兒，說是要給阿姨當過繼女兒。丁大姐在我家住了有日子，老實、本分，就知道幹活。丁大姐走了以後，阿姨家信的收信人就變成了“丁世香”。後來就開始聽阿姨念叨“麥穗”。麥穗也姓丁。我一直沒弄清丁大姐和麥穗的關係。丁大姐是麥穗的姐姐呢，還是就是麥穗本人？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麥穗。後來又有了陳錫友大哥。阿姨說錫友大哥和麥穗是中學的同學，後來考上了大學可一直惦記着麥穗，要娶麥穗。麥穗不漂亮，就覺着自己一個農民配不上大學生，死活不答應。可錫友大哥認準了麥穗，非她不娶。後來麥穗還是嫁給了錫友大哥，到了錫友大哥工作的平頂山礦。錫友大哥後來還成了礦上的領導。81年錫友大哥的孩子也工作了，經濟情況好了，到北京我爸家看阿姨，還採購了一堆衣服給麥穗。那是我第一次見錫友大哥。真是高高大大、憨誠可信的一個漢子。阿姨決定認女兒而不再要兒子的決定是太英明了！阿姨最後在過繼女兒家的晚年非常幸福。那是後話了。

阿姨是我童年最親近的人。我兩歲進了幼兒園，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多一半都是阿姨接我、送我。回到家，又多一半只有阿姨和警衛員在家。我覺得家裡最疼我、親我的就是阿姨。記得有一次媽媽的兩個好朋友，兩位姓徐的阿姨來家作客。媽媽本來說好了，吃完飯帶我和她們一起上街，可到臨出門又變了卦。我真是氣壞了，大哭大鬧起來。可是這一點兒也不起作用。媽媽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我丟在家裡就和朋友們走了。我就開始在地上打滾，從裡屋地上滾到外屋地上。從武漢來家作客的小姨試着給我講道理：“小孩子要聽大人的話，要不不是好孩子。”我更不幹了，“為什麼明明是大人沒理，還要說我不乖？”我把小姨正在椅子腿上纏的毛線亂扯亂拽，弄得一團糟。小姨嚇壞了：

“這丫頭的脾氣了得！”

阿姨說：“不怪孩子，她媽媽總是說話不算話。”

阿姨把我從地上扶起來，耐心地哄我：“我知道你委屈，是你媽不好。你媽不帶你出去，阿姨帶你出去玩兒。”阿姨領着我在家的附近轉啊，轉啊，最後碰上了個賣燙糖人兒的。燙糖人兒是一種糖稀做的糖玩具。可以看着玩兒，也可以吃。賣燙糖人的挑着一付挑子。一邊是一個小火爐，一邊是裝糖稀的鍋和工具。遇到有人要買燙糖人兒，就放下挑子，把鍋架在火爐上。待糖變成液體狀，就用長竹籤挑起一些糖稀，三翻兩翻，用嘴七吹八吹，糖稀涼了，凝固了，玩藝兒也就做成了。整個兒過程不足一分鐘，看得人眼花繚亂。因為糖稀暴露在北京漫天的風沙里，再加上要用嘴吹，媽媽說不衛生，從來不給我買。看見我的眼睛盯住了燙糖人兒的挑子，阿姨叫住了小販。阿姨問我：“要個什麼樣兒的？”我一下子破涕為笑。在燙糖人兒挑子上插的各種各樣的樣品中看來看去，拿不定主意。

“能多要幾個嗎？”我問阿姨。

“幾個都行。”阿姨說。

記得我要了一個孫悟空還有其他幾個什麼東西。拿在手裡一直捨不得吃。看看天不早，到做飯的時間了。阿姨和我商量：“吃了吧，咱們該回家了。”我乖乖地幾口把燙糖人兒們吃進肚裡。

阿姨說：“可不興告訴你媽媽我們買了燙糖人兒啊。”

我說：“知道。”

