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攝於八連大食堂前

　　1967年12月8日，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生轉折點。這一天，我們懷着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經風雨見世面的崇高理想，從北京奔赴北大荒。這一年，我們十七歲。
　　我們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來年，還有的紮根當地，直到今天。我們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奉獻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張揚了理想與狂熱，度過了百般磨難的蹉跎歲月。每每回憶，都充滿眷戀與遺憾、親切與怨恨相互交織的複雜心情。
　　在那一頁頁的回憶中，常常襲上我們心頭的，就是我們連里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還不少，就在我經歷的六年中，前前後後一共出了七個。
　　俗話說，“天高皇帝遠”，遠離北京數千里，那種令我們有些厭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藥味淡了許多。沒有武鬥，也沒有造反派組織。但是，在那個“突出政治”、“警惕階級鬥爭新動向”、“上綱上線”的年代，哪個地方可以逃脫厄運呢？是啊，只要你有點個性，或者一不留神，就會帶上這個可怕的光環，讓你的命運就此改變。
　　我們還是一個一個地介紹吧。

　　第一個，遺留的反革命：王廷舉

　　我們被分配在綏濱農場第三生產隊，後來改為建設兵團時叫九團八連。不久的一天，連里安排我們在連部附近挖土，和我們一起幹活的是一位老職工（我們對知青來之前的農場職工的稱呼），叫王廷舉。什麼？！“王連舉”？！我們都笑起來，誰都知道，王連舉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叛徒，他倆就差一個字。連里領導說，你們別笑了，王廷舉就是反革命，還是現行的。你們要好好監督他勞動。
　　我們警覺起來，階級鬥爭的“弦”一下子繃緊了。
　　“現行反革命”看起來三十來歲，怎麼當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時，我們見過不少“反革命”，也親自斗過“反革命”，所以並不覺得神秘。一邊幹活，就一邊與王廷舉聊天，加上以後側面打聽，才知道了這個“反革命”的來歷。
　　原來，在那個處處都是“紅海洋”的時代，人人都必須有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這是一個政治道具，早請示、晚匯報、開會、學習甚至吃飯都離不開它。一次，王廷舉漫不經心地翻看這本小書，並且拿支筆隨意寫劃着。他想起毛澤東的詩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就試圖把他寫下來。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寫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麼寫了，寫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寫了詩句作者的名字：毛澤東。連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論。
　　這還了得！王廷舉理所當然地成了現行反革命。他面臨的，必然是調換工作（只能幹“黑五類”干的活）、監督勞動和無休止的批鬥……
　　王廷舉畢竟是我們到農場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個，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並且居然是我們知青中的一個。

　　第二個，寫“反標”的北京女知青

　　記得是到北大荒的頭一年，一天早上起來，發現連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異常。女生宿舍外牆上發現了“反標”！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心頭一沉。好傢夥，階級敵人如此猖狂！當聽到“反標”內容後，更是大吃一驚，居然寫的是——“毛主席萬碎”。
　　什麼人如此膽大？是我們連的，還是過路的？是思想反動，還是精神失常？大家小聲猜測着。
　　連隊馬上緊張起來。領導將全體人員（包括老職工和知青）集中到操場上，需要核對筆跡，以此查出這個寫反標的人。我們排起隊來，一個一個地在指定的紙上寫下指定的字。
　　很快，沒有怎麼費事，寫反標的人就被查出來了，結果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竟然是陸岫罄，我們一起來的北京知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誰也搞不懂，一個根紅苗正在“毛主席身邊”長大的十七八歲的女知青，幹嘛要幹這麼一件不着邊際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為，需要立即專政。
　　批判會，認罪，調換工作，監督勞動……也許是實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階級根源，不知什麼時候，她調到另一連隊，可能壓力會小些吧。
　　現在想來，在那個紅色恐怖年代，政治緊張度極高，一邊是造神運動、狂熱崇拜，一邊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生怕碰到高壓線，許多人為此造成巨大心理壓力，陸岫罄也許就是一種強迫症的表現吧。

