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評論《外部世界反擊中國：此伏彼起（一）》里，筆者提及的第三大參照框架，分析家們拿它來解讀當今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互動，一一對號入座作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英國，相當於如今的美國，都是老牌霸權強國，光榮依舊，可是綜合實力卻相對下降了，難保昔日的全球獨占利益。一戰前夕的德國，則如當今的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雙雙急劇增長，對海外市場和經濟戰略資源的需求也劇增，然而卻被老牌老大英國處處掣肘，忍無可忍，終於橫下一條心以戰爭開啟機會，促成加速發展，志在必得，要一步成為歐洲首強。其時的法國，仿佛是如今的日本，本來是舊大陸的頭號實力大國。然而統一後的德國，民族主義高漲，發展模式強硬，一下子就猛竄上來，大大壓縮了法國的生存發展空間。於是，三個大國火拼起來，打得血肉橫飛，殘垣滿目。

新力量加進老框架的驚恐含義

不過也有少數觀察家提出異議，說當下的印度而非日本，更可比照於那時的法國。印度深感在和中國的競爭中時不時地暫居下風，極力要維護並強化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連接處的黃金戰略地位。而且它又與中國有邊境領土糾紛，再一次動槍動炮的主觀客觀動力都在那兒。

冷戰結束後的潛在敵人定位

美國在處理對華關係上雖然還不是最嚴厲的，但它畢竟是外部世界反擊中國的最重要動力來源和最可能的牽線方，比如，在引發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關繫緊張化的過程中，就能看到美國政界軍界的影子（Jamie Smyth, “Australia urged to counter China by boosting US ties”, 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17, p. 2）。冷靜回顧一下美國的戰略考量，就能為我們理解更大尺度上的國際關係走勢提供一個相當清晰的路線圖。1990年代初期美國官方和政策研究圈裡，反覆爭論冷戰結束後，誰將是美國最可能的首要威脅，至少有四個備選對手：蘇聯解體以後依然擁有世界最大核武庫的俄羅斯及其一兩個附屬國；經濟技術實力和貿易措施日益正面衝撞着美國利益中堅地盤的日本；伊斯蘭世界的原教旨主義支撐恐怖主義的組織和活動往區域外蔓延；中國逐漸顯露的經濟和軍事潛力對美國霸主地位的綜合挑戰。

這場爭論延續了好幾年，慢慢地，越來越多的美國分析家趨向於把中國放在首要威脅者的位子上，他們的具體理由我們後文將一一列出。諸位如果翻閱1990年代末期的國際形勢資料匯編，就能看到，那時美國政府已經開始作全球軍力的重新配置，把重點由歐洲轉向東亞。2001年5月美國主流媒體廣泛報道，國防部和戰略研究機構為針對中國，推動導彈防禦系統的升級、海基和空中攻擊力量的陸續到位。只是因為這一年9月11日的那場突發大事件，才減緩了這一戰略安排的及時實施。從天而降的9•11襲擊迫使美國採取救火式的緊急措施，匆忙應付原來在他們的備選對手單子上居中的恐怖主義勢力。即便如此，美國政界的一些核心組群也不忘提醒最高決策層：對付恐怖主義是燃眉之急，對付來自中國的威脅才是常年大計（“Worldwide threat – Converging dangers in a Post 9/ 11 world”, The CIA Director testimony, 6 February 2002, CIA Homepage）。2005年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鄭重告誡美國軍方，反恐剿匪之餘也要準備和中國可能發生的正規武裝衝突（Bryan Bender, “US needs China plan, former commander says”, The Boston Globe, 26 November 2008）。

大家都知道，到了奧巴馬第二任總統結束前夕，規劃多年的美國海軍力量的50%-60%布置在靠近中國的東亞地區，基本上已經到位了。而我們不要忘記，奧巴馬在美國政界和戰略分析圈裡，是常常被批評為“太軟弱、太猶疑不決”的好好先生式的領導人。奧巴馬尚且如此，遑論特朗普這樣的角色！

從以上的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反擊，從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到觀點趨同初擬方案，僅僅在美國本土，就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從初擬方案紙上談兵到出錢出人調兵遣將，又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從情報界軍方開始安排落實操作機制到其它政府部門做出協調項目、外加工商業界的參與，還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目前實際上就是處於這個進程之中。他們眼下針對中國的那些作為，並非出於一時的衝動，儘管在眾人眼裡，特朗普的具體操作常常顯得是心血來潮。

相隔雖不久，仿佛兩重天

在筆者的研習經歷中，有一件事特別富有反差刺激的意味。十年以前，北京2008奧運會舉辦前夕，全球關注的這場“中國國勢秀”當時也引發了國外許多地方的抗議示威活動。我們在北京召開了幾場與此有關的小型國際研討會，大部分出席者的分析得出的初步認識是：這些此起彼伏的抗議示威活動儘管非常引人注目，有時甚至導致局部的暴力衝撞，但它們基本上都屬於草根運動型，主體是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政治組織，看不出它們背後有外國政府或大財團的有效支撐。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或該國的工商界能從“北京奧運辦不成了！”這種事態中明顯得分或攫取到工商利益。這期間澳大利亞的首要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執行主任訪問北京，座談中與筆者分享對國際舞台上中國這樣的“大塊頭秀肌肉”引發的種種反彈的評估。我們都承認，隨着中國的塊頭越來越大，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戒心就會相應提級。但我倆都堅定不移地認為：不論美國和日本如何防範中國，澳大利亞是絕不會採取同樣政策的，澳大利亞從民間到工商界到政府到軍方，根本就無意於和中國作任何摩擦，更不可能把中國當作假想敵，兩國之間的利益重疊互惠太深厚了！

我們這麼樂觀認定，是基於對澳大利亞的近身觀察和對澳中交往具體領域的跟蹤了解。然而，最近兩年來澳大利亞發生的多起廣泛報道的與中國相關的負面事態，把我們的樂觀主義結論掃除掉一大半。最近的兩件，一是推動立法防止被懷疑為來自中國及華裔商界的財金滲透，影響到該國的政策走向；一是該國聯邦政府與東盟各國的峰會，其協商議題，包括確保南中國海域不受到中國海軍海警力量的控制。而從2008年奧運會到現在，時間相隔還不到十年！如果眼下再相聚北京，再回到那個夏天座談會的話題，我們將作怎樣的檢視反省呢？這後面的深刻變異軌跡及其動力機制，值得分析界用力探索和細心辨識。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手機選舉網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2018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