心裡滿足極了。覺得比跟我媽媽出去玩兒值多了。覺得只有阿姨順着我的心，把我這個小人當會事兒。

說阿姨把我當回事兒，我還有個好例子。有一次在不該回家的周末，阿姨突然來到幼兒園接我。阿姨告訴園長，我小姨從武漢來了，要接我回家看小姨。園長准了假，我興高采烈地拉着阿姨的手坐車回了家。一進家門就滿屋子跑着找小姨，可連個影兒也沒見。

阿姨笑了：“小姨沒來。你爸媽出差了，我接你回來跟我作伴兒。”

我吃驚得嘴都合不上：“阿姨敢撒這麼大的謊騙幼兒園的園長！”不過心裡實在高興，因為我太想回家了。特別是家裡只有阿姨在，會是多麼自由！那個周末足吃、足玩兒。阿姨接我，不接哥哥有她的道理。因為我不會告訴我媽。而哥哥老實，會向媽媽講實話的。我和阿姨的這種默契配合，一直延續到我長大成人，離家出走。那時，是我幫助阿姨了。

後來，我上了小學。學校在通縣，那時叫通州，還不屬於北京市，坐公共汽車要兩個小時才能到。又是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每兩周，燃料工業部就派專車到學校把我們接回家。記得一共三輛專車。一輛是送到廣安門外的電力部宿舍，一輛是送到北兵馬司的煤炭部宿舍，我是在到六舖炕的石油部宿舍的專車上。因為爸爸所在的水電總局宿舍與石油部是在一起的。不回家的那個周末最難熬。春天還好，生活滿老師會帶着我們到野地里去玩兒，坐在大樹下給我們講狐狸精的故事。冬天就很難過了。宿舍里很冷，我們一個宿舍十幾個人，就各自縮在自己的床上，用棉被裹着，看老師發的小人書。書就那麼幾本，看過幾遍就實在沒什麼味道了。大家就盼着爸爸、媽媽會來看自己。我確確實實盼到過家裡的來人，那不是別人，是我的蔡阿姨。阿姨常常是叫住在操場上碰到的學生，報出我的年級和姓名。那個同學就會飛也似地衝進宿舍樓道，大聲喊：“李南央，你家裡來人看你了！”我就會在一屋子夥伴羨慕的目光簇擁下，從床上一下竄起老高，顧不上提好鞋，就一溜煙地沒影兒了。一出宿舍樓門，就會看見阿姨站在操場上，手中提個草編的提包，笑着沖我招手。我和阿姨就在籃球架下壓架子的大石頭上坐下。暖暖的陽光里，阿姨從提包里一件件地拿出好吃的。我不記得都有什麼了。只記得最好吃的是阿姨給她自己帶的午飯，冰涼冰涼的蔥花餅。我三下五除二一掃而光。吃完了才想起：

“哎呀，阿姨，我把你的午飯吃了，你吃什麼呢？”

阿姨就說：“我不餓，”憐愛地看着我：“孩子真可憐，涼餅有什麼好吃的。一定是平時沒吃的。學校的大師傅沒良心，揩孩子的油。愛吃，下次阿姨還給你帶。”

阿姨從不進我的宿舍。因為她不希望別的同學分吃她給我帶的東西。

我九歲那年，家裡出事了。我不知道具體出了什麼事，只知道爸爸犯了大錯誤，被撤了職，要去北大荒勞改。機關派給爸爸的公務員自然沒了(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後，警衛員換成了公務員)。那時家裡用着兩個阿姨，除了蔡阿姨，還有一個帶着一歲妹妹的金阿姨。媽媽找蔡阿姨談話，告訴她爸爸的工資被減了很多，我們沒有錢雇兩個阿姨了，只能留下她一人。她要做飯，還要帶孩子。可是工錢只能照舊，沒有能力給她長。一家三個孩子，主要靠媽媽一個人的工資，生活要精打細算。

“當然，我們現在是犯了錯誤的人家，”媽媽說，“蔡嫂，你要嫌錢少，嫌我們名聲不好，可以不做，可以換人家。”

媽媽說這些話時我和哥哥都在場。媽媽大概是覺得我們也不小了，應該知道家裡所發生的事情，應該知道家裡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富裕了。

