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明社會的形態 在上一章的討論中，我們曾把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二戰前）同時歸類為行政型的文明。但我們都知道，在西方文明(市場型文明)的衝擊下，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卻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這是因為，文明社會不僅具有類型,還具有形態。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之所以在與西方交往（包括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特徵，就是因為它們的文明形態不同。 那麼，什麼是文明社會的形態呢？我們這裡所說的文明形態,是指在某一類型的文明社會中，那個占優勢主導地位的社會工具系統，相對於另兩個弱勢社會工具系統，它所占優勢的大小。換句話說，如果說文明社會的類型取決於誰占優勢，那麼，文明社會的形態則取決於其所占優勢的大小。例如，是占相對微弱優勢，還是占絕對優勢或壓倒優勢？一個社會系統是僅占51%的優勢還是占75%的優勢、甚至占有99%的優勢，其所導致的該文明社會的行為特徵也將會有明顯的不同。進一步地，在本章的討論中，我們還將看到，“類型”會對一個文明社會的靜態特徵起主要作用，而“形態”則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動態發展特徵起主要作用。 第一節 文明的三種典型形態及其決定因素 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討論一下文明社會的形態及其分類。為了討論的簡便起見，在某個文明社會中，我們姑且只考慮占強勢主導地位的社會系統相對於另兩類社會系統所占優勢的大小，而暫不考慮另兩類相對弱勢的社會系統彼此之間誰次弱、誰更弱一些。也就是說，我們假定這兩個弱勢系統是等值的。同時，為了討論的簡明起見，我們暫不單獨考慮社會中的風俗系統（即，根據人類歷史的實際情況，把理念系統和風俗系統合併為一個“理俗”系統來考慮），並人為假定整個社會三大社會系統的力量強度的總合值為10。據此，我們把事實上呈連續狀態的文明社會的形態分為以下不連續的簡單的三大類（如圖）： A形態: 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系統的力量為4，另兩個社會系統的力量分別為3。即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力量對比形態為：4:3:3。此時，主導社會系統只占有相對優勢。例如，當其它兩個弱勢系統聯合起來時，它們的總體力量就會超過那個強勢系統了：3+3>4。 B形態: 主導社會系統的力量為6，另兩系統的力量均為2。即三大工具系統的力量對比形態為：6:2:2。此時，強勢系統已占有絕對優勢，即使其它兩個弱勢系統聯合起來，它們的總力量也偏小：2+2<6。 C形態: 主導系統的力量為8,另兩系統的力量各為1，即三大系統的力量對比形態為：8:1:1。此時，主導系統已占有壓倒優勢，另兩個弱勢系統無論聯合與否，它們的力量都已微不足道了。 根據三大社會系統各自的力量的比例，我們可以把A類文明的形態簡稱為433式，B類文明的形態稱為622式，而C類文明的形態稱為811式。 而如果把文明的類型和形態同時考慮在內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粗線條地、簡明地把人類文明社會大致劃分為以下3大類（型）9小種（形態）： 行政433文明，行政622文明，行政811文明； 市場433文明，市場622文明，市場811文明； 理俗433文明，理俗622文明，理俗811文明。 例如，拿中華文明來說：夏商周的中國大致屬於行政433文明，秦漢以至明清，大致屬於行政622文明，而1949年至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致屬於行政811文明，1978年至今，大致介於行政622文明與行政433文明之間。再如歷史上西方的希臘、羅馬（早期）大致屬於市場433文明，羅馬帝國大致屬於行政433文明，中世紀的歐洲大致屬於理俗622（早期）或理俗433（晚期）文明。再來看近當代，歐美從總體上看則大致屬於市場433文明。日本（接觸西方前）大致屬於行政433文明，朝鮮（北）和古巴（1990年前）則屬於行政811文明。而阿拉伯國家大致屬於理俗622文明，伊朗（霍梅尼時期）則大致屬於理俗811文明，印度則大致介於理俗622與理俗433文明之間，等等（具體理由見第三節）。 上面我們劃分了文明形態的分類，那麼這就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有些文明社會形成了這種形態，而另一些文明社會則形成了那種形態呢？換句話說，決定一個文明社會中哪一種社會工具系統能占到主導地位，我們在前面（第九章六節）已經討論過了，但這種主導地位的優勢又會有多大，又取決於哪些因素呢？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得出：行政系統的長處是其嚴密的組織性，行動起來迅速而果斷，對於解決安全問題（戰爭及自然災害）比較擅長，因此，一般來說，在一個戰爭頻發的地區或一個災害頻發的年代中，就會易於發展出行政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類型，並依據戰爭及災害的嚴酷程度而發展出其相應的文明形態。