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誇共產”不是大躍進
沒去過農村不知道當時農村的情況而被文人騙了。 農民分田之後一家也就5-10畝地， 北方多些， 南方更少。 北方養三匹馬可以拉一掛車，
但是三匹馬種5-10畝地的家庭太奢侈， 養馬晚上至少要加兩次草料，十分辛苦。 更何況多數家庭一頭牛也養不起。
賢惠的新媳婦喝捨不得吃飯喝米湯（你年歲小可能沒讀過這本書），積攢5年也弄不來一頭牛。 50年代戰爭剛結束幾年， 壯勞力牲畜都缺，
人民公社正好能解決這個分工合作的問題， 當時是受農民普遍擁護的， 只有劉鄧反對。
老弱窮戶播種收割都要僱工因為農時不等人（剛生孩子的媳婦冒雨除草傷風病死， 你應該也沒看過）。 公社時代自留地里的莊稼長的好是真的， 前提是在公社，主要勞動完成之後，休閒時間放到自留地里種菜。 分田之後，老弱戶種地都困難，根本無法把大田也耕種到自留地水平。
遇到災年就更麻煩， 老弱家庭一般放棄救災，因為僱工救災搶回來的糧食不夠工錢（如果你知道張金髮受僱給老弱家庭種地之前，不給牲口吃草料，要僱工家庭提供草料，牽牲口的滾刀肉也一天不吃飯，等着吃雇主。）這是三自一包導致糧食減產的原因。 曾希聖因為三自一包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人民公社讓中國糧食產量增加很多， 這是大躍進的群眾思想基礎。
實際上大躍進成績顯著，彭德懷也承認成績顯著，8萬座水庫為以後糧食增產奠定了基礎， 大慶油和鞍鋼奠定了工業基礎。 
罵大躍進的人都是把浮誇風和共產風當成大躍進了。浮誇風和共產風不能讓毛澤東負責， 因為毛澤東從1958年8月第一次鄭州會議， 接下來的武昌會議， 還有1959年初的鄭州第二次會議接連強力反左， 浮誇風，共產風， 瞎指揮， 等五風是毛澤東極力批判的。 《劉少奇大刮浮誇風 毛澤東一再潑冷水》。 第二次鄭州會議，面對劉鄧鼓動的官員撒謊抵賴，毛澤東曾經威脅重上井岡山，不怕被開除黨籍，不怕當右派也要支持“瞞產私分”。
浮誇風的根子是誰， 文人使勁撒謊， 但是抹不掉這張照片。
文人這幾年裁剪裱糊歷史，幾乎讓人相信大躍進就是浮誇風， 大躍進導致糧食減產。 實際上大躍進三年57-59都是豐收年。 59年糧食產量也不低。 浮誇風， 共產風不是大躍進， 而是劉鄧為了破壞大躍進干的壞事。 大躍進也沒有餓死人， 是包產到戶餓死了人。
“曾希聖文革時期檢討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單幹的農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單薄無法抵禦自然災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 家裡如果沒有年輕的男勞力， 則無法耕種收割， 特別是南方雙搶季節， 孤兒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蕪錯過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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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後，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從中國農業的發展史看，三自一包與歷朝歷代的“小農經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三自一包從來就不是一個創新，而是一種復古。也可說是一種倒退。不要說現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範圍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麼先進事物。當時的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規模化““機械化”。這是農業發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卻背離了這一方向。
三自一包是大躍進出現波折和困境時的一種回潮。那麼是不是三自一包挽救了當時的農業危局呢？在這裡我們用一糸列數據和資料，來戮穿這個謊言。
1980年數據，全國大多實行了大包幹。糧食產量6364.4億斤，比1979年的6642.4億斤減產4.2％。當時已經有人指出這是1962年以來最大的減產年。後來把數據
“糾正”到6411.2億斤，才把減產率下降到3.48％。 全國大包幹第一年就創造了減產的新紀錄
。但實際上6364.4億斤也是大大誇大的。一搞大包幹農業就直線下降，糧食大幅度減產，一下子倒退六年，回到了
1975年以前，而決不僅僅減產4.2％。這是有根據的。
據《人民日報》1984年4月27日《亞太地區農業的發展和問題》說：
聯合國糧農組織第十七屆亞太會議於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開。……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生產持續增長，……1971至1980十年，亞洲糧食年遞增3.5％，81、82兩年平均5.2％。這十年亞洲大多數國家糧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長最多的有
、巴基斯坦、印尼、緬甸、菲律賓和中國。
注意：在這十年中，世界上亞太地區的農業生產是屬於增長比較快的，達3.5％，但是比我國1966到1975的3.876％還是要低。
1982年我國的糧食進口量猛增到300多億斤，1976年進出口相抵不過12億斤。
1977年減產以後年年猛增，到
1982年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糧食進口國，《參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國《科隆新聞報》11.1.文章]《中國敲響警鐘：每天出生6萬嬰兒》說：“中國共11.33682501億人，……要比80年多養活1.3億人口，儘管經濟取得了發展，今年秋收又創最高紀錄
