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連“信”

黃紀蘇

我寫信一般都是自己一人寫，跟老婆合寫的情況都不記得有過，只是在少之又少的情況下才會跟一些不大認得的人聯署一封信。頭些日子就聯署了這麼一封，為的是幾個年輕人從讀書會走進拘留所的事。這件事我一直關注，關注到這會兒，我想談談與此信相連的兩種“信”：對真相的相信、對立場的信任。

一

先說第一個“信”，真相。有些人認為學生被抓，多半是因為他們犯了罪，比如說拿了中央情報局的錢。根據呢？沒有——也許中情局有錢就是最大的根據。而我估計學生跟中情局沒啥關係，是有過硬根據的：同學們別說拿中情局的錢了，就是在番禺的洗髮屋洗腳屋門口留下一開口痰什麼的，警方還不早跟喜得貴子似的在網上曬大豐收了？但警方先是飢不擇食，給同學們安“非法經營”罪，後來自己也看不下去，又改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作為第三方，我們可以一點不相信學生，但不能一點不相信警方，警方自己都沒提“境外勢力”，咱就別提了，您還以為是幫警方提褲子呢？說到了這兒，就多囉嗦一句，“境外勢力”如今被提到了嚇人的高度，遼寧徵地律師，其實也要具體分析。白求恩、馬克思也是境外勢力，通過中國官方資助了無數中國學者的福特基金會、洪堡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什麼的，都是。

那麼同學們到底怎麼“擾亂社會秩序”了？由於警方什麼都不說，現在只能參考同學們的說法：是因為他們組織了讀書會。而讀書會，不就是說得好聽點兒的聊天麼，怎麼可能把人聊局子裡呢？我跟幾個聊得來的朋友一兩個月也會聊上一次，從拆牆打洞到鬼步舞什麼都聊，每次都佐以紅茶綠茶，終以炸醬麵打滷面。改革開放以來，人民不但可以甩開腮幫子胡吃，還可以發動黃牙床神聊，這當然是社會進步。青年學子聊天下興亡，雖然態度更嚴肅、話題更集中，但也不過就是聊天。因司空見慣的行為而去了天日不見的地方，這的確讓人納悶：不至於吧？至於，但也不止於。原來他們聊當代史的時候，聊到了一道數學題：

根號下那個數字，已刪帖似地從某些時空刪去了。對這樣的刪帖，我是存一定“同情之理解”的。時間倒流到岌岌可危的27、28年前，那個着了魔似的數字真是最好別提，提了對誰都不利。但問題是，快三十年過去了，且不說中國已自信成了什麼樣，只說女兒都熬到了大媽閒時說先帝的階段，還包得捂得跟坐月子似的，真有那必要麼？再說空間，電視台“大聲說出來”欄目不聊那個數字，北京大學“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能力系列講座”不聊那個數字也都罷了，私下裡聊聊總可以吧？私下裡中國人根號里根號外什麼不聊、逮誰不罵呀。如果私人空間裡也不許，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讀者覺着到哪兒就是哪兒吧。我是一個思想相對中庸、行為趨於保守的人，不像很多朋友碰到這種事馬上就聯想到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權利。我只聯想到據說是黨校的規矩：“宣傳有紀律，探討無禁區”。我並不奢求公共空間的“探討無禁區”，我只想保留私人空間的“探討無禁區”。

言論的私人空間，界定起來也清晰也模糊：自己家肯定是私人空間。樓道算麼？公共廁所呢？飯館包間呢？學校教室按說不算私人空間，但只是挪作私用，而且就像很多人常掛嘴上的，“這話咱們關起門說”，學校當局發現不屬正常教學活動，叫停就完了，怎麼能定“聚眾擾亂社會治安”罪呢？如果這個罪名成立，那可真就人人自危了，億萬人都得投案自首，全國現有的看守所關押公檢法系統的工作人員及其親屬都不一定寬裕。

