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回憶錄《十年一夢》出版以後，有的讀者在讀後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你們一九六七年在上海發動的‘一月奪權’，究竟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去奪的，還是你們自己的發明創造？”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事實。
我在文革期間最早看到“奪權”這個詞，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這份文件中，毛澤東親自撰寫的一段話：“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當時，我們對毛澤東、黨中央所作的指示、講話，以及發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細摳的，從中學習領會新的精神，所以，學了《通知》，我認為奪權的內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調動”。同年的八月五日，毛澤東又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消息傳來，我認定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以後幾個月，經過北京來上海串連的大學紅衛兵的啟發，又受到從上海調去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動，我就決心起來造反。
毛澤東在生日宴會上肯定上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上海帶領市委寫作班成員宣布造反，召開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會，提出了“火燒陳丕顯（市委第一書記）！揪出曹荻秋（市長）！打倒楊西光（市委候補書記）！砸爛常溪萍（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的口號，毛澤東知道後當即對我們表示支持。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為他祝壽的飯桌上，稱讚了我們提出的這幾個口號，高興地說：“上海的形勢很好，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現在機關幹部也起來了。”
姚文元當場問他：“上海市委強調‘內外有別’，怎麼辦？”
毛澤東回答：“‘內外有別’可以打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市委寫作班，向我傳達了毛澤東的這次講話，並且告訴我最新的精神——毛澤東在祝酒時宣布：“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意味着政治鬥爭要進一步升級了。
我聽了毛澤東的指示，興奮萬分，立刻向寫作班的全體成員作了傳達。我還說：“有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們要在‘全國全面內戰’中立新功！”緊接着，我們抓緊籌備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開的徹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
中央文革調查員張春橋、姚文元來滬
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召開前夕，一月四日的上午，張春橋、姚文元受毛澤東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調查員的身份來到上海。他們在接見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核心成員的時候，說了很多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壞話，對我們籌開的打倒市委大會表示關切，但開始時並沒有提出向市委“奪權”的問題，張春橋倒是一再強調：“你們還是要抓住批判市委這個重點，讓各級當權派去頂在第一線，不要把什麼事都攬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組織撰寫一月六日大會的三項通令的時候，沒有提出“奪權”，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第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級幹部堅守崗位。”
當時，在我的思想認識上，認為還是應當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批判混進黨內、政府內以及各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所以，我們在通令里請求中央改組中共上海市委，撤銷有些人的職務，並沒有想過由自己掌權。我當時還曾和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另一個負責人王承龍一起議論，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書記到上海任職。因為，在我們的固有觀念里，省、市委這一級領導人的任免權一直在黨中央，不能由下邊擅自“奪權”的。
《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
就在張春橋、姚文元剛剛到達上海的同時，發生了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匯報》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宣布“接管”報社，並在一月五日出版了第一張“接管”後的《文匯報》，刊登了“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聯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
由於張春橋、姚文元關照過我，他們到上海來的消息要“暫時保密”，我就沒有告訴《文匯報》的造反派。所以他們不知道張、姚來到上海，反而派人連夜趕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接管”報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結果沒有見到張、姚和其他中央文革的領導，只見了《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就返回上海了。
一月五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號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工總司”負責人的會議結束以後，我收到了“接管”後出版的《文匯報》，我馬上把報紙送給正在東廳休息的張、姚看，他們翻着報紙，感到十分意外。張春橋說：“我們事先不知道這件事啊！”我回答：“他們接管報社沒有和我聯繫。”姚文元很鄭重地說：“這件事我們還需要向中央請示匯報。”說罷，他們就匆匆返回興國路住地向中央寫報告去了。
一月五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緊跟《文匯報》，宣布“接管”報社，還在報上刊登《告讀者書》宣稱：“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對此，張春橋和姚文元仍不表態。
然而，在北京的毛澤東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奪權”的上海兩家報紙，立即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一月八日，他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又說：“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他明確地說：“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
據此，《人民日報》在一月九日轉載了奪權後的《文匯報》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名發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一月八日講話的主要內容。
消息傳來，我們歡欣鼓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對上海“奪權”的支持。張春橋、姚文元這時也表態支持兩報奪權了。當時我想：一個基層新聞、文化單位的權好奪，但對於省、市委一級的大權怎麼奪呢？我心中還沒有底，張、姚也沒有對此作出部署。
《緊急通告》發表前後
