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的金項鏈：太平洋兩岸的亞裔文化

Fake Chains: Racial Costuming in Modern Asia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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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哈佛學生喬少華George Qiao的一篇客座文章。

原載： Plan A Magazine， 2018/2/27

翻譯：小樵大夫

一   盛會

中央電視台的2018年春晚節目裡有個以非洲為背景的短劇，我從其中的對話里沒學到什麼。我以前就知道中國的建築承包商一直在肯尼亞修建鐵路，只是不知道鐵路原來一直延伸到了海岸。除此之外，就再沒有什麼新知識了。節目的形式是在模仿NBC喜劇演員吉米法倫的東西，裡邊製造出來一個天真的中國善意大使，讓他與一位希望到中國上大學的非洲女孩陷入了一段浪漫糾纏之中。入迷的觀眾們看到了一出奢靡的歌舞表演，感受到了用中國脫口秀所特有的通過挖苦人來表現的幽默。此外，人們還看到的就是好奇心，一個正在成長成為新興殖民強權的國家所必然隨之而來的好奇心，以及女演員婁乃鳴從幕後走出來時塗滿了她臉上的好奇心。

中國人的想像力就那麼大，全都傾注在了婁所扮演的角色裡：咄咄逼人的母權通過一副假屁股而達到完整體現，滿身油彩和華麗的服飾褶皺把她活活變成了一幅吉卜林夢想中的玩具紙人。她的舞蹈編排和聲音直接取自阿拉班瑪民歌“南方之歌”，整個就是中國人的眼裡脫羅馬化後的遮米瑪大媽牌攤餅的商標人物形象。雖然小品中的其他角色也都小心翼翼的在不同種族間的關係上開發着笑料，並且用非洲女孩的漢語水平帶給人驚喜，但婁飾演的角色卻無疑是觀眾關注的中心，人們看的是她的那些譁眾取寵，缺乏含蓄的模仿。聽到女兒出國留學的志向，婁的愛國熱情頃刻之間爆發，放聲傾訴她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熱愛，換回來開了鍋一般的讚許。

在我看來，中國社會對種族現象的無知與任何其他地方的並無二致。中國人一向以固持己見以及對別人的感受不敏感而著稱，但這並非起源於某種天生的仇恨傾向，而是來自美國新聞媒體不斷以“中國種族主義”為題而發布的頭條新聞，以及他們以白人為主的讀者在消費這些頭條新聞時所發出來的歡呼聲。我想，白人讀到中國種族主義時的感覺一定和我聽到白人同學練習中文時的感覺非常相似。種族和黑人問題都早已經被廣泛視為美國的特產，而中國則被視為非常的“非美國”，因此，中國和黑人種族問題一旦扯在一起就勢必為娛樂開發創造出豐厚的機會。對於白人觀眾來說，亞洲的種族主義屬於一個奇觀，因為亞洲文化里本來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在美國的亞裔自由主義者眼裡，中國電視裡這種對種族主義絲毫不加掩飾的展現簡直令人害怕。如今，我們的族裔維權運動將“亞裔美國人”的範圍擴大得越來越廣泛，並且正在努力與其他族裔形成同盟。聯邦調查局將所有亞洲國際學生標記為間諜的決定遭到了全國各地亞裔人一致的尖銳反擊；針對哈佛大學的反平權訴訟中不時出現種族主義等在平時大學招生錄取競爭中絕不敢提及的敏感字眼； 2016年大選時亞裔美國選民大幅偏向標榜自由的民主黨;  年輕的亞裔美國人甚至像對自己的事一般熱切地支持了“黑人生命重要”的運動。種種這些努力都使我們有別於老一輩，我們的父輩一般都秉持著從家鄉帶來的更為保守的意識形態，就像春晚節目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當強烈的聚光燈照在了在太平洋兩岸同時發生的問題之上時，我們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退縮或者試圖轉移話題。

（亞裔怕事。）人們自然而然地會試圖把對春晚盛會的注意力解釋為只是在渲染某種亞洲的“外國特徵”，而“亞裔美國人”則與“亞洲的亞洲人”必須加以區別看待。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心中的罪責感。沒有人能否認因為日本侵犯美國而將日裔美國人投入監獄是錯誤的;  那麼，亞裔美國人又怎麼會應該對發生在亞洲的種族主義負責？

二  開演

一天晚上，我有機會在波士頓看一個流行的四川嘻哈樂隊“海爾兄弟”的現場表演。等待入場的隊很長，歌迷們都穿著畫滿圖形的套頭衫，昂貴的運動鞋，偶爾還有梳著辮髻的腦袋（黑人辮髻是海爾兄弟的特徵打扮）。我們都很興奮：幾乎從來沒有機會在美國舞台上看到我們自己，尤其是在涉及叛逆或狂熱的場景之下。香煙明滅，音樂爆炸，人們甚至把盒裝的漢堡包隨便遞給身邊的陌生人分享。