阿姨哭了，說：“范同志，你放心，我不走。沒有工錢也可以，我不能在你們落難時離開這個家。我幫你帶孩子。”

媽媽也哭了。我其實並不真的知道到底怎麼了。但是媽媽、阿姨都哭了，事情一定很糟，我也抹開了眼淚。可是我並不害怕，因為阿姨在。只要阿姨在，我們就吃得上飯。從此，我也有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幫阿姨記帳。我每次從學校回家，就要幫阿姨記下兩個星期里的花銷。阿姨的記性真好，幾分錢、幾分錢的菜，一筆筆背給我，我就一筆筆地記下來，然後打着算盤算。但是對不上帳的時候總是很多。畢竟東西太瑣碎，時間又長，哪能都記住呢。我就給阿姨出主意：“阿姨，你就隨便編一個什麼記上吧。我又不會告訴我媽。”阿姨說：“那不成啊，不能扯謊呀。”我搞不懂，可以騙幼兒園園長，怎麼不能向我媽編瞎話呢？我不知道，在阿姨那兒，這可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往往是阿姨用自己的錢補上對不上帳的那部分才算完事。我真地不明白，媽媽為什麼非要記帳呢？為什麼就不能相信阿姨呢？還有的時候，阿姨會用自己的工錢補貼家裡的花銷。媽媽每個月給阿姨的家用錢是固定的。但是意外多花錢的時候總少不了，比方這個月要訂蜂窩煤、那個月要買冬儲大白菜。遇到這樣的時候，阿姨躊躇着，要不要向我媽多要錢。猶豫來猶豫去，最後還是算了。阿姨說：“你媽要說我不會理家了，還是自己墊上吧。”我那時早沒了小時候敢跟媽媽大發脾氣的勇氣，媽媽日漸暴躁的脾氣，使我儘量躲着她。生怕哪件事做得不對，就會是一頓翻天覆地的混罵。我覺得讓阿姨出錢不對，她的工錢只那麼點。可是我也不敢將錢不夠用的事告訴媽媽。媽媽會說，一家五口全靠我一人的工資，我到哪兒去變錢。文化革命中，媽媽曾被停發過工資，家裡的銀行存款也被悉數沒收。我們第一次經歷了真正沒錢的窘困。媽媽在補發工資後，變得對錢更加斤斤計較。數落我從小到大用了多少錢成了經常性的話題。給我買了東西，會開一張清單，一項項、一共花了多少錢。待你真的按數將錢寄還給她，她又跟你大吵大鬧。我也就始終沒有找到過機會告訴媽媽，阿姨曾一次次地用她不多的工錢，給我們買煤、買菜。阿姨自己也從來沒有提過她當年曾給我們家補貼過多少錢，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錢不夠用，自然是自己不會理財所至，用自己的錢補窟窿，那是補自己的錯，是不能說的。

爸爸出事後不久去了北大荒。媽媽的脾氣壞到極點，常常為一點小事沖阿姨發火。阿姨的日子越來越難過。隨後就是三年困難時期，媽媽的身體越來越差。阿姨會常常天不亮，就扭着一雙小腳，提着籃子去到通往六鋪炕商場的煤渣鋪成的馬路邊，向郊區來的農民手中買田雞、買雞蛋。這種買賣那時是黑市買賣，當然只能在黑暗中進行。往往阿姨提着一籃雞蛋回來的時候，全家還都在睡夢中。阿姨還養了兩隻雞，一隻叫小白，一隻叫小黃。每天除了給人做飯外，阿姨又多了給雞伺候吃的。當雞開始下蛋時，阿姨真高興啊！模着溫溫的蛋殼，小心奕奕地放進籃子裡。一個個的雞蛋都給了媽媽和妹妹，阿姨自己從來不吃一個。阿姨就這麼日復一日地算計，怎麼讓我們吃飽，怎麼讓媽媽和妹妹吃好。除此之外，她還有一件事是不會忘記的，那就是催促我和哥哥給在北大荒的爸爸寫信。我那時在讀小學，並不知道要與爸爸劃清界限，只是貪玩，不愛寫信。阿姨就好言相勸：”你爸一個人在那兒可憐，你給你爸寫封信。”我總是在實在被催不過的情況下，才勉強動筆。我根本不懂，這些家信會給爸爸帶去多麼大的快樂。

