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雅克·埃呂指出，從來沒有得到說理機會的人們，習慣了別人怎麼說，自己就跟着怎麼相信。在不允許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的環境中長大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們非常容易接受宣傳，他們最怕的就是與眾人、與集體、與領導不合拍或意見不同。發生這種情況時，他們會本能地感覺到“孤立”和“不安全”，覺得 “可能會招惹麻煩”。宣傳利用的就是他們的這種焦慮和害怕的感覺。（來源：愛思想）
    然而，容易上當受騙的並不只是那些沒有動腦筋習慣和能力的愚民。19世紀英國作家科爾頓說，“有些騙局布設得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受騙上當。”那些布設巧妙的往往是大謊言，人不容易輕信小謊言，卻很容易相信大謊言。戈培爾就是一個利用人性這一弱點的高手。他對希特勒提出的“說大謊，不說小謊”原則深信不疑，身體力行。小謊很容易揭穿，而謊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納粹說猶太人有統治世界的陰謀，又有誰能夠證明猶太人沒有這樣的陰謀?希特勒說， “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惡，而是本來就人心敗壞。他們頭腦簡單，比較容易上大謊的當，而不是小謊的當。他們自己就經常在小事情上說謊，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說謊。大謊是他們想不出來的，就算是聽到彌天大謊，他們也不能想象能有這麼大的彌天大謊。”（比如毛澤東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時代新型政黨。）
   謊言是一種構築生活世界的偽劣材料，在真假難辨的情況下，被欺騙者會心甘情願地用它來構築自己的生活世界圖景。即使在明白的情況下，告別這樣的生活世界圖景也是很困難的。一個東歐作家說，知識分子的愛國心使他們有了接受專制宣傳的理由，在這些知識分子眼裡，他們那個積弊叢生的國家就像是自己的殘疾兒， “聽到別人提到這孩子的殘疾，他們就會生氣，並出於本能地加以袒護”。前東德《青年世界》雜誌編輯舒特說：“我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就像扣外套的紐扣，第一顆就扣錯了，但要扣到最後一顆，才知道錯了。即便如此，有外套還是比沒外套來得暖和。”
    長期接受和依賴謊言的人們，甚至還有在謊言破滅後，自己也加入到維持謊言中的。1950年代，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費斯汀格偶然讀到一篇報道，題為《來自克萊倫行星的向我們城市的召喚預言：逃離洪水》，說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瑪丁的家庭主婦，她是一個叫“追求者”的地方教派的組織人，她向她的信眾們宣稱，在1955年12月25日，一場洪水將會摧毀世界，而外星人會駕着飛碟來解救他們，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費斯汀格隨後和他的學生來到這個地區，潛伏在這些信徒中觀察他們的行為。費斯汀格後來在與他人合著出版的《當預言失敗時》(1956)，詳細記錄了這個教派信眾的日常行為。
    據費斯汀格記錄，“追求者”們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準備，辭去了工作、變賣了家產，甚至把褲子上的銅拉鏈都剪掉了，以免妨礙飛碟的電子通訊。結果，當那一天到來時，世界並沒有毀滅。按理說，這些受騙的人應該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斷的預料，這些堅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價的信徒不但沒有改變他們的信念，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和虔誠，他們相信，世界沒有按原計劃毀滅，是因為他們迎接死亡的虔誠態度感動了上帝。“追求者”們甚至完全改變了他們以前一貫低調、不願與外人來往的作風，變得熱衷於宣揚他們的教派信仰，到處加倍努力向他人證明自己教派的正確。
    費斯汀格等人用“認知失調”——即人們的經歷與信仰相矛盾時產生心理不適，以致反而變得更依賴信仰，更加信仰——來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們認為，要使人們接受一個虛假的預言，有幾個條件：首先，預言要符合人們原來的信念;其次，需要接受預言者捲入預言的相關活動(個人捲入的程度越高，為這項活動犧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預言的真實性);第三，要維持信仰，還必須有社會的支持，或團體內部成員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強化無法證實的信念。這就是所謂的“預言社會心理學”。今天有人不僅懷念“文革”，而且還期待再次發生“文革”，堅持認為“文革”式的暴風驟雨可以解決當前中國社會腐敗的問題，便是費斯汀格所說的認知失調。
    從認知和心理缺陷來認識謊言如何對普通人產生影響，我們就更需要通過學校的人文教育和社會啟蒙來提高公民的理性思考水準。這樣的啟蒙教育能幫助民眾了解歪理的欺騙機制，同時也重視自己易於上當受騙的心理弱點，有了這兩條，民眾的自我保護能力就一定會得到增強，被欺騙和利用的危險也就自然會隨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