　　第三個，因為受批判，他臥軌自殺了

　　從政治標準來說，如果把羅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並不夠格。因為，像他這樣做過錯事、說過錯話、挨過批判的多了去了，但是，他自殺了，臥軌，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農場改為建設兵團後，我們部分男知青經過政治審查組成武裝連隊，並於10月份開進興安嶺打山洞。準確地說，是與解放軍工程兵一起，開鑿國防彈藥倉庫。
　　對於我們豪情萬丈的知青來說，這可真是放飛理想、考驗意志的浪漫而又艱苦的工作啊。在這個叫做“苔青”的山溝里，我們流過汗，受過傷，犧牲過我們的戰友。但是，不應該的，是另一種死亡，李震的自殺。
　　李震是羅北知青，在我們看來，怎麼能算屯墾戍邊的知青？因為羅北就在我們附近一兩百里地兒，不過從家門到家門，不像我們才是遠赴邊疆呢。
　　那個年月，鬥私批修是必修課，一點事也要“上綱（階級鬥爭為綱）上線（毛主席革命路線）”。做點好事都是學習毛選、政治掛帥的結果，作了壞事都是資產階級的腐蝕。
　　1970年冬天裡發生了一件現在看來很小的事情：記不清是誰的手錶丟了。那時沒有幾個人戴手錶，一來是整個社會都物質匱乏，何況我們在山溝里；二來是戴手錶顯得有點資產階級。所以，丟手錶也就成了大事。
　　山溝里只有我們的連隊，與打山洞的兄弟連隊來往也不多，進來個人都稀罕。所以，並不難查。記不起有什麼證據，查來查去，查到了李震頭上。
　　這下完了，大會斗，小會批，查三代，挖老根。連里正愁沒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階級鬥爭搞得不活躍呢。李震當然壓力巨大，無法抬頭。
　　一天早上發現，李震不見了。我們趕緊分頭去找。山凹里，除了我們架起的棉帳篷營地，一片大雪茫茫，他能上哪裡去呢？我們首先沿着山下的鐵路線，各站去詢問。又有人報告，有一行新腳印一直延伸到山那邊，一個排長立刻帶人踏着深雪追上去了。
　　我當時在連部任文書（還是連隊團支部書記），緊張地配合連領導分配任務，搜集情況。大約深夜兩三點，有鐵路局電話通知，在附近車站發現一具屍首，男性，是臥軌被火車壓死的。我心頭一沉：也許就是李震！一分鐘也未耽擱，我們一路乘着臨時借用的卡車來到火車站認屍。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樣冰冷。
　　結論不需再說了。李震，我們同為知識青年，是一個連的兵團戰友，為了一隻說不清的手錶，我們分成了“先進”與“落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在我們都積極地參加“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的運動時，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毀滅了。
　　
　　第四個，蕭東北，也是筆誤

　　同樣是在“苔青”溝里打山洞的時候，事情好像靜悄悄地發生了。有一天，蕭東北來找我，說：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來到我們連的。人很內向，幹活很賣力。我看他沉着臉，灰溜溜的，就問：為什麼？他跟我講起了原委。
　　原來，他出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毛主席著作——黃書”等字樣。至於這些字怎麼跑到一塊去了，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學習會上批判大家“黃書”（那個時候所有描寫愛情的都是黃書），他在做筆記，寫着寫着，把“毛主席著作”和“黃書”連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動話。還好，也許是私下發現的，沒有上報，躲過了批鬥。但是，光榮的知識青年是當不成了，尤其還是在開鑿備戰彈藥倉庫。
　　緊接着，他回到山下連里辦了回京手續。也算歪打正着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後，這件事如何影響着他的命運，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個，有知識、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們儘管在文革發動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們最關心的政治大事。記得剛到連里沒多久，因為私下議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被領導找去談話，這還屬於善意地勸阻。
　　楊惟謹就不同了。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北京鋼鐵學院著名教授，有點個性孤傲。我們下鄉知青那時自發組織了“學馬列小組”，經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換書籍。在當時政治背景下，我們自認為還算有個性了，但楊惟謹的話仍叫我們覺得大膽。她說，林彪說毛主席“五百年出一個”是不對的，說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還高也是不對的。林彪摔死前，全國人民每次吃飯前，都要手搖語錄本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令人驚詫的是，楊惟謹在飯前敬祝儀式上，居然說“敬祝包子萬壽無疆”，因為那頓飯吃包子。這些話在當時，堪稱另類了。不過，這些雖已成為坊間奇談，知青中並不太當回事。
　　“平時開玩笑，運動當材料”。這句政治格言名不虛傳。大約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團部政治處到我連開展“捍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權（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學習班，在學習、討論、揭發、批判中，政治處領導知道了楊惟謹的言論。終於，一個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們還為此內疚：我們都參加了對楊惟謹的大批判會。居然敢於貶低毛主席，攻擊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論，罪名是貨真價實的。最可深挖的，楊惟謹有個“軟肋”，她出生於香港。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甚至馬上可以聯想到“反動”、“特務”。我還記得我當時引為得意的大批判詞：“從楊惟謹出生一睜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港貨。”可見“文革”大批判風格一斑。
　　馬上，楊惟謹不再當農工了，她被派去燒鍋爐。這個今天需要專業審批的崗位，不知為什麼那時卻當作懲罰性的工作。以後，這個有思想、有知識的教授的女兒，因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與當地老職工的兒子結婚了，以後也就喪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顧。後來，聽說又離婚回北京了。再後來，改革開放給了她最後的機會，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第六個，可愛的車老闆，上吊了

