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本發今日《南方都市報》）

明王朝立國之初，對貪官污吏的懲治非常嚴厲，朱元璋規定：“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趙翼《廿二史札記》）。貪污60兩銀子以上，就是死罪，不但要梟首示眾，還要剝皮實草。每個地方衙門的旁邊，都設一個剝皮行刑的皮場廟。

朱元璋在世時，這一嚴厲的反貪立法確實對官員造成巨大的威懾，一些官吏縱敢貪污，也是心懷恐懼，“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但隨着法制的鬆弛，官場腐敗很快就死灰復燃，至中晚明時，官吏貪污已經明目張胆，“納賄受賂，公行無忌”，以至“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中晚明最出名的大貪官，大約要算嘉靖朝的嚴嵩、嚴世蕃父子。根據嚴氏被抄家時登記的一份財產清單《天水冰山錄》，從嚴家抄出的金錠、金條、金餅、金葉、金器、金首飾共計3萬多兩；白銀201萬兩；銀器和銀首飾1.36萬兩；玉器875件；古畫3200余軸冊；錦緞絹綾4.1萬餘匹；其他諸如象牙、犀角、玳瑁、瑪瑙等珍玩無數。如此巨量的財富，即使幾輩子花天酒地，顯然也是揮霍不完的，真不知道他們貪這麼多錢財來幹什麼。

明朝那時候，貪官們還想不到將龐大贓款轉移到海外、存入瑞士銀行。國內雖然也有錢莊、銀號，但將數以百萬兩計的銀子存到銀號，委實也太招惹人注意了。所以，貪官們除了將財富用於無度的揮霍（嚴氏父子得勢之時，生活之奢華，令人瞠目結舌：“溺器皆以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陰受溺”）之外，通常都是在家中屯藏起來，以圖世代享用不盡。清代乾隆年間有一名大貪官，就是這麼總結貪污經驗的：“複壁藏金，為永久計”。

不過像嚴嵩、嚴世蕃這樣的巨貪，以“複壁”的小小空間，肯定是不夠屯積財產的。嚴世蕃是聰明人，另有高招：“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事見晚明筆記《涇林續記》）。我粗略計算了一下，這個屯藏銀子的地下室，大約有10立方米，至少可以儲藏上百萬兩的銀錠。嚴家晝夜運銀子，用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將這個地窖堆滿。

這僅僅是嚴氏在京師家中的窖藏，其老家分宜縣還有更大的藏銀地窖，“世蕃於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而深廣倍之，積土高丈許，遍布椿木，市太湖石壘壘成山，空處盡栽花木，毫無罅隙可剩，不啻百萬而已。”為了掩飾地下的寶藏，嚴世蕃還在地窖上面堆積了一丈多高的泥土，種上椿木，又購來太湖石壘成假山，裝扮成園林的樣子。

據說嚴世蕃窖藏銀子時，他父親嚴嵩尚不知情。一日，嚴世蕃突然想起自己之所以能撈到這麼多的銀子，完全是拜官至內閣首輔的父親所賜，這才叫了一個家奴去將嚴嵩邀請來，共同欣賞地窖里銀子發出的“燦然奪目”光芒。嚴嵩看着滿滿一窖子的白銀，問道：這地窖深幾尺啊？左右回道：深一丈。嚴嵩聞言，“掩耳返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嚴嵩宦海沉浮多年，吃過的鹽多於嚴世蕃吃過的米，深知官場禍福難料，家中藏了這麼多的銀子，一旦敗露，勢必大禍臨頭。

後來嚴氏在權力鬥爭中落敗，遭受無情清算，其“巨額不明來源財產”果然成了大罪證之一，一名御史彈劾嚴嵩：“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最後嚴嵩被削官還鄉，嚴世蕃被斬首，嚴氏家產被籍沒。抄家時，官府將嚴家屯藏的銀子及其他財物搬出來，通過潞河運走，“載以十巨艘，猶弗勝”。如果叫來十六匹驢子搬運，絕對會活活累死四匹以上。

明王朝的中後期，貪官層出無窮，像嚴世蕃這樣大量屯積銀子的巨貪也不在少數，據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正德朝時，太監劉瑾被籍沒家產，抄出“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另一名太監錢寧被籍沒時，抄出“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權臣江彬籍沒時，抄出“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

趙翼說劉瑾窖藏了五千餘兩白銀，顯然有誇大之嫌，可信的數目應該是《明通鑑》所說的“金銀累數百萬”，這也是明代一名貪官的貪污極限了。但即使是數百萬兩的貪污數目，對明王朝來說，也是一個天文數字了，要知道明王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也才幾百萬兩銀子。而明室覆滅之際，占領北京的大順軍從明朝官員府中搜出來的白銀總數，竟然高達六七千萬兩。再加上其他各地的窖藏，學者估算，明末的民間窖藏白銀至少有二億多兩。

這一大筆以億兩計算的白銀，平日就靜靜地躲在貪官與富豪的地窖里沉睡。而當時整個明王朝所有的白銀存量——包括從唐宋元時期積累下來的白銀、明代生產的白銀以及從海外流入的白銀，加起來也才7.5億兩左右。這7.5億兩白銀，大量被鑄成銀器、銀飾，大量流入中亞，成為明朝貨幣的僅僅是其中一部分。這部分白銀貨幣還不是全部進入市場流通，還有很大比例被人們窖藏起來，退出了流通領域，人們這樣做的結果，便是導致明末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用當時人的說法，叫做“銀力已竭”。

我們知道，晚明社會的商業繁榮，主要得益於從美洲與日本流入的巨量白銀。朱元璋建立的經濟體制，以“反市場”、“逆貨幣化”為基調，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明初的民間交易，居然要採用以物易物的極落後方式，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若沒有海外白銀的輸入，商品經濟根本就沒辦法展開。

經濟史學者描述說，“明代市場的復甦始於弘治、正德朝，不過長期受制約於通貨供應短缺而局限於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從萬曆朝開始，明代經濟和社會遽然呈現井噴似的繁榮景象，且影響所致，遍及全國。通貨的突然充沛，當然是由於16世紀以來海道大通以後的白銀輸入。”誰知道，到17世紀中葉時，由於“富商大賈、達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資力盡斂天下之金銀而去”，導致大量銀子（這個數目相當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量）沉澱於地窖，進而導致明末經濟又爆發出通貨供應短缺的問題。歷代王朝在衰亡之時，多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只有明王朝因為通貨緊縮而走投無路。

朱元璋懲治貪官之嚴酷，堪稱空前絕後，但最後明王朝的牆根，還是被貪官掏空了。這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