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89年，33歲的吳仁華在中國政法大學做國學研究。當年4月17日，他和中國政法大學幾百名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生命就此改變。1990年，他逃離中國開始流亡生涯，一次回鄉探親後就遭拒絕入境。在《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中，揭開參與鎮壓官兵的另一面。

德國之聲：過了29年，回想六四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吳仁華：當然還是自己親身經歷的六四鎮壓還有屠殺的記憶，包括6月3號晚上到4號清晨5點30分在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過程。另外就是6月4號清晨6點多鐘時，我跟着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在經過西長安街新華門附近的出口，那時有3輛坦克從背後追壓學生隊伍。當時壓死了11名學生，受傷的學生也很多。這就是“六部口坦克追壓學生隊伍事件”。

德國之聲：搜集涉事官兵資料目前的成果？

吳仁華：我總共搜尋了30萬到40萬解放軍官兵的資料，經過無數的時間進行艱難的考證和搜尋，才確定有3千多名解放軍官兵是六四戒嚴部隊的成員，列出他們的名單。他們參加了六四鎮壓和屠殺事件，其中包括“六部口坦克追壓學生隊伍事件”的106二炮手。

戒嚴首晚民眾嘗試阻止軍隊入城

德國之聲：有機會和他們取得聯繫嗎？

吳仁華：當年有20到25萬的戒嚴官兵，29年過去，只有幾名官兵站出來，寫出自己當年的經歷，其中有3名官兵從懺悔跟反對反對武裝鎮壓的角度去說了自己的故事。另外有2名戒嚴部隊的官兵，沒有表示贊成或反對，只是簡略地說出當年的經過。非常可悲，只有這麼5個官兵出面。

德國之聲：這幾位官兵說了什麽？

吳仁華：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很難跟他們交談也無法聯繫，只有部分在在互聯網上有簡單的溝通。表達懺悔的官兵其中，39集團軍步兵1164的李曉明中尉，軍銜算是最高的，資料很有價值。他提到1164部隊的許峰師長當時消極抗命，沒有按照命令抵達天安門廣場參與鎮壓，最後被軍方處理。但因為很難找到資料細節，我一直在尋找許峰司長的下落，只知道他被撤職，離開了部對。表達懺悔的還有54集團軍的官兵張世軍。

另外我也發現29集團軍的軍長何燕然，還有28集團軍的軍政治委員張明春少將，他們因為消極抗命受到降級處分，調離野戰軍部隊。張明春被處理後憂鬱成病，不到一年就去世。

德國之聲：收集受難者資料有什麼新的成果？

吳仁華：關於受難者部分，天安門母親群體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搜集死難者名單。在中國政府嚴厲的控制和打擊下，她們的搜集工作非常艱難，但還是提供了一份六四死難者名單，現在共有202人。這只是當年死難者的一小部分。

我認為受害者還應該包括受傷者，像六部口坦克鎮壓事件，北京體育學院的方政，兩條腿都被碾壓沒了。包括北京航空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他也是被坦克碾壓，整個骨盤粉碎性骨折。大概3年前，我們聯絡過他。他還在不斷做新的手術。因為當年一直沒有治好，又受了病毒感染，遭受了很大的磨難。當年中國留美學生，像是張雅來，他也是因為當時在中國參與六四活動，屠殺過程中他因為中槍，失去了一條腿。像這種受傷者的數量比死難者更多。也要做六四受傷者的名錄。

民眾在6月4日清晨協助運送傷者到醫院。

另外，受害者還包括六四事件以後，中國進行全國大搜捕、清算、審判。當中遭到傷害的人，名單更多更大。根據我掌握中國公安部內部資料，截至1989年6月25號，全國除了西藏自治區跟陝西省沒有統計外，另外29個省市自治區，已經逮補11013人。25號以後，中國還繼續拘捕和逮捕。這些人都受害者，我也要做名錄。

德國之聲：這樣的工作聽起來很龐雜。

吳仁華：工作量非常大，難度也非常難。但是我覺得必須做下去，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紀錄，還牽涉到六四屠殺這麼一個侵犯人權的災難性重大事件。如果沒有加害者和害者的基本記錄，這個歷史紀錄完全是不合格。 

德國之聲：研究工作最困難的地方？

吳仁華：29年後，這個工作難度愈來愈大。但如果現在不做，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運動、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沒有留下歷史紀錄 。中國政府一直把六四視為最大的禁區，控製程度超過前述提到的運動。在這種背景下。資料相當欠缺。不像我過去的國學研究或是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可以到圖書館、資料室找現成資料。花了無數時間收集資料，還不一定是完整的，要反覆比對考證，像拼圖一樣拼出六四真相。