在馬路對面，三輛警車駛過街區，沖進一條小巷，去追捕某個沒看見的嫌疑犯。警笛比我們的喇叭聲音大。一瞬間，當警車藍色的燈光閃爍在人們的臉上，映照出蒼白的化妝品時，人們一下子好像凝固不動。那一瞬間，我們清醒了，我們這些揮霍着父母的鈔票卻在party的大學生們從黑暗中暴露出來。然後，警笛聲消失在建築群後面，有人笑了起來，談話又重新恢復了。

場景搞清楚才有意義。海爾兄弟的迷人之處在於他們無可否認的中國特色，比如有點故作聲勢操成都口音的對話，音樂視頻里滿牆的竹子。他們並沒有試圖模仿美國人的外表，就像許多亞裔美國人想努力融入白人文化時所做的那樣。但是他們決定成為所謂的嘻哈音樂明星，以及他們對陷阱擊節與節奏的全盤接受，卻又是直接取自黑人美學。瞧着街上的警車我沒法不聯想到典型的美國嘻哈音樂會外邊必然出現的大批警察，與我要參加的音樂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等着入場，有幾百人，卻根本沒人質疑我們。

我喜歡那場音樂會。海爾兄弟們很有天賦，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隨着現場表演的中文歌詞而尖叫。我相信他們未來會更加成功。即使偽冒的金項鍊放在聚光燈下也可能會發光。

三   定格

我談論海爾兄弟是因為他們能讓亞裔美國人產生個人共鳴。橫跨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他們能夠以自己“亞洲男性”的面貌自在的表達自己，拒絕對社會成見就範，並且讓任何針對他們的種族主義指責閉嘴。他們造就了自己的領地，哪裡都不屬於。成都，以其火辣的烹飪，尖聲尖氣的方言，對環境的保護，再加上新式的陷阱音樂，乃是對傳統中國的現代回應。亞裔美國人，一向尷尬地既難融入白色主導的美國圍牆，又和規規矩矩的亞洲公寓樓尺寸不配。海爾兄弟為我們提供了第三種生存空間：做正宗亞洲人，稍加調整。 

海爾兄弟們之所以成功，以及他們能夠如此吸引人的訣竅在於他們懂得獨善其身。他們的歌詞雖然也是又吼又叫，卻又是在推崇努力工作，歌頌中國文化，同時又對名牌服裝讚美有加。除了對黑人歌手拉馬爾的引用以及脖子上粗大的金項鍊，海爾兄弟儘量以無害的形象示人。要想吸引有錢的，準備讀大學的青少年們，他們不能顯得過於刻苦；如果想讓禁止嘻哈音樂的中國政府允許他們的表演，他們又不能帶有任何顛覆性。他們的風格於是形成，流暢，歌詞甜美，卻沒有什麼內容。

這些描述對今天美國的許多說唱歌手來說同樣適合。美國當代嘻哈音樂的有一半都屬於歌詞無聊而只追求商業效果。海爾兄弟與美國同行的區別在於他們的種族，語言，以及警察記錄。陷於種族警務的網中，黑人嘻哈藝術家和他們的觀眾，多半曾經被捕，曾經被指控，罰款或監禁，罪名包括從在音樂會上引起騷亂到擁有大麻。海爾兄弟演唱會上有那麼多人吸煙，卻沒有警察出現，沒有保安人員在人群裡悄悄地走來走去，也沒有人被戴上手銬。

海爾兄弟進入嘻哈音樂圈完全是他們自己的決定。我沒有資格評說他們是否應該為他們的藝術追求選擇不同的形式。即使有，我也不想。海爾兄弟的決定沒有傷害任何人。真要挑他們表演的刺兒也只有那個馬思唯的辮髻做得實在不怎麼樣。我質疑他們僅僅是因為他們決定選用黑人的藝術形式，並因而在兩個不同的國家形成爆炸式大流行，這種情況有可能引發人們的擔憂，擔憂亞裔美國人在一個充滿文化和政治老鼠競賽的社會中與美國黑人形成摩擦。我非常懷疑“亞裔美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宣稱自己與“亞洲人”分割。如果我們不處理掉從遙遠的彼岸帶來的種族包袱，我們所謂的亞洲力量這一原本脆弱的概念就更不可能持久。

四   進入角色

亞裔和非裔美國人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想象的，都很有故事，可以在電影和音樂中上溯到數十年以前。“為所應為”，”社會威脅續集II”，”尖峰時刻”，”撞車”，以及最近的“高麗棒子”等幾部電影裡面的槍擊和拳斗都有亞裔與黑人的協作；“難民樂隊”，“冰塊”，和“武當派”等打着亞裔招牌的樂隊也都在他們的專輯中助燃着戰火，而“自動機”和“小樹熊”與“時髦智者”等樂隊曾聯合擊敗音樂企業界的白人大佬，“戰車3030”。最近，一名自名”奇嘎”的印度尼西亞小孩還被黑人歌手吉拉請去參與音樂混音。

去年，還有一部喬登比爾導演的電影，“逃出絕命鎮”。這部電影已經被稱為第一部種族主義恐怖片，裡面描述了一名日裔男子參與現代奴隸拍賣，這對於亞裔美國社區簡直具有雙重趣味。電影裡田中裕樹的出現時間一共不到五分鐘，但那段時間已經足以給人留下印象。穿着黑色西裝，手裡端著雞尾酒，使他一看就毫無疑問是外國人。操着濃重的口音對美國種族問題進行笨拙的提問，田中試圖與其他競標者搶購一個在黑人身體之內生存的機會。

