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3

資料圖片：“我也是”運動成為2018年2月美國紐約時裝周的一個主題 （美聯社）

一年一度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又要到了，首先祝大家節日快樂！今天我們開始播出婦幼論壇三八國際婦女節特別節目，分為上下兩集。這一期播出的上集，將關注中國女性遭受性騷擾卻被政府審查噤聲，以及最近美國發生的反對性騷擾的#MeToo“我也是”運動對中國女權運動的影響。

今年一月份，婦幼論壇曾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博士羅茜茜在微博上實名舉報該校副教授陳小武持續性騷擾多名女學生作了報道。北航官方後來發表處理通報，宣布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屬實，陳小武被開除。

這是繼去年美國好萊塢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新聞曝光後，中國首宗引發廣泛響應的#MeToo“我也是”行動。北航事件之後，又有其它高校大學生公開舉報遭到教師性騷擾的事件，部分高校的學生還發布聯名信，呼籲儘快建立性騷擾防禦機制。置身於這場反性騷擾運動的中國女權活動人士，把自己稱為“打破沉默者”，她們在網上發請願書，呼籲調查性騷擾。

但是，儘管受到美國“我也是”反性騷擾運動的影響，有更多的中國女性開始站出來講出“我也是”，但在中國，女性反性騷擾的道路仍然漫長而艱辛。與美國風起雲湧的# MeToo“我也是”運動相比，要在中國組織一場影響深遠的“我也是”運動，困難重重，因為中國女性不僅要面對男性主導的文化，還要面對執政的共產黨本身。

美國紐約時報駐京記者赫海威最近發自北京的報道說，中國政府顯然擔心社會動盪，他們正在試圖阻礙這項運動，禁止人們在社交媒體上使用諸如“反性騷擾”這樣的詞語，還刪除了呼籲更多保護女性的網上請願書。官員們警告一些活動人士不要公開發聲，並暗示如果她們堅持那樣做的話，她們可能會被視為與外國勢力勾結的叛國者。

紐約時報的報道援引24歲的廣州女權人士張累累的話說，“這麼多真誠又懇切的聲音被噤言，”她在大學生中幫助分發了數十份請願書。

紐約時報的報道稱，這項運動正在考驗中國政府的容忍度。中國政府不許國內發生公民主導的運動，在促進婦女權益方面記錄不佳，而且控制着所有的新聞媒體。雖然美國媒體的調查性報道點燃了美國的“我也是”運動，但在中國，女性只能在網上直接講述她們的故事。

在北京的原中國婦女報總編輯謝麗華女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性騷擾在中國，其實是對婦女整體利益的忽視，她說：“現在中國婦女的訴求和侵害等權益問題，總體上被忽略。（政府）眼光不在這兒，都覺得這個事不是大問題。我認為，性騷擾倒也不是敏感問題，但卻如同對待過去的家庭暴力一樣，認為是小倆口打架不記仇，還有什麼清官難斷家務事之類的，都是對婦女面臨問題的忽略。政府就不覺得性騷擾是對婦女侵害的大問題，頂多是大家議論議論。舉個例子，原來中國公益律師，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郭建梅她們做職場性騷擾的案例，就特別難做下去。不是說敏感，而是不把婦女的事當作一個事。我覺得，普遍來說，就是把婦女的腳都裹起來，人們覺得社會就認可這種事。又比如過去的一夫多妻，也不覺得是個什麼大事情，再演變到婚內的暴力甚至強姦，特別忽略婦女權益。對婦女的性騷擾，大家都覺得是個醜事，女孩子受到性騷擾也覺得自己沒臉見人，無法啟齒，說出來後反而人家說你不正經，覺得你有問題，別人才來騷擾你。”