六四鎮壓過後的北京街頭。

德國之聲：為什麼認為這工作如此重要？

吳仁華：中國政府事後一直利用掌控媒體顛倒黑白，說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不得不鎮壓，給開槍鎮壓提供合理依據。他們利用錄像、媒體把軍隊開槍跟部分民眾以暴制暴，把時間先後、關係因果顛倒。因此還原真相、留下歷史紀錄很重要。

德國之聲：自己作為研究者的心情？

吳仁華：長時間研究、收集資料。對我一個親身經歷屠殺的人來說，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這些資料讓我悲傷、憤怒、激動。這麼多年接觸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從2010年到2012年，我幾乎無法針對這個主體寫出一個字來。很多想好的寫作題目和研究項目，一旦打開電腦，腦中就一片空白。最近一年多，我也沒有寫出任何東西，也是因為心理因素，讓我很痛苦。我很隱晦地在推特說現在處於修身養性階段，其實是我必須再次跨過心理障礙，修復好心裡受創傷的部分，才能重新出發。

到台灣來，一方面是要做進一步資料收集，跟台灣學界交流。實際上也是要做休養。台灣畢竟是華文社會，交通方便、語言無礙。吃的東西，包括氣候跟我的老家溫州非常相似。既然不能入境中國回到家鄉去做心理修整。我只能到台灣來。之後再開始預定的寫作計畫。

我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強、樂觀向上。雖然曾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跟我的家人團聚，考慮過要放棄。但又擔心沒有人繼續去進行。六四屠殺還有很多細節和關鍵性問題需要研究。

資料搜集是很孤獨的工作，受訪時我說這是“一個人的戰鬥”，沒有資源，沒有基金會的支助，又是非常艱難的。我在北大古典文獻研究第一門課，老師就說這個專業必須要耐得了寂寞，做得了冷板凳。再艱難、再寂寞、再孤獨的研究當中，因為專業精神，我能堅持下來。

外人很難想像，這麼多年來，接觸這些資料，對我情感的起伏影響。無數個夜晚，我都是通宵達旦，在軍人的網站上聊天室追蹤他們的談話。追蹤中斷的話，會錯過最關鍵的話題。這麼長年的，慢慢的對你精神傷害，我覺得很難說清楚，要讓人去理解很難。

德國之聲：來台灣授課的觀察？

吳仁華：我在東吳大學和中正大學開設“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課程。當中有陸生來選課。儘管在台灣上網沒有防火牆，他們對六四屠殺真相還是不了解。所以他們對這個課程感興趣。他們雖然很好奇也想了解，但即使在台灣，他們還是有心理的恐懼。課程設計時，學校雖然有錄影，但事先說好不要錄聽課者和提問者，但上課的陸生還是不敢提問。我感到有點悲哀。有陸生說有專門的人會負責監控或打小報告，就是“職業學生”，所以他們擔心是有理由的。

德國之聲：對香港和台灣，在平反六四上寄予甚麽期望？

吳仁華：不應該抱有太大的期望。當然香港對於六四事件的反應比較強烈，每年周年的遊行和維園的燭光晚會已經成為標誌性的活動。對於海外華人和中國大陸民眾來說都很關注。很多中國網民看現場直播，反應熱烈。我覺得這些活動很有價值、有意義，但是紀念六四活動對於平反六四起不了太大作用。“平反”這個詞現在爭議很大，中國政府不可能給六四平反，一旦重新“平反”，後續很多問題抵擋不住。但重新“評價”的話，既不指望香港、台灣，也不指望中國共產黨。指望什麼呢？只能說指望中國大陸以後能出現新的政治反對運動，出現一場社會變革運動。當然是來自於民間，不是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國社會發生變化以後，或是民主轉型以後，六四事件才會得到公正的評價。

德國之聲：在可預見的未來嗎？

吳仁華：我只能說，不管3年、5年、10年、20年，總是有一天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曾經在推特上開過一個玩笑，毛澤東唯一的貢獻就是以自己的死亡，證明毛主席“萬歲”是個謊言。共產黨永遠執政也是一個謊言，這是不可能的。但我沒法做預測，只能說總會出現這一天。

對我做歷史紀錄的人來說，我更不會去管3年、5年、10年、20年的問題。我只覺得必須抓緊時間去做。現在不做，以後就做不成。哪怕10年以後中國民主轉型，再想做研究，當事人都不在了。像是文革，中國官方都說有200多萬死難者，但能找到他們的紀錄嗎？不可能做他們的名錄了。所以我不管有多久，該做的我必須現在就去做，為歷史留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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