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決定文明類型的自然環境及文明類型的轉換

我們已經知道了文明社會主要分四種類型，那麼，決定文明類型的

因素有哪些呢？為什麼在有的地方、有的人類文明發展出這種類型，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人類文明則發展出另一種類型呢？究竟是偶然的，還是有什麼因素在其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呢？我認為，一般來說，在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決定某個文明社會類型的主要因素是內部的自然環境及外部的社會環境（與其它人類文明相處的狀態），以及由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所連帶決定的生產生活模式及與其它人類社會交往的行為模式。下面我們就分別來討論一下四種文明類型所賴以產生的幾種主要自然社會環境及其生產和交往模式。

先來看一下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行政型文明。一般來說，地勢較連續平坦、土壤較肥沃、氣候較溫和且文明社會內各鄰近地區的氣候相差不太大的地理環境，比較容易產生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因為在這種地理條件下，一方面，各地物產的差異性不大（產品相對單一），另一方面，人們較易發展種植業，也即定居農業。而這種非流動性，恰好符合了行政系統的管理所要求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且生產上的相對單一性造成了統一指揮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人類社會早期，相對穩定富饒的農業所提供的相對穩定寬裕的賦稅，也極有利於一個行政指揮系統的誕生和維持。同時，富饒的物產又極易引起在周邊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着的其他人類族群的覬覦，而地勢的平坦、無阻隔又使侵略一方的掠奪成本相對較低，所以，在安全防衛方面也有產生一個高效行政指揮系統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以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模式下，行政系統相對較容易在該文明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例如在古埃及、古中國以及古斯巴達等，均是如此。

我們再來看一下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市場型文明。一般來說，在宏觀氣候比較溫和，但地形不連續平坦、不很肥沃，且各地區之間有一定的地理阻隔（如不太寬的海面、不太高的山脈），從而相鄰不同地域間的小氣候及物產差別相對較大的地理環境中，較容易產生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首先，由於生活在不同氣候地域中的人們物產不同，彼此有強烈的相互交換物產的需求，因此市場系統極易發展壯大起來；同時，由於此種環境中各地在種植業上的巨大差異性，以及連帶的商業生產模式的流動性和收入的起伏不定性，又不利於行政系統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最後，各局部地域間的相對隔阻的地理障礙，一方面減少了不同族群因緊密接觸而產生糾紛的可能性，同時也加大了侵略一方的進攻成本、降低了防衛一方的防禦成本，從而最終又相對減輕了安全防衛方面的需要。因此，在這種地理環境和這種生產交往模式下，市場系統較易在該文明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例如古代歐洲的克里特島、腓尼基、希臘各城邦、迦太基，以及日本的早期文明等，均是如此。

我們再來看一下理念—風俗系統占主導地位的理俗型文明。理俗型文明的產生相對較為複雜，但一般來說，在土地寬闊，貧瘠，氣候惡劣、但不同區域間氣候條件相差不大的自然環境中，以及由這種環境所深深制約着的游牧業的生產模式下，相對來說，理俗系統較易在某個文明社會中占居主導地位。原因在於,游牧業的高度的流動性以及物產的貧乏，均不利於一個永久性行政系統的產生和維持；同時，物產的貧乏和不同區域間產品的相對單一性、消費市場的不固定性，也均不利於一個強大市場系統的產生。而相反，環境的極端惡劣，卻使人們較易產生強烈的心理補償訴求，也只有能滿足人們強烈心理補償訴求的理俗系統，才有可能把這些高度散漫的游牧人群凝聚在一起。因此，在這種文明社會中，理俗系統較易占據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例如，生活在沙漠地區的古阿拉伯民族，以及生活在高寒缺氧環境下的西藏民族均創造出了理俗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

但這裡需要說明的有兩點，一方面，如果某個文明社會雖然自然環境較優越，但其總是被周邊強大的其他人類族群所侵略、所征服，總是生活在受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那麼，這樣的文明社會也有可能產生出理俗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因為，在這種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他們同樣有着強大的心理補償訴求。例如產生於較好氣候條件下的猶太文明（先受埃及、後受羅馬的壓迫）及印度文明（先後受到雅利安人、馬其頓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以及阿富汗人的入侵），就是因為這種惡劣的“社會環境”的原因而產生出了理俗型文明。另一方面，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游牧族群，如果在他們的周圍存在着相對較為弱小（指軍事上的弱小）的其他人類文明，那麼他們就會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騎兵）而對周邊的人類文明進行掠奪，這樣一來，這個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人類文明就很有可能發展出一種軍事—行政型文明，或軍事—理念型文明。例如生存於較惡劣氣候環境下的匈奴文明、蒙古文明、阿拉伯文明即是這樣。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風俗型文明。我們這裡所說的風俗型文明，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這個文明社會中，雖然產生了行政系統、市場系統、理念系統，但這些系統的力量始終較弱，不能發展壯大，而原始風俗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一般來說，在古代物產非常富饒、但鄰近地區的人們很少進行來往的環境中，較易產生風俗型文明。道理在於，由於富饒，以掠奪為目的的戰爭就顯得無必要，從而行政系統不易發育成長（即使相鄰的部落之間發生衝突，也大多屬於血親復仇的性質，涉及的範圍和時間都有限）。同樣由於富饒，人們之間彼此進行交換的要求也大大降低，心理補償的訴求更絕無僅有，因此，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都不易發展壯大。在這種情況下，風俗傳統的力量受不到其它社會系統的有力競爭，比較容易長期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例如，在西方入侵前的非洲）。另外，在當代，如果某個人類文明所處的自然環境中地上的物產雖然不富饒，但地下的某類資源卻異常豐富（例如石油），以致人們可以無所事事而坐享其成，而根本不用考慮進行什麼重大的改革（即：沒有不斷調整改變行政命令的壓力，也沒有市場競爭的壓力），那麼，在這樣的文明社會中，風俗傳統的力量也將繼續保持着一種異常強大的影響力。

