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外交部長王毅在回答記者就中印關係的提問時表示：“中印要龍象共舞，而不是龍象爭鬥”，“中印1+1不僅等於2，更等於11。”王毅的這番表態引起一些印度媒體的正面回應，聯繫到近來印度政府阻止高級官員參加達賴喇嘛流亡紀念活動，以及坊間盛傳的習近平或李克強將於今年訪印的傳聞，觀察家們紛紛表示，2018年或許將看到中印關係的轉折點。

與此同時，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的構架已頗具雛形，以安全合作為基礎的、四國之間更廣泛的聯盟也似乎呼之欲出。按照中國學者的說法，川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戰略”，簡單來說，就是“奧巴馬時代的重返亞太戰略+印度”，既然中巴經濟走廊和中緬油氣管道都避開了馬六甲海峽，直達印度洋沿岸，遏制中國的戰略自然應該擴大到印度洋，而印度是這個區域最具實力的國家，自然成為美日拉攏的對象。

對於這樣一個簡單的拼圖，印度智庫和戰略學者們都非常清楚。然而，無論是印度政府的決策人物還是智囊團里的參謀們，卻沒有人願意明確表示：印度應該堅定不移地加入到美日澳印四國聯盟當中，來對抗中國在印度洋區域逐漸增加的影響力。印度這種三心兩意的態度，不僅與印度歷來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關，也是其為印度國內的經濟現實所左右的結果。

大國地位的重要性

印度一直以成為世界性大國為努力的目標。印度建國之初，開國總理尼赫魯就留下了至今仍影響着印度人民的名言：“印度以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

尼赫魯不僅如此定義了獨立後印度的奮鬥目標，也身體力行地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和領導者，也成為1955年萬隆會議的第一主角。此後的幾十年，儘管印度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沒能躋身世界一流強國的行列，但仍保持着南亞地區的領袖地位。

隨着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印度重新燃起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希望，尤其是莫迪總理上任之後，印度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全球性事務，並制訂了諸如“東向行動”、“香料之路”等旨在將自身影響力提升到超越南亞區域的戰略。

不過，印度希望成為世界性大國的目標，並非與“遏制中國”捆綁在一起的。今年共和日遊行、印度破天荒地邀請東盟十國首腦作為觀禮嘉賓，以及3月6日印度召集了16國海軍在印度洋上舉行的軍事演習，其首要目的都是要彰顯印度的“大國地位”，而並非“對抗中國”。

壓抑的敵意

印度政府視對華外交為印度外交事務的重中之重，印度外交部的幾屆掌門人都曾經是駐華大使，從中即可見一斑。然而，印度人認為，中國將對印外交放在一個不那麼重要的位置上，中印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不對等。新德里“中國研究所”的研究員鄭嘉賓博士（Jabin T. Jacob）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反覆強調：“中國不該忽視印度。”

2015年以來，中國在印度尋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等議題上都投了反對票，中國在印度周邊國家大舉投資從而加強了在南亞的影響力，這一切使得印度對於“後院起火”感到擔心和警惕。尤其是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項目 —— “中巴經濟走廊” —— 通過了印巴爭議的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印度不僅覺得臉面上過不去，而且擔心中國會因為中巴經濟走廊的項目而介入印巴的領土爭端，從而改變克什米爾地區的力量均勢。這些擔心直接導致了印度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抵制。

對於中國日益深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印度的反感可謂越來越強烈，最終在中印洞朗對峙事件中得以爆發。正如印度前外交官、欽奈中國研究中心的贊助人拉加萬（B.S. Raghavan）所指出的：“中國將印度推進美國的懷抱。”

而美國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高級研究員阿約布（Mohammed Ayoob）則用“壓抑的敵意”（Suppressed hostility）來形容印度對中國的態度。阿約布在澳大利亞《戰略家》（The Strategist）網站上撰文指出：印度沒有公開表示加入美日澳印同盟，反映了印度對中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新德里認為北京是其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經濟上、甚至地緣衝突上的原因阻礙了印度公開對中國採取對抗立場。

中國調整對印關係

洞朗對峙後，中國的印度問題專家們紛紛對中國近幾年來的對印政策作出反思，達成的基本共識是，中國在過去“確實忽視了印度”，儘管這種“忽視”源於中印在國際事務中所處的不同地位，以及雙方在區域性問題上的認知差異，但至少，中國在印度最為關切的一系列問題上，沒有給印度這樣一個自視甚高的國家足夠的面子。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葉海林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作出了詳細分析，他指出：“印度希望用洞朗事件扭轉一段時間以來中印關係發展不利於印度的態勢”，“印度的冒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前的中印關係發展作了一個方向性調整。”

葉海林沒有明確提出這種“方向性調整”的具體做法，而是對未來的中印關係發展做了一些“預判性思考”，其中包括中國在邊界問題、西藏問題上的“底線強調”，以及如何削弱印度對自身地緣政治地位下降的擔心。作為中國官方最權威智庫的印度問題專家，葉海林的“思考”必定對中國對印政策的調整起到一定作用，近來兩國關係之間的一些“轉向跡象”很可能是這些“思考”的結果。

據《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報道，2017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到了844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18.63%，其中，印度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大約40%。儘管印度仍是雙邊貿易中存在逆差的一方，但出口的強勁增長讓印度人看到了貿易平衡的可能性。此外，中國成為印度外來投資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中國的手機、汽車配件、工程機械等企業都於去年加大了對印投資力度。

而據印度《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3月4日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可能於今年出訪印度。記者向中國方面的消息人士詢問該消息的可信性，只得到了“再過一陣子就揭曉”的回答。不過，從印度政府限制高級官員參加達賴喇嘛流亡紀念活動一事來看，中印關係正在朝着“化解對立”的方向發展。

不過，中印關係若想達到徹底消除猜忌的信任程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的根本結症在於雙方的邊界爭端，以及因爭端而造成的幾十年的互信缺失。正是這種互信的缺失，使得印度在是否聯合美日澳、對抗中國的問題上不得不留有兩手準備。

朱諾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