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Chaoting Cheng
2018.08.13

1 引言

在2017年12月美國發布的Trump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在“The Strategy in a Regional Context（地區戰略）”部分論述了美國對全球六大重要區域的戰略評估、目標和優先行動。這六個區域分別是：Indo-Pacific（印太地區），Europe（歐洲），Middle East（中東），South and Central Asia（南亞和中亞），Western Hemisphere（西半球）和Africa（非洲）。相對於2015年2月公布的奧巴馬政府最後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最新的報告不再提及“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亞太再平衡）”，而是以“Indo-Pacific（印太戰略）”取而代之，而且位列各戰略區域之首。那麼，Trump政府為何要將地緣政治意義上的“Asia-Pacific”地區擴大為“Indo-Pacific”地區？這個概念的起源和意圖是什麼？
 
無論是“亞太”，還是“印太”，中國都是本區域舉足輕重的一個大國。近年來，中國的迅猛崛起給本地區的守成霸權國家 – 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地緣政治挑戰，兩國面臨經典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新興勢力崛起挑戰現有霸權、同時現有霸權對新興勢力的恐懼導致衝突不可避免。那麼，美國政府是否有意推出新的“印太戰略”，以美日澳印四個民主國家為依託，組建以美國為首的印太安全和軍事聯盟，或者說“亞洲版”北約，從而全力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印太戰略”的發展歷程和前景如何？本文將就此進行分析並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2 何為“印太戰略”？對最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的解讀
根據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印太地區”是指從印度西海岸到美國西海岸的廣大區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而且經濟上充滿活力的地區。美國認為，在印太地區，正在發生一場兩種不同版本的世界秩序的競爭 – 自由的秩序和壓制的秩序。這份報告將中國列為美國在本地區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並清楚無誤地寫到：
“儘管美國尋求與中國繼續合作，但中國正綜合採用經濟誘惑和懲罰，施加影響，並且訴諸武力威脅來將其它國家納入中國的政治和安全日程。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戰略也強化了它的地緣政治渴望。它在南中國海建設軍事化前哨的努力，危及貿易的自由流動，威脅其它國家的主權，並且破壞地區穩定。中國正在實施迅速的軍事現代化，其意圖是限制美國對本地區的介入，並且讓自己能更放手行事。中國將其勃勃野心以互利面目呈現，但中國對印太地區的支配危及該地區許多國家的主權。遍及本地區的各個國家集體要求維護地區秩序，尊重主權和獨立，並呼籲美國發揮持久的領導力。” 

為了應對中國的挑戰，確保有利於美國的力量平衡，美國需要堅守其對盟國和夥伴的承諾，並加強合作，因為美國的盟國和夥伴將使得美國在本地區的力量倍增並擴大美國的影響力。在這些盟國和夥伴中，美國特別看重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這三個民主國家，報告寫到：

“我們歡迎並支持我們關鍵的盟國 – 日本，承擔起強有力的領導角色。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在每次重大的衝突中總是與我們並肩戰鬥，並且繼續加強經濟和安全方面的事務，支持我們的共同利益，保衛本地區的民主價值。印度作為一個領導性的全球大國和更強大的戰略及防務夥伴在本地區出現，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我們將尋求增進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四方合作。” 

根據對“印太地區”形勢的評估，華盛頓制定了如下優先行動計劃：

政治上，美國聲稱其印太地區願景並不排斥任何國家，但同時強調，美國重申其對現有盟國和夥伴的承諾，對於那些同樣尊重主權、公平對等貿易以及法治的新夥伴國家，美國將擴大並深化關係。美國還將強化對海上航行自由和依照國際法和平解決領土及海洋爭端的承諾。美國將與其盟國和夥伴一起，致力於在朝鮮半島實現完全的、可驗證的並且不可逆轉的無核化。 考慮到印太地區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疑懼，以及美國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立場和行動的多次指責，很難說這些計劃沒有濃厚的針對中國意味。