我小學畢業那年，阿姨回老家探了一趟親。我擔起了生火、洗衣、做飯、餵雞的責任。才知道阿姨一天到晚是多麼地忙。我不會封火，爐子常常滅。那年的暑假北京天天下雨，煤特別的潮, 就更難點着。我和哥哥弄得滿屋、滿臉的黑煙，就是不見冒火苗。實在沒辦法了， 就跑到一樓小妞姥姥家，把人家爐子裡着着的煤要了，托在簸箕里，三步並做兩步竄到三樓的家裡，放進蜂窩煤爐里，上面再加上引火煤，把火生着。真想阿姨早點回來呀。搬着手指算，總算到了阿姨該回來的日子，不見阿姨的影子。我害怕了，“是不是媽媽對阿姨太不好了，她永遠不回來了呢？那我們可怎麼活呀！”直到阿姨突然出現在家門那天，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真高興。我說：“阿姨，我以為你不要我們了。”一樓的小妞姥姥說：“你可回來了，孩子們遭罪了，吃不上飯。”原來，阿姨的村里發了大水，根本出不了村。她急呀，知道我們會吃不上、喝不上。水稍稍退了，她逼着侄子把她揹到縣城，上了火車回到北京。阿姨說：“傻孩子，我哪能扔下你們孤兒寡母呢。”

但是終於到了阿姨不能不離開我們的那一天。那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水電部的造反派到我家向阿姨出示了“驅逐令”。說是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允許人剝削人的現象再繼續下去，所有的保姆要一律滾回老家去。尤其是黑幫家，就更不能讓人伺候。阿姨經歷過丈夫自殺，抄家沒產，比我們對“革命”有“認識”得多。當天就說一定要走，一天都不能多留。我們匆匆給阿姨辦了轉戶口手續，買了火車票。第二天，哥哥用自行車把阿姨的行李馱到車站發運，我陪阿姨坐公共汽車去北京站。一路上阿姨什麼話也沒說。送阿姨上了火車，看着漸漸遠去的阿姨露在車窗外的臉，我的鼻子酸得不行。阿姨卻沒有給我留下一句話，沒有掉一滴眼淚，“阿姨你心好硬啊。”

阿姨走的第二天上午，造反派又來敲門，擺出的已經是要打人的架式。我們說阿姨走了，回鄉下老家了。他們沒趣地走了。那天有人家的保姆挨了打，聽說造反派出手很重。我才明白阿姨是在逃命，能順利逃出“虎口”，她只有鬆了一口氣，哪裡還有別離的悲傷呢。

後來文革漸漸進入尾聲，媽媽由敵我矛盾轉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從幹校回到北京，又將阿姨接回北京。阿姨到北京那天，我也正從陝西回家探親。打開門看到阿姨，那叫高興啊！阿姨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只是更硬朗了。問她在鄉下可曾吃苦，她說沒有，這幾年過得可好了。村里人選她當了婦女隊長，帶着村裡的女人們下地幹活，唱歌，很開心。只是她在北京大幹部家做事的名聲太大，遠近大大、小小的幹部不斷派人來請她去做事，很煩心。後來公社革委會主任親自來請，請了好幾趟，又送禮，又說好話，軟磨硬泡，實在躲不過，只好去了。阿姨說，這個主任是個造反派，在外沒少幹壞事，不過對她很好，把她當長輩待，家裡錢全交她管，不像我媽一分錢都要記帳。不久前，主任讓對立面給搞倒了，那幫人一天到晚讓她揭發。阿姨對我說：“這個主任不是個好東西，可做傭人的，不能說主人的壞話。”正在被糾纏得難以脫身，接到了我媽的信，就立即動身來了北京。