相對應地，生存在環境雖不惡劣、但資源種類相對單調的地區，需要經常與周邊其他人類族群進行物質交換的社會，則較易發展出市場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並依據交換需求的強弱而發展出其相應的文明形態。而那些生活在惡劣環境中（包括自然環境和周邊社會環境），物產既不豐富，心理補償需求又高的社會則更容易發展出理俗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並依據環境惡劣的程度及心理補償需求的強弱而發展出其相應的文明形態。 但三大系統中的強勢社會系統會不會占到絕對優勢或壓倒優勢的地位，並不完全取決於這些長期的、外在的一般因素，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要取決於三大系統本身的一些內在的偶然因素，在短期內（十幾年、幾十年中）這種偶然因素甚至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下面我們就從三大系統本身的某些偶然因素這個角度，來考察一下文明形態的具體生成。 拿行政系統來說，在眾多可供選擇的具體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機制中，如果因為某種偶然原因，人們幸運地很快發現並選擇了組織最為有力、運行效率最高、廉政風險又最低的行政管理方式及規則，而且湊巧，另兩大社會系統同時又相對不太完善，在這種情況下，行政系統就非常容易在該文明社會中占據絕對優勢甚至壓倒優勢。或者，同樣是偶然的，在某一歷史時期，該文明社會的行政系統內部碰巧產生出了一個或連續幾個非常傑出的行政管理天才，那麼，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在該文明社會中行政系統的作用也會急劇上升，甚至占據到絕對優勢的地位（例如法國在路易十四主政時期、拿破崙時期）。但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超強勢地位不太穩固，隨着天才領袖的去世，行政系統又會回降到其原有的位置。當代的例子，例如，1978年之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由於毛澤東個人的原因，行政系統發展到了811這種占絕對壓倒優勢的地位。但隨着毛的去世，行政系統的力量便又開始回落（當然，這裡還有其它的原因）。 再拿理念系統來說，假如某個社會某個時期中純屬偶然地產生出一個理論天才，並創造出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甚至統一了整個理念系統內部各個理論派別的理論體系（或這個理論體系本身並不完善，但恰巧滿足了人們當時的某種心理補償訴求），又由於某種偶然原因使這個理論闡釋系統得以發展出了一個與之相配套的組織體系，而同時另兩大社會系統又恰好十分糟糕，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這個理念系統就會在該文明社會中暫時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例如基督教在歐洲中世紀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以及法國1789-1793年大革命期間各種思想會社相繼輪流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 市場交換系統的情況也是如此。簡單來說，在市場交換系統處於其自身初期發展的簡單物品交換或簡單的小商品生產階段（手工製造、手工工場）時，它的自身力量還十分弱小，不易在一個社會中占據到絕對優勢的地位。但假若因為某種偶然原因，某個市場交換系統由於在貿易商路上突然占據到了有利地位（如13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或由於某種機緣使它迅速發展到大機器、大工廠及大規模商品生產階段，從而能對行政系統的軍事手段（裝備或軍費）產生巨大影響時（例如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英國），若再加上由於某種原因造成國內外市場異常巨大，或競爭對手暫未出現，或者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還沒呈現出來時，市場系統的行動力量就會立即變得十分強大，相比較而言它就有可能在一個社會中占據到絕對優勢、甚至壓倒優勢的地位了（當然，此時社會上沒有劇烈的經濟利益衝突，理念系統暫不需要；而對外戰爭僅靠武器、金錢的優勢就足夠，對強大的行政組織系統也暫不需要）。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來說，若從宏觀的、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對文明社會的結構類別最終起主導作用的因素還是那些一般的、長期起作用的自然生存環境和社會生存環境的因素，而那些偶然性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短暫的，一般來說它們只能短期影響到一個文明社會的形態，而不能長期影響到文明社會的類型。例如，從長期的宏觀發展來看，從整個歐洲文明來考察，其地理環境、社會環境最終決定了市場交換系統要占433式的主導地位（雖然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也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而中華文明的周邊社會環境和自然地理環境，最終決定了行政系統的力量在社會中要占據到622式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