　　“快來人哪，樊慶遠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剛起來，就聽到這聲嘶啞的叫喊。我不顧一切地向遠處的舊豬舍跑去。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吊死的人，不敢細看，和一起跑來的人們合力把他

從房梁上放下來，人已經冰涼了。
　　樊慶遠，我們連里趕大車的，東北叫車老闆兒，四十多歲，人樸實中帶點小聰明，外號“飯桶”，我們經常和他開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我們是從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來信中猜到這件事的。他信中說，北京近來氣候異常，而且，信的結尾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卻沒有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我們幾位要好的知青緊張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測和傳播，討論着中國的命運。不知怎的，又被團部政治處知道了，找我們談話——總之，不要傳謠。
　　兩三個月後，“謠言”終於被證實了。從上到下開始傳達林彪謀害毛主席、搶班奪權、倉皇出逃、最後摔死的罪證，開展聲討批判。
　　喊慣了“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的基層百姓們一下子蒙了，整個連里氣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標都反了，弄不清怎麼回事。有人問：“誰？！是不是×彪啊？”記得第一次大會批判，大車班班長、優秀黨員李昌明首先發言，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說：“這個，這個，林彪同志——”發現說錯了，又不知怎麼改。台下木然而又譁然。
　　樊慶遠的禍可闖大了。小組會上，大家都在口口聲聲地聲討“林賊”，他卻莫名其妙地冒出幾句“蟊（毛）賊”。據說有人提醒他，他還接着說。事後大家議論，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學習小組長（一位上海知青）在連里召開的匯報會上說了此事。不由分說，馬上揪出來，誰敢掩蓋這樣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啊！
　　除了批鬥，立即把他從大車班這樣重要的崗位上換下來，調到農工班在場院上監督勞動。
　　樊慶遠死後，有人回憶說：老樊前些天曾問道：這個揚場機的電路是不是一摸就電死啊？
　　就這樣，糊裡糊塗，老樊去了。樸實的老職工啊，他們不懂什麼政治，可是政治卻把他們送上絕路。
　　
　　第七個，開康拜因的大個子，李義

　　批鬥會的目的本來是消滅“反革命”的，卻經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緊張綜合症”吧。這不，除了樊慶遠，又出了一個李義。
　　李義是個山東大個，干機務，專開蘇式的自動聯合收割機（康拜因）。我都記不清事情怎麼發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學習或者批判大會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亂畫，好像是把“反黨集團”幾個字和“中央文革”寫到一起了。其實，他們哪裡知道什麼“幫”啊，“派”的，可是，成天價讓他們學習、發言、揭發、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會上批鬥。既是批鬥，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動機，同事們紛紛揭發平時表現，勞動怎樣，有什麼牢騷話，對工作、領導有什麼不滿。反正不管平常表現如何，到這時，一股腦兒，只有壞的，沒有好的。
　　最不像話的，是把李義他爹拉到大會上批鬥，一個羅鍋小老頭。兩人站在一起，反差極大。記不清是不是發現“出身不純”什麼的，終於找到了階級根源。
　　
　　後記

　　以上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鬥或者組織處理的，其他的因為一點兒問題挨整挨批作檢查就不計其數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時，被吸收進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後來因為我父親被審查，我這個昨日的“革命後代”也就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被“清理”出那個領導小組了。總之，那時每隔一年半載就要來一次冠以新名目的“運動”，只要政治運動不斷，就會不斷揪出“反革命”來。
　　北大荒，對我們來說真是酸甜苦辣，又有着不尋常的人生價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個被無辜批鬥、處理並為此改變了命運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職工和知青戰友時，心中就充滿酸楚。因為，他們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就像我們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無能為力、看到有人打劫傷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樣，我們每個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責任。回想起來，我們以及我們連里那些領導誰是壞人呢？直到今天我們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樸實的連幹部。那麼，這些“反革命”又是怎麼造出來的呢？四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以及我們這個社會不能對此深刻反省，我們怎麼對得起他們被泯滅的人格、鮮血和生命呢？又怎麼能創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會呢？

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