阿姨還帶給我們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她的第一個丈夫沒有死，還活着！武漢那邊的造反派居然找到鄉下她那裡，向她調查她前夫在武漢當警察的那段歷史。她才知道，她前夫沒有被炸死，而是過了橋。多少年打聽不到他們母子的消息，就又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後來那男人給她去過信，要接阿姨到武漢看看。我問阿姨：“你去了嗎？”阿姨說：“有什麼好去的，他有老婆，有孩子。”可我總是替阿姨有些遺憾，畢竟那男人還是惦記着她的，還是想見見她的。看來那男人當年是愛阿姨的。難怪阿姨那麼恨日本人。在電影上一看到日本人就咬牙切齒。日本人毀了她美滿的家庭，奪去了她的男人和兒子。

阿姨回到我家的時候，我們是住在與別人合住的單元內一間七平米小屋裡。平時只有媽媽和妹妹。我和哥哥回家探親就打地鋪。阿姨來後，媽媽嫌她睡覺打呼嚕，不讓她和自己睡在一間屋內。阿姨每晚只好在廚房用三個凳子搭塊板當床。阿姨來北京的第二年，我又回北京探親。媽媽正好在小湯山療養，我就和阿姨睡在了屋裡。一天，我從小湯山看我媽回來，進門見阿姨傷心地在哭。一問，才知和鄰居發生了爭執，鄰居罵她奴才。起因是為了門廳的地盤。與我們共住一個單元的是一對工程師夫婦，男的原來是我媽媽的下屬，女的是一家工廠的技術員。當初搬家時，機關本來是把單元內的大間給了我們，他們分的是我們住的小間。他們卻搶先搬進大間。分房搬家時，只我一人在北京，能有個放東西、立足之處就已心滿意足，哪還注意什麼大間小間。門廳應該是共用的，一家一半。可鄰居欺我們是下了台的幹部，占了大間還不算，東西也越來越侵入我家的“地盤”。那天他們又搬東西，阿姨看不過，說：“你們不要太不講理。”結果那位女技術員破口大罵：“你這個奴才，主子連張床都不給你一張，你還護主。真是地地道道的可憐的奴才！”

是啊，我媽媽是黑幫，黑幫的女兒我，是狗崽子。甘心伺候黑幫、狗崽子的就更不是人了。在那個人歧視人，人不當人的年代，還有阿姨護着我們。不管我媽怎麼不公平地對待她，她還是護着我媽的利益。你說她是“奴才”，我稱她是“義僕”，這種德行，現在是沒有了，是永遠的文化沉澱了。

不過阿姨反叛過一次。媽媽平反後，在我們與人合住的單元樓前面的一個五層樓的頂層分到了一間也是與人合住單元的房間。那間房間較大，且向陽。所以媽媽和在北京讀書的妹妹就搬進了那一間。阿姨才得以從廚房搬入七平米小間睡覺。可是每天的飯要阿姨在後樓做好，送到前邊的五層樓上。一天三頓，已經六十多歲的阿姨感到吃不消了。而且媽媽對阿姨態度越來越壞，有時到了蠻不講理的程度。飯涼了要罵，不合口味要罵，買錯了東西更要罵。阿姨說：“我不知道怎樣伺候你媽，她才能滿意。”阿姨決心要走了。她向媽媽幾次提出自己實在是不知怎樣才能幹好，換個人吧。媽媽不同意。阿姨又改成要回家探親，媽媽也不准。阿姨是度日如年。就在我結婚回北京探親那年，阿姨對我說：“我老了，實在受不了了，你幫我給河南老家寫封信，把我在這裡的真實情況告訴侄子云成。讓他給你媽寫封信，編個瞎話，就說要分家，一定要我回去處理房子的事。”我說：“阿姨放心，這件事我一定替你辦好。”

