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jing Liu | 刘仲敬

Historian | 《远东的线索》、《经与史》作者

Feb 23  Medium

实际上，北京必定会做出比河内更大的牺牲。河内和梵蒂冈的妥协是，教廷在三个提名人选当中选择其一。教廷得到的实际利益是公开发展组织，收割了南越宗教市场的绝大部分，从长远看来等于制造了南北两个越南分别建国的基础共同体，越共得到的只是一代人用尽的胡耀邦红利。

这个模式起源于教廷和日耳曼神圣罗马皇帝的妥协，在近代由法兰西和西班牙绝对君主国继承。科普知识界的天主教观基本上来自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宣传，力图将罗马教廷塑造成专制主义模式，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较之天然多中心发展，但某些特殊中心内部能够维持高度基要主义和统一行动能力的新教，天主教即使在战斗性最强的节点，都比新教徒的平均水准和最高水准，保持了更多的外交政策灵活性。这里的主要因素不是教义问题，甚至组织模式都属次要，而是演化环境问题，因为罗马教廷需要负责的对象遍及全世界，比极盛时期的新教和伊斯兰教大得多，必须同时迁就所有人的特殊处境，其难度是裂教不能比拟的。如果你看到谁能远古邪恶，那就要明白他背后必然是高度狭窄的小团体。

世俗政权的提名权本身不是问题，如果提名者是正统基督教君主的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合法君主对教会的权利都是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这取决于众多封建成例和国际条约，构成德国和意大利历届宪法无法分割的内容。僭主的提名权问题涉及基于传统、众议和良心的自由裁断，用政治语言说就是死白男VIP、地下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切斯特顿式投票。罗马教廷的因素，跟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反，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和外交的，因此教廷的外交机构，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发达的职业外交事务专家，从大格列高里和莫里斯皇帝谋杀者福卡斯的时代开始，到教廷和英国建交为止，相应的正当性论述已经非常复杂和完备，此后就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如果凭自己独立思考，多半会落到理查德费曼试图驳倒犹太教法学家时的下场，发现你自以为很聪明的论据，其实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用过五百二十七次了。

尽管commie【共产党——亚当】在僭主界有特殊性和现代性，但教廷和波兰共产党的类似协定，在理论上未曾给梵蒂冈的官僚带来任何挑战。新教徒最初普遍认为这种老奸巨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天主教徒的特征或意大利人的特征，直到新教君主开始在类似环境下以比罗马更简单粗糙的方式，做出了同样或类似的事情。目前的协定暴露的主要信息在于，北京愿意做出的牺牲已经大于河内。河内实际上已经让所有的，而不是几个统战主教转正了。行为主体在同一问题上愿意接受更加恶劣的条件，落差必然来自马基雅维利意义的价值中立因素。教宗本人政治倾向对梵蒂冈外交官僚操作手段的加权，影响大概相当于法国总统对法国非洲殖民军官的政策加权。

落差可见的影响因素，就是以下两者。其一，河内处在邓小平在《旋风九日》【又名《九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英语：Mr. Deng Goes to Washington），中国大陆纪录片——亚当】时代的有利地位。邓小平和西方瓜分了莫斯科的损失，河内和西方瓜分了北京的损失。其二，北京愿意为极短期打击台北而付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代价。新教，包括基要主义和反共色彩浓厚的许多派别能够跟北京达成协议，关键就是他们允许教会的中心放在北京有效控制范围内，从北京的角度看等于交出了人质，人质的存在本身比人质的友好或敌对态度重要得多。天主教会的问题在于无法改变其政治中心只能在北京有效控制范围外的基本盘，中心在外的其他组织无论什么性质，都得到了天主教会同样的待遇，说明问题在于政治。

世俗君主控制主教，并不能自动导致天主教会分裂为各国教会，原因除了天主教会自己强调的那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本身的因素以外，还跟天主教会的菁英产生机制有关。这个问题太复杂，姑且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