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像一個黑洞，一旦你被它所吸引，就將終生無法擺脫，直到被看不見盡頭的權力鬥爭所吞沒。這個黑洞不但可以吞沒空間，甚至可以吞沒時間。在中國，許多家族千百年來累世的命運就是從事政治，一代又一代年輕人肩負家族的使命投入王朝的興衰更替。他們創造歷史，同時也被歷史碾壓而過。
歷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族是隴西李氏。秦國大將李信是這個家族的佼佼者，之後這個家族在1000多年的時間內人才輩出，從未退出過歷史的中心舞台。家族成員身上蘊藏着漢民族的勇氣基因，李廣、李敢、李陵祖孫三代名將，皆縱橫塞北。李廣一生冒險無數，匈奴聞之色變；李陵率步兵五千，敢挑戰單于八萬騎兵。
大唐王朝的創始人也自稱來源隴西李氏（當然，歷史學家對此存疑），並以功績賜姓李，將李氏家族的聯繫越出血緣。這是歷史上隴西李氏的輝煌頂點，但同時盛極而衰，開始走向覆亡。以軍功為傳統的李氏家族的剋星是一個女人，無數李氏皇族子孫死於其手。我們至今還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叱咤風雲、但胸部會被某些部門剪掉的女性形象。李氏最終隨大唐王朝的傾覆而灰飛煙滅。
如果把世家理解為豪強，那就把他們看簡單了。這些家族以政治為業，其教育傳統、經濟條件和禮法門風使得讀書子弟成為治國人才，練武者躋身帝國主將。以各個世家大族為核心，還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官僚派系。而在地方，宗族祠堂擔負了比中世紀歐洲教堂更多的功能。包括慈善、信仰、司法、教育、甚至還有經濟管理，深具社會自治的價值。世家的影響不但行於廟堂之上，也及於江湖之遠。
此種情形與中世紀英國的貴族制多有類似。而且，和貴族為榮譽而戰的傳統一樣，士族階層也不惜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明末的山東新城王氏在明朝滅亡時，家族精英幾乎全部殉難。先是崇禎五年清兵攻濟南，王象復及其子與夔部勒家人乘城拒之，父子及親友死難。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後，王與胤與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這頗有點類似于波旁王朝被法國大革命傾覆後，巴黎貴族紛紛輸誠，真正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刻的都是來自布列塔尼這些經濟不發達、但卻保留了更多傳統的貴族世家。
歷史上強悍如隴西李氏、剛烈如新城王氏的家族不勝枚舉，兩漢、三國、兩晉時期這些世家乘亂世成為歷史的主角。晉皇族司馬氏避難江東，就是因得到江東豪族顧氏和北方豪族王氏的支持，才能建立東晉政權。皇帝司馬睿甚至真誠地拉着王導一起接受大臣的朝拜，時有“王與馬 共天下”的說法。東漢劉秀能夠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最堅強後盾，正是通過聯姻、鄉誼而結為一體的南陽豪族集團。其所加封的“雲台二十八將”中南陽人多達十一人。
如此強悍的世家大族既是皇權統治的支柱，也是其威脅。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央和地方政治均為這些家族所把持。有些家族甚至可以決定皇帝的歸屬。至於霸有天下而稱帝的家族也不勝枚舉。西漢就亡於外戚兼王氏家族的掌門人王莽。不過，也正是從東漢政權消滅王莽後，皇權開始了大規模的收權行動。
在專制制度下，因為最高權力的唯一性，皇權與世家之間形成了死結。所謂死結就是不死不休的權力鬥爭。在皇權與世家大族的千年鬥爭中，除少數時期達到了兩者的平衡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從西漢開始，凡掌權的人君必殺士族，而士族坐大也會架空皇權。一直到帝制滅亡，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總體上的趨勢是：世家的力量不斷趨向衰微，而皇權則逐步加強，直到全面專制的降臨。這當然是歷代皇室努力的結果。歷史上皇權向政治世家收權的方式大致有三種：屠戮、科舉、小組。
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會以反結黨營私為名，嚴厲地防範政治家族的挑戰。通常的情況下，皇帝不會孤軍作戰，而是尋找有力的奧援替代這些“專業治國”者。在缺乏自信的皇帝那裡，宦官常常是最佳的選擇。東漢士族在十常侍發起的黨錮之禍中損失慘烈；明朝的東林黨人也因與魏忠賢為敵而多罹滅族之禍。當然，宦官專權甚至比世家篡權為禍更烈，但為政治鬥爭計，皇帝就是離不開宦官。以宦官、外戚為工具對高級官員的殺戮和滅族，未嘗間斷。至於那些主動參與政治鬥爭的家族，必須在政治圈投下賭注，同時承擔巨大的風險。雍正、乾隆時期文字獄興起，呂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因與政治走得太近，明清大族長洲申氏，太倉王氏，海寧陳氏、查氏，都在政治鬥爭不斷被絞殺。即使被傳為美談的“杯酒釋兵權”也是以皇帝武力為後盾，並非哥們義氣的結果。
不過，真正造成士族沒落的，還不是皇權借宦官或錦衣衛手起刀落，而是庶族借科舉崛起。科舉的本意就是皇帝藉以培植自己的“專業治國”勢力。無論是唐太宗說的“天下士皆入吾嗀中”，還是後來殿試製度形成的“天子門生”傳統，都表明皇家要直接控制科舉取士的態度。靠科舉而不是裙帶舉薦而出仕的文官，衝破了以往士族壟斷仕途、“專業治國”的局面，但他們隨即又形成新的家族勢力。清初禁止結社，人們更加依賴血緣紐帶，科舉家族為了自保，也多通過聯姻鞏固勢力。康熙年間，科舉文官集團開始結黨，各擁皇子。興盛一時的江南曹家，就因跟錯了主子，被雍正目為八哥黨而抄家。
更直接的打擊家族參政的方式是借秘書小組奪權。康熙設立南書房，雍正設立軍機處，都是以皇帝的秘書班子替代削弱了內閣大臣會議或八王議政，從滿洲貴族、高級漢臣手中收回權力。皇帝借直接辦事機構架空六部和地方的傳統，甚至影響到了民國時期的黨國政體。
從政治家族興起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和中世紀英國頗有相似之處，但結局不同。在英國是貴族壓制了王權，並以《大憲章》作為二者權力的邊界，從而確立了共和與法治的根基。共和意味着天下是大家的,不是某一個家族的，即使是皇族；法治則意味着，國王不過是所有貴族中最高貴的一個，但也必須服從一個更高的法律權威。來自共和與法治的力量，在革命劇變中同時保全了王室和貴族，直到今天。
而在中國，皇權與世家之間的死結一直沒有打開。皇權在大多數時候能夠主動收權的原因是，中國的世家、士族等只不過是一個鬆散的統稱，他們之間從未像英國的貴族那樣形成自己明確的政治主張。士族取得權威後通常是篡位，而不是逼皇帝簽什麼《大憲章》；而皇帝則通過屠戮、科舉和小組，不斷地消滅士族。但問題是，作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型、具有組織能力的政治家族，實際上在中國具有政治支柱作用（和英國貴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樣的）。這就不難理解，中央集權會因消除異己的成功反而喪失了活力。當皇權的正統地位不斷強化，到清朝甚至形成了絕對專制統治時，政權的內核實際上已被掏空，而皇權與世家兩者相互殉葬的命運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