謝麗華女士說，她小時候上學時，同學們都會去擠公共汽車，尤其夏天的時候，性騷擾現象在公交車上非常普遍：“在公共汽車擁擠的時候，男人就對女孩子進行那些非常惡劣的行動。我有一個同學，從外面回來後，裙子後面就濕了一片。這樣的事發生了，女孩子還不敢說，而且也不好意思說。即使和家長說了，家長也只能說，離他們遠一點，而不把這種事當作權益受侵害而講出去。所以性騷擾在中國可能很普遍，中國如果有一個‘我也是’這樣的運動的話，可以說女孩子從小一直長到大，被性騷擾的比例真是相當高。”

謝麗華女士說，有一次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大家就講到自己作為一個女孩子從小被忽略，以及受到不公平待遇和不平等的現象，她說：“幾乎每個人都能講出這種故事來，包括性別歧視，在自己作為一個女人身上的體現。但是，有了覺悟的時候你覺得是個故事，還能夠去講；沒有這個覺悟的時候，可能就懷疑是不是人人都這樣？就像在家裡遭受了家庭暴力之後回到娘家，娘家也只能說，唉，認命吧，沒有哪家不這樣，哪兒有勺子不碰鍋沿的呀，對性騷擾的看法也是一樣。”

謝麗華女士表示，甚至包括她們這些婦女界的人士，對家庭暴力的認識，也還是在90年代北京世婦會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被提出來。她說：“我們婦女界那時都不覺得是家庭暴力，好像覺得特別嚴重的才是家庭暴力。國外對家庭暴力的定義包括語言的暴力，冷暴力和婚內強姦等等，但在中國，連女性都會覺得這有點小題大做，算不上什麼大事。現在能夠把性騷擾問題提出來，很有意思。”

謝麗華女士指出，讓人深思的是，對婦女的性騷擾和家庭暴力而在中國引發相關運動，或者開始受到人們重視，都是由美國人率先曝光的。她舉例說：“當年教英語的老師李揚和許多中國男人一樣，也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但因為妻子是美國人而被率先曝光。前一段北航原女博士羅茜茜，她也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實名舉報在國內遭受導師性騷擾。也就是說，我們自己的人，能夠勇敢站出來說，這是挺難的。因為羅茜茜站出來了，其他人也站出來跟着說，但能夠暴露名字的卻很少，特別是已經工作、成了家的婦女，就更不願意說了，說也只能隱姓埋名。我不知道這個過程能有多長，家庭暴力從開始說到立法，差不多有近20年了。前一段湖北的一個婦女在醫院裡被丈夫當眾踢打，下跪而引起公憤。這種事過去可能都沒有人管，覺得是人家的事。現在人們拍成視頻，許多人聲援這個女子，後來這個女子有勇氣提出離婚，婦聯和司法機關也介入。”

謝麗華女士認為，中國有句俗話叫家醜不可外揚，這其中有小家的，有單位的，再上升為國家的，都認為這樣的事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不願意家醜外揚，這是性騷擾問題遭到忽視的關鍵。

在謝麗華女士看來，儘管北航羅茜茜的實名舉報對高校性騷擾的曝光有很大影響，但對文藝界不會有大的觸動，因為文藝界有其自己的潛規則。她說: “文藝界不叫性騷擾，而叫潛規則。就是有規則，也有潛規則，都幾乎成了正常現象。這次在高校里反性騷擾，影響大一些，教委還發了對教師資格認定的通知，這對教授和導師們，還是有觸動。美國好萊塢的演員們能夠把好萊塢著名的大導演拉下馬，但在中國要達到這一步，難度還是非常大。我們這裡的潛規則還包括女性為了得到一些什麼，還是願意被潛規則，因為不這樣做不行，所以大家覺得還是別去攪那個渾水。”謝麗華女士強調說，在中國，你若想成名，一定是會有潛規則跟着你的，大家覺得這樣的事情挺普遍，不會覺得是觸犯法律的嚴重問題，這與整個婦女地位有關。”