這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自從一月六日上海各造反組織聯合召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以後，從各區、縣、局到各基層單位也紛紛召開批判打倒當權派的大會。有些人打着造反的口號，提出了補發工資、提高津貼、提前轉正、發串連費等經濟要求，而各級當權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據市委“經濟上放寬一些，政治上可以爭取主動”的指示，紛紛簽字同意發放錢款和滿足某些人的經濟要求。如此一來，天下大亂，銀行的錢款在幾天中幾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崗位的職工大量外出串連，港口、鐵路的運輸物資嚴重積壓。
有一天晚上，王洪文帶了“工總司”的幾個頭頭來到武康路二號，說是要找張、姚緊急匯報情況。由於只有我知道張、姚在興國路的紅色保密電話的號碼，我就幫王洪文撥通了電話，王洪文匯報說：“剛才到發電廠去，上海只剩下四天剩煤了，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可是，張、姚聽了匯報也毫無辦法。
由於張、姚到上海後曾經面告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結束病假出來工作，並說明這是中央的指示，陳丕顯不得不站到第一線收拾殘局。一月八日，陳丕顯在錦江飯店召開會議，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參加，共同商討制止經濟風的措施。我派寫作班歷史組的朱永嘉代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參加會議。會上，大家嚴厲批判這股經濟主義風是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決定聯合發布一個《緊急通告》，號召全市人民起來煞住經濟主義風，以後並由各造反組織派人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來指揮全市的生產工作。這個通告由朱永嘉起草，先由各組織負責人簽名，由朱永嘉帶回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交我審定。由於通告要交市委印刷廠印二十萬份在全市分發、張貼，就讓陳丕顯在《緊急通告》上簽字。這就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受到嚴厲批判的市委第一書記，在各造反組織聯名批判他的文件上簽字後才能付印，正好說明當時市委一級的權力還沒有完全奪到造反派的手裡。
我把朱永嘉起草的《緊急通告》交給兩報公開發表，並把起草的經過向張春橋、姚文元作了匯報，誰知道挨了張春橋一頓批評，他埋怨說：“你們剛剛搞了一個《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麼又發了一個《緊急通告》，這不亂了套嗎？”我為此惶恐不已，還對朱永嘉說張春橋生氣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毛澤東下令向上海發賀電
還是毛澤東和江青幫了我們的忙。一月十日，江青給毛澤東送了兩份新華社上海分社發去的電訊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毛澤東當天就把這兩份電訊稿批給陳伯達及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在二至三日內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當時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經濟主義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時間都在一月十一日。毛澤東認為《緊急通告》好，因為由群眾組織主動提出來比黨和政府來講要主動，以賀電來支持群眾的創意更能順理成章。這個賀電據《王力回憶錄》和戚本禹的口述，是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痴一起根據毛的講話起草的，然後把賀電拿到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討論。由總理主持會議，參加討論的有康生、李富春、葉劍英、徐向前、江青、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楊成武、肖華，通過後由毛澤東簽發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在《緊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這個賀電創造了幾個“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組織發出賀電；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並列；第一次向全國發出了大聯合奪權的號召：“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上海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從廣播裡得知這份賀電的。張春橋、姚文元興高采烈地通知我：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黨校召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的緊急會議，他們到場，和大家商量如何慶祝中央賀電。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的數十萬人的慶祝大會上，張、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眾場合亮相，通過電視發表了他們文革中來到上海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說。
一月十六日，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中，用黑體字公布了毛澤東總結的上海工人階級、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奪權”的基本經驗：“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樣，我們才明確了毛主席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提出了要求我們向上海市委一級聯合奪權。從此，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一月奪權”的風暴刮向全國。
在中央賀電發表以後，上海的某些群眾組織大搞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爭相奪取市委的領導權，爭着為自己的組織謀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奪權一度陷入困境。由於張春橋、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聯合奪權取得進展。一月十五日，“工總司”二兵團和“上三司”等組織向毛澤東發去電報，建議奪權後由張春橋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擔任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群眾自下而上的提名”，並要張、姚負責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組成名單。這樣，張、姚名正言順地出任新的上海權力機構的領導核心，陳丕顯的第一書記實際上被罷了官。經過張、姚召集各造反組織負責人磋商，上海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建立了新的政權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後，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改名為軍、干、群三結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從我所親歷的事實來看，應當確認：上海“一月奪權”的指導思想是來自毛澤東的，總體指揮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擔任的。在奪權的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充當了組織者、領導者的重要角色。而這個過程又是互動的，即毛澤東以上海為試點，上海的造反組織每有新的動作，毛澤東就立即抓住，作為典型，加以總結，進行指導，並且推廣到全國去。這就是“一月奪權”全過程所顯示的基本特點。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