回到陝西，我就給阿姨在洛家村的侄子李雲成寫了信。不久就接到阿姨從河南發出的信，說到家了，一切都好，讓我放心。以後媽媽幾次寫信催她辦完事就回北京，阿姨決計再不回去了。可這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阿姨從我姥姥家做起，直到把我們三個孩子看大成人。我們本來說好是要為阿姨養老送終的，卻讓阿姨在忍受不了虐待的情況下走了。雖然阿姨不是我逼走的，但是我從來沒有保護過她。我就和丈夫商量，想把阿姨接到我們在陝西三線工廠的小家養老。丈夫悌忠說：“應該的。”我就給阿姨寫了信。說你到我這兒來吧。你不再是范家的保姆，我和丈夫把你當自家的老人待，你不用幹活了。我們這裡風景好，空氣好，跟鄉下一樣。阿姨立即回了信，說過了年就來。沒想到大年初一一早，車間的生活幹事就來敲門，送來我爸從合肥發的電報：“接中央通知，四日返京。”我立即向車間黨支部書記告假，當天下午就上了回京的火車。沒想到，這一走就是18年。再回去時，已是帶着高中畢業的女兒和先生一起從美國回到魂牽夢繞的麥李西溝“探親”了。那年五月，丈夫也回到了北京。爸爸身邊沒人照料，我們就和爸爸住在一起。局勢這麼快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轉，是誰也沒有想到的，阿姨來我小家的事擱淺了。但是我惦記着她。可是我們和爸爸住在一起，阿姨要來就不能是家裡的長輩，又要做保姆了，不知她是否願意。我就試探着給阿姨寫信說：“我和悌忠都到我爸這兒來了，我爸平反恢復了工作，現在有了房子，想讓你來，不知肯不肯，也不知你敢不敢。我媽畢竟也在北京，她早晚會得到消息的。你不給她做，給我爸做，怕不怕我媽罵你？”阿姨的回信很快就到了。她說沒想到你爸還能平反，今生還能見到他，真是高興極了。說你爸為人好，事兒少，我也知道他的生活習慣，我要來做。正是春節前，爸爸趕緊打發悌忠買了火車票，到河南接阿姨。悌忠在大洛村，雲成一家把他像貴賓似的招待。住的是剛起好的新房，蓋的是新被褥，一村的小孩兒跟在他屁股後頭轉，他領着他們放炮玩兒。過了初二，阿姨就和悌忠上路回北京了。進家門，見到離別了二十年的我爸，阿姨說：“李同志，你受苦了。”爸爸說了聲：“蔡嫂，多少年不見了，你還好吧？”阿姨老淚縱橫。

萬沒想到的是，悌忠和阿姨前腳離了河南，我媽媽拿着她給阿姨辦好的落實政策的進京戶口後腿進了大洛村。李雲成知道老太太的厲害，打死也不敢說實話。只好說阿姨過年串親戚，要過幾日才能回來，心想這就可以把老太太打發了。怎麼也料不到，老太太居然住進縣裡的招待所等。雲成今兒推明兒，明兒推後兒，我媽就是見不着阿姨的人影。她只道阿姨不願意和她走，讓侄子搪塞她。住了幾日，實在等不到，沒辦法只好留下進京戶口手續，說：“蔡嫂回來，讓她來北京找我，我會好好待她的。”泱泱地走了。她絕沒想到阿姨已經在我爸家了。

老太太一離村，雲成趕緊把戶口手續寄給我，信中說：“快想想辦法吧，范同志要是再來，紙里總包不住火。她要鬧起來，我們可實在害怕。”這消息實在是太意外了，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媽會親自到鄉下去接阿姨，還辦了進京戶口，老太太知道事情真相後的怒火是絕對不難想象的。阿姨嚇壞了。我爸也緊張：“你媽那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她萬一打上門來可怎麼辦？”我想了想：“有辦法。俗話說‘橫的怕不要命的’。我媽一直覺得悌忠是個工人子弟，而工人家的孩子都是會動粗的，讓悌忠給我媽寫封信吧。她知道悌忠也在這兒，就不會鬧上門了。”悌忠說：“看來只好我做惡人了。”他就按我媽對他的要求以同志相稱--不能稱伯母，那是資產階級的叫法；不能稱阿姨，那是革命隊伍的特權，工人子弟不配；寫了大意如下的一封信：