，但人均穀物供應量比10年前還少 。”
從小崗村到滁縣，三自一包是福是禍？
早在1977年萬里就到滁縣推行大包幹，可效果怎樣呢？筆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編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農業·引子》（見附錄）。看到安徽歷次搞“責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們吹噓的相反。1961年滁縣就實行了三自一包，結果當年就造成大幅減產。達到歷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我們從來沒有、也絲毫不準備強調天災而否定人禍。下面將會看到這個人禍不是別的正是“三自一包”。
大包幹的1961年，播種面積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萬畝，與1960年比淨減了
28.12萬畝，超過1960年受災面積總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幹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爭的事實。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減產最多的也是安徽省。這就是為什麼七千人大會上，劉xx要槍斃曾xi聖的原因。但在曾希聖面前劉xx不得不承認“責任制”是“經過中央同意”的（即劉xx同意的）
現在誰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劉xx的政績，但1966年作檢討時，劉xx確實把責任推卸給下屬了。他說：“鄧zi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後，他就在好幾處幹部會議上鼓吹包產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後，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0會0主0義革0命和社0會0主0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聖慘痛地說：“我是被劉xx斗下來的。”
1962年底滁縣才開始糾正責任制，1963年播種面積就上升，達76.23萬畝，1966年文革開始，上升到82.48萬畝。與196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增長63.3％，年平均增長15.8％；農業總產值增長44.5％，年平均增長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減產的原因是，有些地塊，集體有能力組織人種，個人沒能力去種了。另一方面。個人對於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產到戶的第一年，滁縣播種面積立即從1976年的95.78萬畝，下降到
87.86萬畝。不但滁縣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糧食大幅度減產，從1976年的1684.2萬噸下降到1482.6萬噸。為了說明大包幹促進了農業大豐收，掩蓋嚴重減產，
當局不得不給安徽調撥了11.34億斤的救災小麥，供應人口1108萬。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幹推行到全國，全國大減產，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減產，糧食產量只有1453.9萬噸。
曾希聖文革時期檢討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單幹的農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單薄無法抵禦自然災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 家裡如果沒有年輕的男勞力， 則無法耕種收割， 特別是南方雙搶季節， 孤兒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蕪錯過農時。
其他人分析認為，分田單幹導致棄農經商，大面積土地荒蕪從而造成糧食減產。前邊說的孤兒寡母錯過一個農時土地就廢了， 只能去經商討飯或者當僱工。
所以， 分田單幹雖然受優勢者歡迎， 符合農民自私心態， 但是，造成農業集體減產是有原因的。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的都是分田單幹，但是並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中印對比也能說明問題：印度的耕地比中國多20%，光、熱、水等農業自然條件還要優於中國，49年建國時印度各方面的情況甚至要好於中國。但是印度缺乏土地改革這一環節，一直實行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沒有實行過集體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結果印度的糧食產量卻長期不足中國的一半，人均糧食消費量更是僅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甚至還不如
。更為惡劣的是，即使面對這樣嚴峻的吃飯問題，印度居然還每年大量出口糧食，其中就包括向中國出口。
從印度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明顯反映印度肯定存在嚴重的饑荒問題。然而，詭異的是，媒體從未大規模報道，以至於很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印度竟然還長期存在嚴重的饑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