比爾塑造的日本男人有很多細節可以挑毛病。他注重打扮，不性感，異國情調過重，不顧及他人的炫富，以及身上那些東亞男人所特有的陳規陋習。這些比喻，不管怎麼陳詞濫調，都並非影片不準確的真正所在。導演最主要的錯誤是他所假設的試圖購買黑人身體的電影角色是一個亞洲人，而不是亞裔美國人。

表面上看，”逃出絕命鎮”這部電影所講述的是關於白人，特別是白人自由主義者，對黑人藝術和黑人身體產生的迷戀，但卻未能承認黑人的人性。美國人知道，無論他們嘴上是否承認，黑色一直是酷的代名詞。亞裔美國人在為我們自己的名聲和意義的鬥爭中逐漸意識到，學酷，無論其意思是什麼，乃是爭取社會接受的一種極佳方式。與此同時，亞洲創造力在美國持續處於窒息狀態也迫使亞裔美國人另尋表達形式。有些人陷入同化主義思想，同時又明知黃色永遠不會變白色。另外有人則帶上粗大的金項鍊，大聲學唱嘻哈音樂，稱自己為“華黑（chiggas）”。亞裔美國人嘗試黑色文化的動機與白人的不同，但可見的產品卻是相同的。所有人心中都駐有田中裕樹。

五   變革

與來自亞洲的國際學生交談時，我們的話題經常會移向種族，因為他們對一個新國家滿懷着好奇。根據我的經驗，至少，“亞洲的亞洲人”比“亞裔美國人”更容易承認自己的無知和說出自己的信仰。我懷疑這是因為他們從未感受到他們因為自己身份而受到過任何帶種族性質的威脅。更廣泛地說，生活在亞洲主流文化中的亞洲人並不曾體驗亞裔美國人所經歷的種族不安全感。對於我們的父輩或是來自外國的朋友，他們從未想過亞洲特徵對幸福感會有什麼損害，而這一感覺卻在不斷的困擾着我和像我一樣的同輩。如果田中想尋求永恆的快樂，他應該尋找的是一個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的身體。

海爾兄弟沒想變成黑人; 他們的審美決定來自精明的市場觀察，什麼好賣什麼不好賣。但是，他們的音樂在美國的背景下播放，在形式上就會被聯想為黑人文化。我不知道我受他們音樂的吸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自對亞洲文化的真正需求，還是僅僅為了試圖擺脫作為亞裔美國人被強加在我身上的刻板身份特徵而去嘗試黑人文化。音樂會等待入場的排隊跨越了兩個街區，說明有那麼多的人都希望嘗試一下逆反文化。

我想說的不是要怎樣積存政治資本，而是想討論亞裔美國人應該如何改變他們有關種族政治的思維。能與其他族裔一起對抗白人霸權當然好，但這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夢想，建立在其實並不存在的信任之上。無論民意調查如何評價亞裔美國人對“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支持，調查最多也就只不過是一個調查。只要我們仍然想在黑人文化中尋找聊天娛樂的話題，我們與黑人的聯盟就不可能牢固；而如果我們再用“文化欣賞”的謊言來試圖包裹這種話題，這聯盟實際上就毫無意義。我很清楚，存在於我內心的不僅僅有田中裕樹， 還有梁彼得（Peter Liang, 誤傷黑人青年的紐約華裔警察）和斗順子（Soon Ja Du, 因誤會而擊斃黑人女孩的洛杉磯韓裔雜貨店老闆娘，觸發92年暴亂的原因之一）。

自我厭惡可能是我們濫用其他種族文化的成因，那麼，真要解決問題不如直接去努力消除毒害我們社區的自我厭惡。為此，我們可以借鑑一下大洋彼岸我們的同胞。兩個亞裔社區居住地之間的距離無疑變得越來越近，通過大學，音樂會舞台以及社交媒體而進行的交流越來越頻繁。雖然其他人可以對亞裔族群之內的多樣性仍然視而不見，但我們卻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多樣性的優越之處。儘管別人可能不想與我們互相了解，甚至侮辱我們優秀的語言，我們之間卻必須進行更親密的相互溝通。

我們之間確實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之處。 對亞裔美國人而言，可以從亞洲的亞洲人那裡體會到在黃皮膚之內舒適的生活並開發創意是什麼意思，而不需要到黑白爭鬥的美國文化中去尋求支持或同情。 而對於亞洲人來說，可以從亞裔美國人身上學習代碼轉換和兩棲文化的生存方式，這些本領使得我們能夠在不同的既定條件下生存並且蓬勃發展，可以適應政治敏感性的變化趨勢。 我們的不安全感是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決之。 一旦我們接受下這一責任，我們就將能夠達到以前難以想象的自我表達與創新。 不再屈從於白色文化，也不再拙劣的仿造黑人文化。 我們會有我們自己的一方生存之地。

如果一切順利，我們甚至可能最終可以同意，留辮子其實讓我們顯得非常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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