老范同志：

蔡阿姨已經到了我們這裡。她不願意去你那兒再做了。你過去對她太不好了。請不要再去她老家打擾。

此致，

敬禮！

巴悌忠

我大姨知道了此事，對我說：“現在辦進京戶口有多難！你媽能費這麼大的力氣給蔡嫂落實政策，還自己親自跑到農村去接蔡嫂，她一定是太需要她了。你這是對你媽釜底抽薪，這事做得太絕了。即使蔡嫂不願意給你媽做，你也不應該把她弄到你爸那兒。”

我說：“我們接蔡阿姨在先，這沒有誠心跟我媽作對的意思。再說我這算什麼‘絕’，我媽這輩子對別人做絕的事才多呢。我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過分，再說阿姨有選擇給誰幹的權利。”

雖然我們接阿姨時完全對我媽的想法不知情，但是我媽永遠把這當成我和阿姨對她的合夥報復，更認為巴悌忠用心歹毒，因為她當年沒有同意他和我的婚事，就用“如此下流”的手段報復。由她說，由她想吧，我從來沒為自己做的這件事後悔過，因為阿姨在我爸家過得十分快活。她有了自己獨住的房間，我爸的衣服都是玉珍媽媽洗，飯也是玉珍媽媽和她一起做，吃飯是大家在同一桌上吃，特別是又見到了我爸50年代時的老人兒和常客，大家都記得她，都記得她做飯的手藝。見到阿姨，都是那麼興奮。

我爸50年代的司機老樂伯伯說：“蔡嫂，沒想到我們還能在部長家裡見面啊！我老了，不能給部長開車了。你還能做事，好好照顧部長，他受苦了。”

當年的小陸、小張秘書都已成了老陸、老張了。陸秘書問：“蔡嫂，你還認得我嗎？”阿姨笑得合不攏嘴：“認得，認得。模樣一點沒變，就是老了，沒想到還能再見。”說着說着又抹開了眼淚。

周末玉珍媽媽的兒女來，他們都下廚房，幫阿姨幹這兒、干那兒。我回家，阿姨還是老習慣，什麼都不讓我干，總是說：“跟你爸去聊天吧，不用你做事。”

阿姨在我家干到78歲，死活要回老家，怎麼說都不成。玉珍媽媽說：“我們再請一個 人 ，你什麼都不用幹了。我們給你養老送終。”這樣阿姨還是不同意，阿姨一輩子沒有這麼認過死理兒。那天爸爸的司機開車把阿姨送到車站，阿姨坐了一次部長專車。我陪着阿姨直到火車開。

我說：“阿姨，你可要回來看我們呀。”

阿姨說：“一定要來。”

阿姨在大洛村住了一陣，就被錫友大哥接到平頂山礦。後來阿姨把她在那兒的生活錄了象，作成磁帶，托人捎到北京，說要留給我拿到美國給忙忙和悌忠看。阿姨在那裡種了很大一片菜園，吃自己種的新鮮菜。一大家子在一起做飯。阿姨不再動手，站在一邊指揮。吃飯時，七、八口子圍坐在一張地桌上，阿姨坐首席，還有一隻歡蹦亂跳的大黑狗，整日圍着阿姨轉。阿姨說她晚年很幸福，她在錫友大哥家是一家之主，全家人敬着她，大事由她做主。看了錄像，我懂了阿姨為什麼一定要回鄉下養老。她在我家做了一輩子，我們再怎麼對她好，她根深蒂固地覺得自己是做“僕人”的，是“下人”，這個位置再怎麼也不能變，她得守着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守着她理解的做僕人的規矩。只有到了鄉下，到了過繼給自己的女兒家，她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長輩，是可以發號施令的家長。她這輩子最後能享受到這種做“上人”的尊嚴，她滿意了、知足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阿姨是1997年，我們全家從美國回去給我爸過八十大壽。爸爸特意讓玉珍媽媽的兒子勝利到河南把阿姨接到北京和我們見面。阿姨那次說要和我換美元，我問她要多少。她從貼身的褲兜里掏出一個手絹包，拿出五百元人民幣，說是要給自己湊土葬費。如果她給家裡人留下美元，他們就不會把她火化了。我說：“阿姨我可不跟你換錢，你要用錢，我給你就是了。”這以前我每年的春節都給阿姨寄點美元，那其中總有幾塊女兒給別人彈琴伴奏攢的錢。錢不多，但我知道國外寄到鄉下的錢，會給她在家裡掙足面子。阿姨拿着美元高興地笑了。

