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里，其最大破坏性并不仅仅是肤白滥权等信息的屏蔽、作恶观念的灌输、强权的干预，而是对人性、精神、伦理和思维的毁坏。首先，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团体的和睦以及达成门派朋党共识的压力而压制常识，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公共决策。尽管胡绍走了，各种小团体，朋党仍然在为非作歹，所以法规不彰、权力涣散、纲纪不振、有规不循、风气败坏，酷吏当道。第二，行政管理权力度让给“想捞取利益但又不用对医院管理负责的丁祥武等人控制”，并排挤掉某些职工在其中的参与和发言权，其结果只会造成科室管理权力的混乱，而对医院管理效率毫无益处。管理是要将即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以一般性的原则对即时多数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可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尤其是对管理者的权力加以限制。那种急功近利和不择手段的任性管理之危害，这不仅仅是危及医院长远发展的利益，而且始终危及所有人（医患双方）的个人权利和现代生活。第三，有些人认为是药品耗材器械基建这些制度把医护人员贬低为见利忘义的生意人，将本为仁术的神圣医学贬低为“赚钱术”，把一些管理人员变成趋恶共舞如同跗骨之蛆，准确的找到自己和体制的结合点。有人说如果丁祥武不好，那么心内科就做得很好？如果临床做得不好，那么医务处等行政后勤就做得好？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但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实际上，胡绍丁祥武等人的罪恶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抗拒不了诱惑。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当然，医院里还有其他权贵把武汉市第四医院改造成洗钱和提款机，加速自己子女和资本向国外转移。所以与其说某些人怎么不到国外去，不如说医院的某些权贵早已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国外的事实。有足够成熟的情商和经验的医务人员能够到国外或国内升官发财，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是向上献媚无底线，阿谀奉承尽显佞臣本色，一边是向下施恶无底线，张牙舞爪尽显酷吏本色，不过奴才也有被主子抛弃的风险而追悔莫及。总之，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牺牲患者与职工权益、颠覆人伦道德与是非准则的短视病态式发展，给这个医院积下了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