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2018-03-06 RFA
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書封面
很多漢族知識分子是六四屠殺之後才覺醒的，他們親歷了六四屠殺才明白共產黨軍隊不是“人民子弟兵”，而是屠夫和劊子手。他們的覺醒來得太遲了，共產黨軍隊對本國民眾以及被殖民的其他民族的屠殺，從其“八一建軍”之後就開始了。而且，他們中大部分人的覺醒是在“半夢半醒之間”——有一次，我參加在華府中共使館門口舉行的紀念六四活動，應邀發表演講，剛剛講到六四屠殺不是例外和偶然，六四屠殺應當與中共對藏人、維吾爾族的屠殺等量齊觀，立即就有人打斷我的發言，一定要反對這種“分裂祖國”的言論。此類所謂的“異議人士”，在以屠殺達成“祖國統一”這一議題上，與使館裡的那些人實在是“殊途同歸”。
中共不僅大肆屠殺尋求獨立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各少數民族，而且採取“以夷制夷”的惡毒策略，挑動少數民族之間自相殘殺。長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幹部韓有仁，打破禁忌，秉筆直書，撰寫了《一場被演沒了的國內戰爭》一書。書中引用了一個重要細節：當時，解放軍宣傳人員尉立青采寫了一篇題為《一等功臣蘭拉科》的報道，主人公蘭拉科系蒙古騎兵機槍射手，他有一手神槍，“挨著腦門給敵人點名，叫誰倒誰就得倒”。有一次，“他和一班副兩個，在溝裡抓了四十名俘虜。據說，這是他一個人衝到敵群裡，端起機槍一聲大喊，嚇得敵人慌了手腳，想抵抗也來不及了”。在玉樹，“他先後作戰五十次，打死打傷和俘敵人一百零三人”——這個殺人數字，快趕上中日戰爭期間“百人斬”競賽的日軍官兵了：一九三七年，日本軍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展開誰先殺滿一百個中國人的競賽，斬殺了一百零六人的向井敏明勝過了斬殺一百零五人的野田毅。中國將殺人如麻的日本軍官視為惡魔，但同樣殺人如草不聞聲的中國官兵不也是惡魔嗎？“一等功臣”蘭拉科所在的騎兵某部二連，“更是一個英雄連隊，在三年平叛中，殲滅叛匪九千餘名”。一個最基礎的軍事建制——連隊，居然屠殺了多達九千名藏人，那麼整場大屠殺究竟殺害了多少藏人呢？
有蒙古血統的我，特別注意到這名蒙古族“戰鬥英雄”及其所屬的蒙古騎兵部隊的“赫赫戰果”，並為此深切傷痛且懺悔。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更以此爲主題寫出《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楊海英是出身南蒙古的蒙古人，從小聽著曾為騎兵的父親講述有關蒙古騎兵的故事。由此，他開始研究在滿洲國時代日本殖民當局訓練的蒙古騎兵的歷史，其中被深深掩蓋的一段是：日本戰敗後，這隻驍勇善戰的軍隊被編入解放軍，並受命出兵西藏「平叛」。當時，毫無軍事經驗的藏人在蒙古騎兵面前猶如待宰羔羊、引頸受戮。再後來，文革期間，南蒙古人遭中共虐殺，手上沾滿藏人鮮血的蒙古騎兵大都遭殘酷清洗，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們自己也視之為殺害藏人而遭受的「天罰」。原本親如一家的蒙古人和藏人，被中共驅使自相殘殺，命運何其悲慘。
「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
五零年代末中共在藏區“平叛”，是以現代化武器如機槍、坦克、飛機乃至化學武器屠殺數十萬藏族牧民，宛如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然而，猶太大屠殺在全球範圍內家喻戶曉，中共屠殺藏族卻不為人知。
韓有仁歷經千辛萬苦，採訪到若干參與那場“國內戰爭”的官兵。比如，參加“玉樹平叛”的士兵老李，在敘述騎十三團和第四百團合圍殲滅“敵人”時，繪聲繪色地說：“這一仗衝傍晚打響，激戰到拂曉，槍聲不斷、炮聲隆隆，信號彈、曳光彈、照明彈此起彼伏。大草原上閃爍之光，瞬間改夜如晝。光電的輝映顯出遠處群山的峰巒疊章，各展雄姿，景色奇特壯觀。”他居然拿還有觀賞美景的閒情逸緻，藏人消逝的生命，在其眼中一錢不值。韓有仁指出，除了戰場、俘虜營以外，還有一個置大量“叛匪”於死地的“黑洞”——那就是以“叛亂罪”被判刑投入監獄的勞改場所的人犯。據官方披露的數字：“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青海省直屬勞改、勞教系統三年‘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非正常死亡高達四萬九千三百零四人，佔總數十六萬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不少就是被關押、被虐待的藏人囚徒。
藏人被屠殺，首要的兇手是以漢人爲主體的共產黨政權，蒙古騎兵則充當幫凶的角色。楊海英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即圍繞蒙古騎兵在藏區的殺戮展開。此前，楊海英寫過《沒有墓碑的草原》一書，描述中共在南蒙古的種族清洗，蒙古人是受害者；而在《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中，蒙古人則半推半就地充當加害者的角色，與藏人同為游牧民族，蒙古人鎮壓藏人似乎更為得心應手。而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也有過與信奉佛教的蒙古人同樣的厄運——先是被共產黨利用作為屠殺藏人的利器，然後又被共產黨擺在刀俎之上，真是：“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
