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在戰勝國的榮耀之下
● 秋風
60年前，61個國家的20億人捲入了一場空前的戰爭。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一部分，作為東方的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
抗日戰爭，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七七事變”，喚醒了中國政府和民眾。朝野凝聚，軍民團結，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從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
中國軍隊先戰華北，再戰凇滬，三戰徐州，四戰武漢，五戰長沙，血染山河；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四面作戰；陣地戰、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與敵周旋。在武器裝備、國家體制、軍隊組織等方面遠遠落後於日本的情況下，中國軍民堅守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終於迎來偉大的勝利。這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抵禦外敵入侵第一次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
這場殘酷的戰爭，讓中國徹底地扭轉了對日關係的劣勢地位。這場戰爭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國成為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主力軍之後，1943年初，英、美放棄了在華治外法權(此前，已有9個國家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同年底，中國政府領導人參加了開羅會議，標誌着中國躋身於世界領袖之列。
同時，憑着戰勝國的地位，中國順理成章地成為戰後創立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而日本在60年後的今天，才談論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問題。
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說國民的“國家感”，正是在戰爭中成型。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我們的民族學會了團結，抱着不同政治理想的人們聚集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下，為了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
我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們被拖延了發展的進程，但中國人民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60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心靈中更多地充溢着自豪和榮耀。
60年的歲月，已經足以把當年同胞之間的政治恩怨逐漸化解。在這個時刻，將所有中國人——不管他居住在大陸還是台灣、是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員——凝聚在一起的，是對那些在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戰爭中犧牲將士的敬仰，是對那些無辜死難的同胞的懷念，也是對當年勝利之後舉國歡騰的壯觀場景的重溫。
關於對日戰爭，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讓國人更多記得的是作為被入侵國的災難，而很少提及作為戰勝國的光榮。我們應當記住日本軍隊的殘忍，但更應銘記的是中國軍民的英勇。人們為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慰安婦建造紀念館，但似乎還沒有哪個地方為中國政府和軍隊接受日軍投降的歷史性事件建造豐碑。
毫無疑問，災難和屈辱應當永遠被記住，這是後來者的道義責任。但僅僅記住這些是不夠的。
僅僅強調屈辱、苦難的記憶，其實難免是對先烈們的不敬。他們勝利了，我們更不能忘卻勝利。
我們是靠災難、屈辱及它們所喚起的對外敵的仇恨來凝聚國人。我們還靠勝利的榮耀、靠對勇敢禦敵的將士的敬仰、靠對死難同胞的悼念來凝聚我們的民族共同意識！
從抗戰將士那裡，我們及我們的後代能夠知道什麼是勇氣，知道自由之珍貴；從勝利的榮耀中，我們也能夠知道什麼是民族的尊嚴。勇氣、尊嚴、對自由的熱愛，可以為我們民族精神的健康發育提供最珍貴的養料。我們的心靈空間應當留給我們的將士、同胞，而我們需要以戰勝國的心態，從容地面對過去的戰爭、面對中日過去和今日的恩怨、面對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
這段歷史，或許有屈辱。然而，它也是國人尋求建立現代國家、追求民族自由的歷史。
歷史之所以總是在我們的心靈中呈現出悲情的一面，可能是因為隨着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逐漸擴大，中日之間的摩擦與衝突的頻率和烈度似乎越來越突出。人們敏感地覺察到日本存在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
19世紀中期，日本開始了模仿西方模式，建立民族國家、追求國家強盛的歷程——日本人似乎具有學習他人的天賦。他們在近代化方面，比中國更迅速、也更徹底，但也因此，西方觀念與制度之惡，在它身上也就表現得非常清晰。
同時，對於日本這樣的後進國家，民族主義幾乎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全民精神狂歡。不幸的是，在日本的政治架構中，沒有控制民族主義的機制。相反，民眾的民族主義訴求，被戰爭狂人巧妙地利用，建立、鞏固了國家主義的政治結構。他們告訴民眾：只有讓國家擁有動員一切資源的權力，日本民族才能夠崛起。國家的權力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國民對國家只能服從。
日本興起之時，也正是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在西方甚囂塵上之際。“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被普遍視為真理。一個國家具備對外侵略的能力，就被認為是一個強國。日本迅速明白了這個道理，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侵略型軍隊。這支軍隊不斷地蠶食權力，最後要挾、控制了整個國家，對華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謂的少壯派軍人不斷逼迫文職政府的結果。
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國家控制一切的政制結構相結合，使得國家的資源動員效率極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國富兵強。就像具有類似思想傳統和政體框架的德國迅速地在歐洲崛起一樣，日本也接連打敗清朝並擊退俄羅斯，儼然成為亞洲新霸主。
這些征服功業進一步強化了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說服力。於是，日本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不斷擴大的戰爭深淵，對中國全面開戰，對蘇聯開戰，對美國開戰，對英國開戰。其結果則是1945年，日本民族國家的徹底毀滅。這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諷刺：瘋狂追求國家強大的結果，卻是國家的徹底毀滅。
不管日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識到了其毀滅的根源，戰後的日本人馴服地接受了美國占領軍強加給日本的憲政制度。根據這套制度，日本的國家權力被約束在憲法與法律之下。尤其是軍隊，已經完全被控制在文職政府之下，喪失了政治發言權。當代日本已經不具有當年軍國主義興起的內政因素——國家主義。反過來，堅守和平憲法的力量，也可以公開地、強有力地表達自己的立場。日本平民也可以運用法律的力量約束政府——民眾有權就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到法院起訴，這在戰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同時，言論自由也使日本國民的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多元的觀念和政治立場可以使民眾相對理性地進行自己的判斷，右翼分子民族主義的煽惑，已經不能在公共論壇上唱獨角戲——也因此，否定侵略戰爭的那本歷史教科書，只有少得可憐的採用率。
可以說，今日的日本的政制架構，已不是100年前、70年前的樣子。與此同時，今日中日兩國的力量對比已非100年前、70年前所可比擬；今日的世界，也已不再是100年前帝國主義的時代。所有這些提醒我們，以歷史比附現實也許是不明智的。
中日兩國共處一個區域，因而，和平共處是不可拒絕的選擇。而共處需要雙方的互相了解。在彼此不了解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傾向於誇大對方的威脅和敵意。
由於令人難以理解的原因，日本人缺乏反省意識。一個有意思的設問是：假如沒有那場失敗，日本能成為經濟大國、能建立自由民主政體嗎？
只有偉大的民族、意識到自己命定的責任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中國作為一個迅速成長、比日本大得多的國家，需要比日本更審慎，更明智，也更負責任，即使日本可能採取與此背道而馳的政策。
為此，我們需要避免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蔓延，而理性地追求正確的國家利益；同時，中國也有理由超越歷史上與西方、與日本的恩怨，以更為寬廣的視野看待區域夥伴、世界秩序。如此龐大的中國之崛起，不只是為了自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私利。她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人類自我救贖的責任。
意識到自己對於區域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責任，中國如能引導東亞各國，反思歷史，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種種錯謬之處，並據此構建東亞的永久和平機制，避免衝突與戰爭，應該是對60年前那場戰爭中死難同胞的最好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