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中美貿易談判與兩種路線之爭 |
送交者: 亞當 2018年05月22日17:46: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中美談判聲明有什麼言外之意?到底誰贏了?這對於中美關係帶來什麼改變?本次會談看似中美對局,其實是兩個國家四個派別的鬥爭。 2018年5月21日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 徐瑾 整個五月,沒有新聞比中國副總理劉鶴領銜的訪美使團吸引更多目光。5月19日,中美兩國《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聲明)的出台,更是引發不同聲音,如何看待這一事件? 首先,聲明究竟說了什麼? 簡單來說,涉及三方面內容。 第一,提到減少貿易逆差,但是沒有提出具體數字。聲明指出,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滿足中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和促進高質量經濟發展,中方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這也有助於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 第二,強調加強合作,這其實意味着本次談判之後還有後手。聲明指出,雙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將派團赴華討論具體事項,同時雙方同意繼續就此保持高層溝通,積極尋求解決各自關注的經貿問題。 最後,也提到減少分歧,主要體現為營商環境改善以及知識產權。這主要體現為雙方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創造有利條件以及爭議最大的知識產權保護,“中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將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 比起明確的文字,更值得深究的是聲明透露了什麼信息?這次聲明初讀很是含混,既沒有表示具體數字,也沒有談到具體政策。然而全文看起來很簡單,但是信息量不少,基本點在於雙方談攏了。 所謂外交,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外交公約數,彼此都要面子。固然,買什麼、如何買、何時買等問題沒有寫明,但紙面上的聲明的模糊,其實為未來的操作留下空間。 回看30多年前日美貿易戰之時的《廣場協議》,公告寫得也很簡單,但背後很多實質性措施都已經談好,稱為“無紙面記錄”。與抽象簡單的公告不同,這一份所有參與國都同意的“無紙面記錄”,對匯率目標、行動方案、干預總規模、干預貨幣、各國認領干預份額都做了詳細規定,最終的各國行動也基本忠實地執行了該約定。 一個細節是,本次中美聲明具體談到了農產品和能源,我以前也猜測如此。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讓步,如果增加採購美國農產品與能源,相應地可能不得不減少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其中涉及到俄羅斯、委內瑞拉、澳大利亞等傳統上的進口大國,其實需要中國做出相應調整,也會付出一定代價。 更深一步看,本次會談看似中美對局,其實是從經濟層面而言,涉及兩個國家四種路線的博弈。 雙方溫和派都希望談成,但是各自國內都有強硬派的聲音。從美方來看,以對中國貿易態度而言,可以為鴿派與鷹派,鴿派以美國財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為代表,更在意中國貿易中中國分走多少好處,希望通過談判拿回好處;另一邊則是主張強硬的鷹派,比如以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代表,更在意狙擊與懲罰中國。反過來,中國的情況也類似,有希望談判的溫和派,也有希望強硬對抗美國的聲音。 就談判而言,雙方的溫和派都希望達成共識,而對抗則符合雙方強硬派利益。所以這一場貿易談判,正對應兩個國家四個路線的分歧,劉鶴身份是國家主席特使、國務院副總理,他帶回的協議其實也需要四個派別一定程度的默許。 本次情況來看,溫和派達成了協議,至少短期內不會有太多大衝突,中美階段性共識初步達成。 那麼,到底誰贏了? 有朋友在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直接發問。目前聲明還是留下很多未解決的問題與細節:2000億美元不見蹤跡、特朗普表態軟化的中興事件沒有出現在協議中、社交媒體關於外網消息滿天飛。太多的流言,在沒有實際信息之前,更多應該作為背景補充以及人心所向。拋開這些細節之外,或許可以說,對於中國民眾而言,這次顯然是利好,無論是享受更優質價廉的商品,還是未來可以穩定發展的環境。 北大教授、經濟人讀書會書友蘇劍老師曾經說,“美國是我國最大的顧客,是我們的生意夥伴”,也正因此,滿足客戶要求並不丟人,本就是商業活動的應有之意,要點在於“這就把我國改革開放的長遠目標和我國顧客的訴求結合起來,既滿足了顧客的要求,也加快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 這一觀點見仁見智,但是在商言商其實是國人應該補上的一課,這也意味着,對於雙方貿易與經濟之外的談判目標,不應該抱有太大期望。即使如此,中美雙方決定不打貿易戰,這一決定本身,其意義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它很可能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道路都有重大影響,其意義要在數年之後才能被真正認識。 回顧歷史,國家道路的選擇,如果缺乏外力,在國內各利益集團博弈之下,基本可以決定路徑與格局,路徑依賴制約之下,道路鎖定的情況常見。這種情況之下,國際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與主要大國的衝突,往往會帶來意料不到的變化。 無論歷史上的大清還是八十年代的日本,都面臨海外壓力帶來自身改變的案例,前者是從朝貢模式進入條約模式,後者則是通過廣場協議等條款進入西方政策協同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對於廣場協議導致日本泡沫這一認知存在誤讀。 公允地說,如果貿易談判可以促進中國國內無法推動的改革,對於中國並不算很壞的結果。面對巨大挑戰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處境,如果能夠積極順應、勠力改革,那麼其實對於雙方民眾都是福祉。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為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讀者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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