阿姨最後是中風癱在床上的。玉珍媽媽打電話給她，她只是哭，說不出一句話。阿姨原來就有血壓高的毛病，老好說：“我不怕死，怎麼死都好，就是別讓我癱在床上。”可偏偏讓她趕上了，所幸拖得並不長。阿姨癱在床上以後，錫友大哥試探着問她：“死後葬在哪兒？”要土葬是阿姨早就交代了的，這大概也是她堅決回鄉下的另一個原因。可是葬在哪兒，卻從來沒有說過。阿姨一直對錫友大哥的問題保持沉默，沒有人知道她想些什麼。直到臨去世的前兩個星期，她最後一次清醒過來，突然清清楚楚地說出了自己第二個丈夫的名字和婆家所在的村名，說死後要葬在丈夫墳邊。錫友大哥趕緊找到那個村子。可是已沒有人知道馮茶英這個人，也沒有人聽說過她的丈夫。幾經打聽，見到了村裡的老人，說：“是有這麼個人，後來去了武漢。不過是埋在村裡的。”錫友大哥居然還真找到了墳頭。就這麼阿姨人生最後的願望得以實現，與丈夫同床長眠了。她是作為錫友大哥一家的長輩，婦人“蔡氏”離開這個世界的。阿姨這輩子只做了“保姆”，可我敬重她勝於自己的母親。沒有她，我的童年不會那樣歡樂；沒有她，女兒忙忙小學的那兩年不會無憂無慮。誰又能說，我爸爸晚年豐碩的成果中沒有蔡嫂的功勞！就連我媽那麼個厲害人，也離不開她。阿姨實在是很了不起的。

阿姨在帶給我的錄像帶里，多次對着鏡頭說：“可惜老了，走不動了，要不真想到美國去看看你們。”我一定要帶着女兒回去給阿姨上墳，給阿姨供上我做的菜。我要跪在墳前對阿姨說：“阿姨你去不了美國看我們，我們回來看你了。我是你帶大的，你疼我、愛我，你比我的母親待我親，你是我可敬的長輩。你生病後，我雖然托朋友給你寄過好多次錢，可是錢不能彌補我沒有孝敬過你的過失。阿姨我對不起你。我以後只要有機會，一定再來看你。一定來……”

二ＯＯ一年五月


後記

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２６日，我和丈夫還有女兒到了新鄉，陳錫友大哥領着我們去給阿姨上了墳。因為不能占耕地，阿姨的墳沒有墳頭，就在一片莊稼地的中間，墓碑躺放在地上。我們給阿姨獻上了在美國做好的花圈，三個人一起給阿姨跪了下去。就在那一刻我失聲痛哭，我才知道我是多麼地想念她，她給我的溫暖從來沒有離開我須臾，我一直把她給我的那份愛當成了母親的愛。那一刻我記起了阿姨拉着我的手上街，給我買燙糖人兒，哄我；恍惚地看到阿姨在東郊小學的操場向我親切地招手，給我摸出她為自己準備的午飯：一塊蔥油餅，憐惜地看着我狼吞虎咽；淚眼模糊地看見阿姨坐在馬凱餐廳的飯桌旁，為了買那一斤不要糧票的米飯，用自己的錢買了一盤菜，自己不吃，疼愛地看着我心滿意足地叭嗒着吃完。我給阿姨連着磕頭，幾乎站不起來，我心裡後悔呵，悔我不曾將阿姨接到自己家讓她享享我的福。女兒抹着眼淚將我扶起，悌忠也是滿眶的淚水。我感謝他和女兒對我的理解，對阿姨的敬重。真希望阿姨在天之靈知道我們來看她了，能夠高興。……

二ＯＯ七年三月二日

摘自《大道學術》

二閒堂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