以上我們討論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文明社會類型的影響，如果仍然拿汽車來做比喻，那麼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一輛長期行駛在上坡路環境中的汽車，它的發動機系統（市場系統）一定會變得強大；而一輛長期行駛在下坡路環境中的汽車，它的剎車系統（行政系統）一定會變得強大；相對應地，一輛長期行駛在複雜彎路環境中的汽車，它的方向盤系統也一定會變得強勢。文明社會類型的選擇，道理是一樣的。

任何一個文明社會，其類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發生轉化的。所謂文明類型的轉化，即：由甲社會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轉變為由乙社會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例如，由行政型文明轉化為市場型文明，或由風俗型文明轉化為理俗型文明，等等。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時有發生。一般有兩方面的原因可以促成文明類型的轉變。一個原因是外部的力量。例如，在古代伽太基文明中，是市場系統占據主導地位，但由於被羅馬打敗，整個社會都變成了羅馬社會的一部分，其自然就轉化為同羅馬一樣的由行政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了。再如波斯文明、埃及文明，被伊斯蘭阿拉伯文明徵服占領後，就由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轉變為理俗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了。再比如近代的德國，在二戰之前，為行政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但在二戰中被打敗後，被戰勝國強制改變成了由市場系統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西德）。

文明類型轉化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該文明社會的內部。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一個文明社會中三大社會系統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這個文明社會的類型也將或遲或早發生轉變。例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等，由於得益於十字軍東征所帶來的巨大的商業利益，其市場系統迅速強大起來（表現為美第奇等商業家族勢力的強大），並最終超過了原來強大的理念系統（教會）和行政系統的力量，從而建立起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共和國。再比如17世紀的英國，由於市場系統迅速發展，力量迅速壯大，同時又由於查理一世的個人性格的柔弱而帶來了整個行政系統力量的迅速下降，於是產生了國內革命，整個社會也由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逐漸轉變為市場系統占據主導地位。又如20世紀70年代，由於抗美戰爭的緣故，柬埔寨由理俗系統（佛教）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轉變為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紅色高棉）。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那些剛剛轉型完的國家，由於風俗傳統的巨大慣性，我們往往仍能從它們的身上發現過去文明類型的影子。例如日本，在二戰後基本轉成准市場型國家後，仍存有過去行政文明類型的影響。比如在日本企業的僱傭制中，存在有行政特徵很強的終身制。再比如，日本的行政機構繼續儘量保持其神秘性和非公開性（一個有趣的當代例子是，當日本的著名畫家河童，想實地採訪描畫中曾根首相的辦公室時，就屢遭拒絕。相比之下，河童想描繪美國白宮的總統辦公室，就馬上獲得批准）。又比如，雖然柬埔寨由理俗型文明轉化為行政型文明，但我們依然能從紅色高棉領袖們的身上看出過去理俗型文明的特點。例如其黨內派別鬥爭更殘酷（波爾布特不僅殺死宋成，而且直接殺死他的9個子女）、信奉共產主義也更純粹（解散城市、完全取消貨幣）。

順便在這裡說一句，我們在此規定，如果某個文明社會中發生了一個巨大事變，假如在該事變的前後，文明社會的類型發生了轉變，那麼在本書中，我們一般均稱此次事件為“革命”。如果在該事件之後，文明社會的類型沒有發生變化，但文明社會的形態（何謂“形態”，詳見下一章）發生了變化，我們就稱此次事件為“改革”或“改良”。如果在事件之後既沒有發生文明類型變化，也沒有發生文明形態變化，那麼我們一般稱此類事件為“起事”（中性義）、“起義”（褒義）或“叛亂”（貶義）。顯而易見，革命、改革、起義這三者之間是有着重大區別的，例如，革命前後或改革前後的法律體系的內容將發生較大的實質性的變化，而“起事”、“起義”或“叛亂”前後的法律體系的內容將不會發生大的實質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