謝麗華女士說, 現在中國社會矛盾重重，性騷擾問題要是被政府排順序的話，是排在後邊的。比如現在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貧富差距，城鄉差別，流動人口，經濟上的問題等，被看得更重；而女性遭受家暴，遭受性騷擾以及女童被性侵等問題，都被排在後面。她說，只有把這個事情當成人權問題，才會高度重視起來，但我們現在沒有把這個問題當成人權問題。她說：“過去我們中國婦女報有一個女性權益與人權的版面，後來也不讓提了。其實性騷擾在中國是很嚴重的事情，如果不提到人權這麼一個高度的話，性騷擾等問題就只能是小問題，或根本不是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提到人權的高度，性騷擾問題才能往前排。”

紐約時報的報道援引30歲的黃雪琴 (Sophia Huang Xueqin) 的話說，“‘我也是’運動為我們所有的人敲響了警鐘，”她是中國南方的一名記者，創辦了一個舉報性騷擾的社交媒體平台。她說，“作為個體，我們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但團結起來，我們的力量就大了。”黃雪琴說，她受到一名上司騷擾後，在幾年前辭去她在一家全國性新聞機構的工作。她說，許多女性不好意思公開說出自己的遭遇，因為覺得那是丟臉的事情。她說，“感覺就像是我們仍生活在傳統的時代，女人應該待在家裡相夫教子。”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我也是”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只限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羅茜茜的故事激勵了許多人，一些人把她的故事描述為中國反性騷擾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目前居住在美國的羅茜茜說，為了避免遭到中國政府的抵制，這項運動需要“溫和、小心”，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反性騷擾運動才能得以生存、發展，”

而女權活動人士認為，改變公眾對性騷擾的態度，可能要花幾十年的時間。在中國的許多公司里，女性的工資低於男性，女性常被當助手使用。男同事把女同事變為情人、公開評論女同事長相的事兒時有發生。紐約時報援引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心理學教授張妙清的話說，許多女性不舉報性騷擾，因為中國文化教她們要尊重等級制度。“中國文化不鼓勵人們對上級發表不同意見，”張妙清說，“如果不改變公眾的態度，很難有對性別平等的真正支持。”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中國政府似乎已對越來越多的婦女公開指控性騷擾感到不安。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專門研究女權問題的夏明先生在接受本台採訪時就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說，中國政府在性騷擾問題上的態度非常有意思。不能說中國政府沒有管性騷擾，其實也會管，而且管得出奇地過分，比如說就像嚴打：“80年代嚴打是針對脫衣舞，談戀愛，都可以定為流氓罪，或者傷害婦女罪，有婚前性生活可以定為強姦婦女罪等等，甚至槍斃。可以說，中國政府作了很多不該做的過分的事情。它把這些東西政治化道德化，看成是所謂共產主義國家的道德所不能容忍的，這是中共政權很重要的一個特徵。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喜歡中國婦女自己組織起來發起運動，將女權運動變成社會運動，來自發和能動地推動社會進步，中共對這種公民運動、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是恨之入骨的。”

夏明教授說，這也是為什么女權運動五姐妹要在三年前的三八國際婦女節，號召提升人們的女權意識，因為她們已經認識到性騷擾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危害。而這也是中共為什麼非常反感，一定要打壓女權五姐妹的一個根本原因，這是由中共政權的本質所決定。

夏明教授認為，其實中國的政權就是一群男人寡頭核心，獨裁一切權力，這決定了它不可能容忍女權運動的出現：“然後，中共把女性所有的災難嫁禍於所謂的流氓地痞混混身上。流氓地痞混混的確可能對婦女造成傷害，但這種傷害，遠較在辦公室里，大學裡，在國家機關里，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對央視女主播的傷害，導師對博士生的傷害，紅黃藍幼兒園對幼童的傷害更為嚴重，這些傷害是真正致命的癌症，會形成整個道德體系的崩潰和價值觀的混亂，使小孩子從小就覺得，有權就可以做一切。這是中國的怪現狀。”