「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當年日本人專門爲蒙古人開設的興安官校的校歌似乎預言著蒙古雄騎與西藏的雙重悲劇命運。儘管烏蘭夫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對少數民族用兵為下策」，反對並抵抗毛澤東武力鎮壓西藏，但由於本民族於滿蒙時代的「對日協力」歷史問題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惱中不得不派出兩個騎兵團「進藏平叛」。楊海英眼見當事人日漸凋零，“不忍青史盡成灰”，採訪到若干在歷次政治整肅中倖存下來的蒙古騎兵官兵及其後人，記錄下了他們痛心疾首的證詞。
楊海英說服一位名叫朋斯克的老人，請他講述遠征西藏的往事。經過多番勸說，老人這才打開關閉半個多世紀的話匣。當時，經過共產黨洗腦宣傳，這些蒙古士兵相信，“凡是藏人全部都是敵人”，「我們的戰鬥方法很簡單。中共空軍首先實施空襲，投下大量的炸彈，造成藏人混亂，步兵則趁機用機關槍向混亂的人群掃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圍圈的藏人，迎接他們的是揮舞洋刀的蒙古騎兵」。到了晚年，老人對那段歷史有了沉痛的反省：“中國藉蒙古人的力量合併了西藏。這是其一。沒什麼能比最優秀的蒙古戰士手握人類最強武器日本刀時，更能發揮可怕的戰鬥力了。而中國人毛澤東利用了這一驚人的戰鬥力。他的陰謀，確實更可怕。第二，烏蘭夫一直保存的這支自滿洲國時代以來的武裝勢力，被中國消耗殆盡了。中國政府絲毫不願意看到手握日本刀的蒙古騎兵的存在。最後，讓蒙古軍隊與西藏人戰鬥，從而在兩個民族之間製造了新的仇恨，離間了少數民族同胞。可謂一石三鳥。”
楊海英又採訪到蒙古人噶丹，噶丹回憶說，他的伯父巴瓦是蒙古騎兵中的神槍手，有一次俘獲了四十多名藏人。就在巴瓦走進帳篷，熬奶茶時，中國軍隊將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巴瓦衝出來抗議說：“繳械者不殺！”可是，中國軍人對其不屑一顧。中國軍隊不僅殺俘虜，也殺婦孺。中國人義正詞嚴地譴責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對自己屠殺更弱勢的民族的暴行，卻從來閉口不提。
這場“國內戰爭”，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屠殺。兩方的實力、武器和技術差異，甚至大於當年西班牙人與印加帝國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八國聯軍與義和團拳匪之間的差異。
“半截子的近代化”與蒙藏兩民族的未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滿洲國和德王蒙古自治政權瓦解之後，繼承蒙古騎馬戰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日本近代軍事思想和訓練的蒙古武士，在被解放軍所整編，清除了其內部的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精英，使之完全成為一支共產黨的「傭兵」部隊。國共內戰時期，這支騎兵部隊參加過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中共建政後三次參加國慶閱兵儀式。朝鮮戰爭時期，蒙古騎兵師團被調遣「支援前線」，緊接著做為“傭兵”被調遣到鎮壓青藏高原的武裝起義中。
楊海英用“傭兵”這個概念指稱被中共控制的蒙古騎兵，其實，蒙古騎兵連“傭兵”的地位都沒有。所謂“傭兵”，必定跟僱傭者之間有一份契約，收取客觀的報酬；在完成合同之後，還可以選擇下一個服務對象，它有相當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是，被改編到解放軍之中的蒙古騎兵，不被信任，被充作炮灰，即便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等待他們的是解除武裝、政治清洗、種族滅絕。與之相比，“傭兵”不知要幸運多少倍！蒙古騎兵的境遇，甚至比不上中世紀伊斯蘭世界中享有種種特權的“奴隸軍隊”馬穆魯克。
蒙藏兩個民族遭遇滅頂之災，最大的原因是他們不幸成為中國的鄰居，惡鄰侵門踏戶，他們走投無路。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蒙藏兩個民族為何未能成功實現現代化？如果實現了現代化，不就擁有對抗中國的實力嗎？本書講述了滿洲國時代蒙古地區的現代化，其標誌是一九三四年興安官校的設立。這所軍校從建立起就達到了很高水準，整個“蒙古世界”——不僅僅是滿洲國的蒙古人，西部德王統治下的蒙古聯盟自治政權，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有志青年都來報考和學習。
然而，就蒙古區域而言，他們在日本的扶持下，只是在軍事領域實現了部分的現代化，整個社會結構並未走向現代化。滿洲國內的蒙古地區進步稍快，德王政權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現代化改革，我在《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書中有專章討論德王改革的成敗得失，其改革成果相當有限。換言之，日本刀固然無比鋒利，但僅有“日本刀”的現代化對蒙古這個民族來說是不夠的。
以西藏而論，辛亥革命之後，西藏取得實質性的獨立地位，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了現代化改革，比如派遣貴族學生到印度和英國留學，聘請歐洲人修建水電站，建立新式軍隊等。然而，這場改革遇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功敗垂成。西藏的封閉、停滯，使得它成為中共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塊肥肉。
