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本发今日《南方都市报》）

明王朝立国之初，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非常严厉，朱元璋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札记》）。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是死罪，不但要枭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每个地方衙门的旁边，都设一个剥皮行刑的皮场庙。

朱元璋在世时，这一严厉的反贪立法确实对官员造成巨大的威慑，一些官吏纵敢贪污，也是心怀恐惧，“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但随着法制的松弛，官场腐败很快就死灰复燃，至中晚明时，官吏贪污已经明目张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以至“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中晚明最出名的大贪官，大约要算嘉靖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根据严氏被抄家时登记的一份财产清单《天水冰山录》，从严家抄出的金锭、金条、金饼、金叶、金器、金首饰共计3万多两；白银201万两；银器和银首饰1.36万两；玉器875件；古画3200余轴册；锦缎绢绫4.1万余匹；其他诸如象牙、犀角、玳瑁、玛瑙等珍玩无数。如此巨量的财富，即使几辈子花天酒地，显然也是挥霍不完的，真不知道他们贪这么多钱财来干什么。

明朝那时候，贪官们还想不到将庞大赃款转移到海外、存入瑞士银行。国内虽然也有钱庄、银号，但将数以百万两计的银子存到银号，委实也太招惹人注意了。所以，贪官们除了将财富用于无度的挥霍（严氏父子得势之时，生活之奢华，令人瞠目结舌：“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之外，通常都是在家中屯藏起来，以图世代享用不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名大贪官，就是这么总结贪污经验的：“复壁藏金，为永久计”。

不过像严嵩、严世蕃这样的巨贪，以“复壁”的小小空间，肯定是不够屯积财产的。严世蕃是聪明人，另有高招：“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事见晚明笔记《泾林续记》）。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个屯藏银子的地下室，大约有10立方米，至少可以储藏上百万两的银锭。严家昼夜运银子，用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将这个地窖堆满。

这仅仅是严氏在京师家中的窖藏，其老家分宜县还有更大的藏银地窖，“世蕃于分宜藏银亦如京邸式，而深广倍之，积土高丈许，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垒垒成山，空处尽栽花木，毫无罅隙可剩，不啻百万而已。”为了掩饰地下的宝藏，严世蕃还在地窖上面堆积了一丈多高的泥土，种上椿木，又购来太湖石垒成假山，装扮成园林的样子。

据说严世蕃窖藏银子时，他父亲严嵩尚不知情。一日，严世蕃突然想起自己之所以能捞到这么多的银子，完全是拜官至内阁首辅的父亲所赐，这才叫了一个家奴去将严嵩邀请来，共同欣赏地窖里银子发出的“灿然夺目”光芒。严嵩看着满满一窖子的白银，问道：这地窖深几尺啊？左右回道：深一丈。严嵩闻言，“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严嵩宦海沉浮多年，吃过的盐多于严世蕃吃过的米，深知官场祸福难料，家中藏了这么多的银子，一旦败露，势必大祸临头。

后来严氏在权力斗争中落败，遭受无情清算，其“巨额不明来源财产”果然成了大罪证之一，一名御史弹劾严嵩：“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最后严嵩被削官还乡，严世蕃被斩首，严氏家产被籍没。抄家时，官府将严家屯藏的银子及其他财物搬出来，通过潞河运走，“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如果叫来十六匹驴子搬运，绝对会活活累死四匹以上。

明王朝的中后期，贪官层出无穷，像严世蕃这样大量屯积银子的巨贪也不在少数，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正德朝时，太监刘瑾被籍没家产，抄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另一名太监钱宁被籍没时，抄出“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权臣江彬籍没时，抄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

赵翼说刘瑾窖藏了五千余两白银，显然有夸大之嫌，可信的数目应该是《明通鉴》所说的“金银累数百万”，这也是明代一名贪官的贪污极限了。但即使是数百万两的贪污数目，对明王朝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要知道明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百万两银子。而明室覆灭之际，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明朝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竟然高达六七千万两。再加上其他各地的窖藏，学者估算，明末的民间窖藏白银至少有二亿多两。

这一大笔以亿两计算的白银，平日就静静地躲在贪官与富豪的地窖里沉睡。而当时整个明王朝所有的白银存量——包括从唐宋元时期积累下来的白银、明代生产的白银以及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加起来也才7.5亿两左右。这7.5亿两白银，大量被铸成银器、银饰，大量流入中亚，成为明朝货币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这部分白银货币还不是全部进入市场流通，还有很大比例被人们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导致明末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用当时人的说法，叫做“银力已竭”。

我们知道，晚明社会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从美洲与日本流入的巨量白银。朱元璋建立的经济体制，以“反市场”、“逆货币化”为基调，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明初的民间交易，居然要采用以物易物的极落后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若没有海外白银的输入，商品经济根本就没办法展开。

经济史学者描述说，“明代市场的复苏始于弘治、正德朝，不过长期受制约于通货供应短缺而局限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从万历朝开始，明代经济和社会遽然呈现井喷似的繁荣景象，且影响所致，遍及全国。通货的突然充沛，当然是由于16世纪以来海道大通以后的白银输入。”谁知道，到17世纪中叶时，由于“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导致大量银子（这个数目相当于海外白银的流入量）沉淀于地窖，进而导致明末经济又爆发出通货供应短缺的问题。历代王朝在衰亡之时，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只有明王朝因为通货紧缩而走投无路。

朱元璋惩治贪官之严酷，堪称空前绝后，但最后明王朝的墙根，还是被贪官掏空了。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