二

再說第二個“信”，立場。我起先不知道涉案同學們的具體政治立場。致番禺警方的信發表出來後，有朋微信跟我打聽“張雲帆是左派麼”，我回答說不知道。“不知道”包含的意思是，此案重點不在“左”“右”。私人空間裡討論《肉蒲團》都應得到法律的保護而不應受國家機器的干涉，前些年忘了是山西還是陝西警方抓一對夫婦在家看黃碟就屬枉法，文革期間我見過類似的場面，不願再見到。當然，如果雲帆他們真是因討論《肉蒲團》被抓，我就不一定真有動力去質詢警方了。雲帆他們這件事，之所以讓我覺得義不容辭，除了人人自危、唇亡齒寒的感覺，還因為對他們基本立場的認同。雖然不知道他們屬於什麼“主義”什麼“派”，但他們顯然屬於心繫天下的理想青年。如今黑壓壓滿世界精緻和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想的無非玩跟樂，說的淨是房和車。雲帆這些青年的出現足以讓人眼前一亮、心頭一動。還有那幾位青年男女，無論出於友情還是忠於愛情，為營救自己的同學不辭辛勞、不知疲倦，奔走於寒天凍地之間，這讓我想起多年以前、這個季節里、蜂窩煤爐里那幾叢燃成一體的火焰。

後來，雲帆等幾個同學取保候審，加上被通緝的幾位，他們紛紛發表自白，結合自己的身世和經歷，說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即“毛左”、“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是毛左，對毛有不少批評；也算不上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鬧不懂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算“科學”。但我會從某些角度認同它們，比如說，我喜歡向弱者、被壓迫者伸出援手的馬克思主義，而對於被人當作鏡框、梯子或警棍的馬克思主義，我每每感到悲哀。在我看來，雲帆他們頭些年讀書時在北京大學開展的、後來被校方取締的後勤工人生活工作環境調查，才真正延續了《資本論》的血脈。這次涉案的同學大都出身貧寒，父母省吃儉用送他們上大學，肯定是希望他們從此加入精英人群，再別回頭。可這些年輕的讀書人卻帶着階級的自覺重返父母兄弟，和阿姨大叔混在一起，就像歌里唱的，“悲傷着你的悲傷，幸福着你的幸福”。讀書會的組織者徐同學寫到家鄉的困窘，寫到流水線上姐姐蹉跎青春的身影，他最後說：幫助像父母那樣的窮人，是我最好的生活。往年媒體讓我推薦最動人的一句話，我實在懶得回復。今年如果還有人找，我就推薦這一句。

前幾天碰到一位朋友，最近當了人大代表，我問代表們有沒有討論讓成千上萬“低端人口”顛沛流離的清理拆牆打洞。朋友說，沒聽見誰議論這個，不少代表來自大型國有和民營公司，他們更關心清理大廣告牌的事。我真覺得，本該為“低端人口”代言的“左派”還不如這些兩會“代表”忠於職守呢。別看他們平日舉杆旗站工農頭裡，可工農一攤上具體事，他們就連人帶旗無影無蹤。一打聽，不是忙着搜查“漢奸”“帶路黨”，就是聚精會神籌劃“突破第二島鏈”的戰略戰術，要不就是在北大西洋的風裡跟其他彩旗一塊展望22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見了“工農”這個詞兒他們要多親有多親，但遇到具體活人，他們所見多半是“刁民”，所憂後成是“左右民粹”。這些工農的“代表”，不知道淨代表誰了。而雲帆這些“左派”，倒像是有可能真地為那個無聲的階級說話，但這需要我們現在先為這後位或“候審”或“在逃”的青年說說話。這些同學中，我剛剛讀到一位女生顧佳悅的一首《致同路人》。四言詩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的箴銘，這首關於信念的箴言，也許會銘記在當代思想史和詩歌史中：

思我同志，如足如手。

念我工農，誰護誰佑。

牢獄之難，無懼無愁。

眾志成城，解難解憂。

長路暫別，莫失莫忘。

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有些“左”派不想為這後位青年說話，據說是怕“左右合流”。這可能是託詞，也可能是真怕。中國的思想流派，本應是現實世界利益分野在觀念世界的反映，但這麼多年看下來也不盡如此。這“主義”那“主義”之間的不少梁子和破事兒，跟真的無產階級真的資產階級真地沒半毛錢關係。所以我建議怕的朋友找個左右沒人的時候，大聲問問自己究竟是怕什麼？有些人已經成習慣了：每天出門，先左顧右盼，看“右”派去了哪兒，如果人家出胡同東口往南，他們就一定出胡同西口奔北。問題是“右”派進廁所也有進對的時候，人家進了男廁，他們就非進女廁，結果弄得聲名狼藉。秦暉、徐友漁、于建嶸諸位這次願意為幾位同學說話，踐行了自由主義“我雖不…我誓死…”的原則，這個原則我覺得比“凡是敵人…凡是敵人…”的口訣要好。我認為，有希望有未來的社會主義應該包括這樣的原則。我相信雲帆他們這些最新一代的社會主義者，也會這麼想。

20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