可以說，蒙古和西藏都經歷了各自半途而廢的“戊戌變法”。在東亞視野下，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在富國強兵層面上獲得成功，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比日本慢，所以日本打敗了大清帝國和沙俄帝國，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但日本並未完成精神、思想和民主政治層面的現代化，導致此後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蒙古和西藏的現代化又比中國慢，所以後來不幸淪為中國的殖民地。
現代化是任何民族、國家都必然經歷的一場巨大蛻變。抵制近代化的結局是可悲的，如南美和北美的原住民，與優勢文明接觸之後，數十年間人口銳減九成以上。弱者必須奮起直追。這不是爲屠殺者辯護，而是爲弱勢民族尋找未來的出路——直到今天，蒙古和西藏仍面臨著如何推進現代化的難題。
我曾接觸過藏人流亡社群，他們的第二代有不少進入歐美一流大學學習。但迄今為止，還未出現一個藏人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群體。若未來西藏贏得獨立，建設西藏必須要有豐富的人才儲備，流亡藏人社群必須未雨綢繆。十四世達賴喇嘛部分地實現了藏傳佛教的“宗教改革”，但這場改革遠未完成。藏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藏傳佛教，不能只是供西方人茶餘飯後消遣的“心靈雞湯”，藏傳佛教中如何產生現代思想——如同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至今看不到明顯的跡象。南蒙古、東突厥斯坦等急於脫離中國的區域，未來也將面臨同樣的難題。
南蒙古的“五重悲劇”與楊海英的“三重背叛”
楊海英採訪了若干蒙古族的加害者，也採訪了若干藏族的受害者，他如此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的感受：「做筆記的手顫抖，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
本書的最後，總結了蒙古民族的“五重悲劇”：日本對蒙政策的非一慣性，以及日本戰敗導致其未能實現民族獨立；《雅爾達協定》阻礙內外蒙古民族統一；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騙與背叛。至今標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為洗涮歷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國，對同為弱小民族的藏人揮舞洋刀，這是因為「中國人成為南蒙古統治者而造成的悲劇」；遠征西藏歸來的蒙古騎兵被解散，尋求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民族精英喪失殆盡，民族區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從這“五重悲劇”中解脫出來。
作為《沒有墓碑的草原》一書中文譯者的劉燕子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在平靜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壯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時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鐵絲棕毛刷來梳理本民族的污穢——身為一個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並未因為遭受過大屠殺而清白無辜，享有「政治正確」、「普世道德」的赦免權。”楊海英“自揭傷疤”的勇氣，堪比猶太裔思想家漢娜•鄂蘭。漢娜•鄂蘭身為深受猶太同胞愛戴的知識界領袖，且曾擔任「猶太復興委員會」領導工作，在採訪艾希曼審判期間，因為道出了「犧牲者的能動性」，即揭露二戰時期歐洲各猶太社群與納粹合作的事實，幾乎成了猶太社會的「賤民」和「棄兒」。許多猶太知識精英都因此與她絕交，恰巧說明自民族被屠殺的歷史，在前所未有圖騰化的同時，成為禁忌叢生的領域。
楊海英經歷了比漢娜•鄂蘭更艱鉅的“三重背叛”：出身於中國統治下的南蒙古鄂爾多斯草原，卻拒絕“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為“一重背叛”；一九八九年，經歷了六四屠殺的衝擊，放棄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的教職，赴日本留學，又歸化爲日本籍，是爲“二重背叛”；在種族上堅持蒙古族認同，卻又將那段幽暗的民族史曝光於天下，是爲“三重背叛”。儘管“世人皆欲殺”，但本書譯者吉普呼蘭在〈譯者記〉中向其表示感謝與欽佩之情：「對於蒙古人而言，楊海英發出了他們一直不敢發出的聲音，道出了他們至今不敢講的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楊海英超越了特定群體之歷史禁忌，將蒙受的苦難賦予更廣闊的人類記憶內涵，在精神上遏制了黑暗與黑暗對峙、仇恨與仇恨循環的可能。
如何擺脫受害者與加害者兩種身份的盤根錯節、犬牙交錯、苦痛與恥辱的煎熬？從蒙古族的“五重悲劇”和楊海英個人的“三重背叛”中，或許可以找到一把浴火重生的鑰匙。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網編：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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