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夸共产”不是大跃进
没去过农村不知道当时农村的情况而被文人骗了。 农民分田之后一家也就5-10亩地， 北方多些， 南方更少。 北方养三匹马可以拉一挂车，
但是三匹马种5-10亩地的家庭太奢侈， 养马晚上至少要加两次草料，十分辛苦。 更何况多数家庭一头牛也养不起。
贤惠的新媳妇喝舍不得吃饭喝米汤（你年岁小可能没读过这本书），积攒5年也弄不来一头牛。 50年代战争刚结束几年， 壮劳力牲畜都缺，
人民公社正好能解决这个分工合作的问题， 当时是受农民普遍拥护的， 只有刘邓反对。
老弱穷户播种收割都要雇工因为农时不等人（刚生孩子的媳妇冒雨除草伤风病死， 你应该也没看过）。 公社时代自留地里的庄稼长的好是真的， 前提是在公社，主要劳动完成之后，休闲时间放到自留地里种菜。 分田之后，老弱户种地都困难，根本无法把大田也耕种到自留地水平。
遇到灾年就更麻烦， 老弱家庭一般放弃救灾，因为雇工救灾抢回来的粮食不够工钱（如果你知道张金发受雇给老弱家庭种地之前，不给牲口吃草料，要雇工家庭提供草料，牵牲口的滚刀肉也一天不吃饭，等着吃雇主。）这是三自一包导致粮食减产的原因。 曾希圣因为三自一包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人民公社让中国粮食产量增加很多， 这是大跃进的群众思想基础。
实际上大跃进成绩显著，彭德怀也承认成绩显著，8万座水库为以后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 大庆油和鞍钢奠定了工业基础。 
骂大跃进的人都是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当成大跃进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能让毛泽东负责， 因为毛泽东从1958年8月第一次郑州会议， 接下来的武昌会议， 还有1959年初的郑州第二次会议接连强力反左， 浮夸风，共产风， 瞎指挥， 等五风是毛泽东极力批判的。 《刘少奇大刮浮夸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第二次郑州会议，面对刘邓鼓动的官员撒谎抵赖，毛泽东曾经威胁重上井冈山，不怕被开除党籍，不怕当右派也要支持“瞒产私分”。
浮夸风的根子是谁， 文人使劲撒谎， 但是抹不掉这张照片。
文人这几年裁剪裱糊历史，几乎让人相信大跃进就是浮夸风， 大跃进导致粮食减产。 实际上大跃进三年57-59都是丰收年。 59年粮食产量也不低。 浮夸风， 共产风不是大跃进， 而是刘邓为了破坏大跃进干的坏事。 大跃进也没有饿死人， 是包产到户饿死了人。
“曾希圣文革时期检讨说：“强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单干的农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单薄无法抵御自然灾害， 从而造成粮食减产”。 家里如果没有年轻的男劳力， 则无法耕种收割， 特别是南方双抢季节， 孤儿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芜错过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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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从中国农业的发展史看，三自一包与历朝历代的“小农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三自一包从来就不是一个创新，而是一种复古。也可说是一种倒退。不要说现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范围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么先进事物。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却背离了这一方向。
三自一包是大跃进出现波折和困境时的一种回潮。那么是不是三自一包挽救了当时的农业危局呢？在这里我们用一糸列数据和资料，来戮穿这个谎言。
1980年数据，全国大多实行了大包干。粮食产量6364.4亿斤，比1979年的6642.4亿斤减产4.2％。当时已经有人指出这是1962年以来最大的减产年。后来把数据
“纠正”到6411.2亿斤，才把减产率下降到3.48％。 全国大包干第一年就创造了减产的新纪录
。但实际上6364.4亿斤也是大大夸大的。一搞大包干农业就直线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一下子倒退六年，回到了
1975年以前，而决不仅仅减产4.2％。这是有根据的。
据《人民日报》1984年4月27日《亚太地区农业的发展和问题》说：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十七届亚太会议于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开。……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1971至1980十年，亚洲粮食年递增3.5％，81、82两年平均5.2％。这十年亚洲大多数国家粮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长最多的有
、巴基斯坦、印尼、缅甸、菲律宾和中国。
注意：在这十年中，世界上亚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属于增长比较快的，达3.5％，但是比我国1966到1975的3.876％还是要低。
1982年我国的粮食进口量猛增到300多亿斤，1976年进出口相抵不过12亿斤。
1977年减产以后年年猛增，到
1982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粮食进口国，《参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国《科隆新闻报》11.1.文章]《中国敲响警钟：每天出生6万婴儿》说：“中国共11.33682501亿人，……要比80年多养活1.3亿人口，尽管经济取得了发展，今年秋收又创最高纪录
，但人均谷物供应量比10年前还少 。”
从小岗村到滁县，三自一包是福是祸？
早在1977年万里就到滁县推行大包干，可效果怎样呢？笔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编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农业·引子》（见附录）。看到安徽历次搞“责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们吹嘘的相反。1961年滁县就实行了三自一包，结果当年就造成大幅减产。达到历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我们从来没有、也丝毫不准备强调天灾而否定人祸。下面将会看到这个人祸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
大包干的1961年，播种面积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万亩，与1960年比净减了
28.12万亩，超过1960年受灾面积总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干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争的事实。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减产最多的也是安徽省。这就是为什么七千人大会上，刘xx要枪毙曾xi圣的原因。但在曾希圣面前刘xx不得不承认“责任制”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即刘xx同意的）
现在谁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刘xx的政绩，但1966年作检讨时，刘xx确实把责任推卸给下属了。他说：“邓zi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0会0主0义革0命和社0会0主0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圣惨痛地说：“我是被刘xx斗下来的。”
1962年底滁县才开始纠正责任制，1963年播种面积就上升，达76.23万亩，1966年文革开始，上升到82.48万亩。与196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63.3％，年平均增长15.8％；农业总产值增长44.5％，年平均增长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减产的原因是，有些地块，集体有能力组织人种，个人没能力去种了。另一方面。个人对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滁县播种面积立即从1976年的95.78万亩，下降到
87.86万亩。不但滁县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从1976年的1684.2万吨下降到1482.6万吨。为了说明大包干促进了农业大丰收，掩盖严重减产，
当局不得不给安徽调拨了11.34亿斤的救灾小麦，供应人口1108万。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干推行到全国，全国大减产，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只有1453.9万吨。
曾希圣文革时期检讨说：“强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单干的农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单薄无法抵御自然灾害， 从而造成粮食减产”。 家里如果没有年轻的男劳力， 则无法耕种收割， 特别是南方双抢季节， 孤儿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芜错过农时。
其他人分析认为，分田单干导致弃农经商，大面积土地荒芜从而造成粮食减产。前边说的孤儿寡母错过一个农时土地就废了， 只能去经商讨饭或者当雇工。
所以， 分田单干虽然受优势者欢迎， 符合农民自私心态， 但是，造成农业集体减产是有原因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实行的都是分田单干，但是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印对比也能说明问题：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多20%，光、热、水等农业自然条件还要优于中国，49年建国时印度各方面的情况甚至要好于中国。但是印度缺乏土地改革这一环节，一直实行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没有实行过集体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结果印度的粮食产量却长期不足中国的一半，人均粮食消费量更是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甚至还不如
。更为恶劣的是，即使面对这样严峻的吃饭问题，印度居然还每年大量出口粮食，其中就包括向中国出口。
从印度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明显反映印度肯定存在严重的饥荒问题。然而，诡异的是，媒体从未大规模报道，以至于很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印度竟然还长期存在严重的饥荒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