在許多法律專家看來，中國有關強姦和性騷擾的法律很模糊，而且取證困難，法院常常不做出支持起訴雇主的女性的判決。雇主也很少對投訴進行調查，或採取有意義的懲罰措施,很多受害者選擇保持沉默。對此，夏明教授評論說： “的確，性騷擾取證不容易，但如果能創造出一個比較公正的環境，讓女性可以公開談論性騷擾。就可以幫助女性提高她們對性騷擾的敏感度，可以更好地去捍衛自己的權利。這也是美國MeToo運動的核心實質。”

紐約時報的報道透露，中國的審查機構最近刪除了一份網上請願書，請願書要求北京大學開設有關不當行為的討論班，成立委員會調查權力濫用的舉報。此外，一家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也在間斷性地屏蔽“我也是中國版”(MeToo China)標籤的使用。為避開審查，中國的學生們已在嘗試使用不同的短語來譴責性騷擾和性攻擊。但紐約時報援引北京的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生肖美麗（音）的話說，該校教授已對一些活動人士發出警告，說她們可能被視為是在幫助“國外敵對勢力”。一些倡導者擔心，如果這場運動的規模變得更大，可能會受到更多來自政府的反對，就如同2015年的三八節，女權五姐妹因為試圖在公交車上散發有關反對性騷擾的傳單，而被北京警方拘留，北京的婦女法律援助中心也被關閉。

為了幫助更多的性騷擾受害者，今年2月1日，中國有十個省份的十三名律師成立了反性騷擾志願律師團，承諾為在校園、職場等遭受性騷擾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和個案支持，幫助受害者維護權利；為高校及用人單位建立反性騷擾機制提供法律建議，協助舉辦反性騷擾講座或培訓，普及反性騷擾的知識和法律；設立專門郵箱接受法律諮詢，嚴格為諮詢者保密，並在收到諮詢後儘快予以回復。

武漢的黃思敏律師是這13位律師之一，我們有幸對她進行了電話採訪，她表示：“我們很支持對反性騷擾有一些更加詳細的規定，以幫助人們來識別性騷擾，以及推廣如何防禦性騷擾，也希望大家都能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識。”

當被問到中國有關性騷擾的法律是否模糊不清？黃思敏律師說： “全社會開始關注性騷擾的話題，現在雖然還沒有關於性騷擾的專門法律和規範，但相信以後會逐漸健全起來。隨着大家的討論，也會出現一些提案，但這不是一時半會的事。”

黃律師希望越來越多的女性朋友能夠積極參與其中，提高法律意識，提高對性騷擾的識別能力。她說，東方觀念比較保守，人們也沒有辦法公開談論自己在性方面的遭遇，且通常會被認為是個人隱私，這也是中國婦女權利發展的障礙。她建議：“我們可以通過對一些個案的討論，包括訴訟，希望能有一些發展和深化。最根本的在於婦女本身認識的提高，如果婦女自己都不知道性騷擾是什麼，或者婦女遭受歧視和不平等的對待，是可以用其它藉口來解釋的，那麼相關的反性騷擾的工作就非常難以開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黃思敏律師表示，開展公眾教育比立法更重要：“因為有些性騷擾個案的發生，其實都是在比較隱蔽的狀態下，難以公開談論。很多受害人多年前受到侵害，但從未有機會來傾訴，討論或者報案求助。”

目前，全球女性反性侵意識進一步覺醒，越來越多性騷擾受害女性開始勇敢說出自己的遭遇。聯合國婦女署執行主任菲姆齊萊·姆蘭博-努卡不久前公開表示，她希望更多有類似經歷的女性勇敢站出來，也希望更多男性不再對性騷擾行為“保持沉默”。

這位聯合國婦女署執行主任還特別提到職場性騷擾問題，認為這一問題需儘快從公司政策及法律層面加以解決。

下次節目我們將播出三八國際婦女節特別節目的下集，就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中國婦女地位排名世界倒數，以及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後女性的地位和權益等諸多問題進行探討。歡迎您屆時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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