經濟上，美國將鼓勵地區合作，以維護自由和公開的海上航線、透明的基礎設施融資、暢通的商業往來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美國還將推動基於公平對等原則的雙邊貿易，建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網絡，保護它們免遭那些危害其主權的勢力的傷害。美國將加強與盟國在高質量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年來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構，並於2017年5月在北京高調召開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積極推動包括印太地區在內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為此攜龐大資本經略亞歐非。中國這項雄心勃勃的戰略倡議，無論是地域和規模，都要遠遠超過美國二戰後在西歐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對於很多缺乏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計劃和模式也相當有吸引力，因此，也給美國這個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造成了巨大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壓力。美國多次指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遵守國際治理規則，可能給沿線國家造成債務負擔從而傷害其主權。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模式也與美國鼓勵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相悖，美國認為，中國在貿易和投資上採取不公平的手法，來獲得對其它國家的優勢。由此可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行動計劃，也有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意圖。

軍事和安全上，美國強調將繼續強化與印太地區盟國和夥伴之間長期存在的軍事合作關係，並鼓勵發展強大的防務網絡。例如，美國將與日本和韓國協同建立導彈區域防衛能力。美國還將維護其與台灣的強有力紐帶，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將信守對台灣的合法防衛需求及抵禦強制壓迫的承諾。 儘管北京已經斷然宣稱台灣是其“核心利益”，力圖阻止美國給台灣撐腰，尤其是不能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表述卻無意對中國發出緩和的信號，反而有利用台灣制衡中國崛起的意圖。但是，對於本地區的另一個大國印度，美國的立場則極為友好。在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寫到，“印度是美國一個主要的防務夥伴，我們將擴大與印度的防務和安全合作。我們支持印度在本地區所有範圍內提升其關係（的努力）。” 這些表述，很難不讓人產生美國正在拉攏印度以制衡中國的印象。

Obama政府發布的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闡述其“亞太再平衡”戰略時寫道：
“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和繁榮的中國崛起。我們尋求與中國發展建設性的關係，這會給我們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並促進亞洲和世界的安全和繁榮。對於共同面臨的地區和全球挑戰，比如氣候變化、公共健康、經濟增長和朝鮮半島去核化，我們尋求與中國合作。儘管存在競爭，但是我們並不認為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同時，我們將靠力量來管理競爭，堅持要求中國在從海上安全到貿易和人權等諸多問題上遵守國際規則和準則。在尋求降低誤解或誤判風險途徑的同時，我們將密切監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在亞洲不斷擴張的存在。在網絡安全方面，我們將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護我們的企業，並防衛我們的網絡，免遭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獲取貿易機密的網絡偷竊，無論對方是私營主體還是中國政府。” 

這份報告對中國的定位，儘管也強調了競爭的一面，但同時也強調了兩國面臨共同的挑戰及合作的必要性，並未明確定義中國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相反還表示“歡迎中國的崛起”，當然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遵守以美國為首制定的國際規則和準則。Obama總統此前於2014年4月在馬尼拉宣稱，美國並不追求遏制中國的崛起。他說，“我們的目標不是反對中國，我們的目標不是遏制中國，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國際規則和準則得到尊重，包括在國際爭議領域。” 

但是，2017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在評估全球局勢時，則認為美國正置身於一個“充滿競爭性”的世界，美國必須應對不斷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挑戰 ：
“中國和俄國正在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們正堅定不移地讓經濟更不自由、更不公平，增強其軍事實力，控制信息和數據，壓制其社會並擴張其影響力。 

貫穿歷史始終如一的中心問題是對權力的爭奪，當今時代也並無不同。三類主要挑戰者 – 修正主義強國中國和俄國、流氓國家伊朗和北朝鮮，以及跨國威脅組織，特別是聖戰恐怖集團，正在活躍地對抗美國及我們的盟國和夥伴。 

中國和俄國意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相對立的世界。中國正尋求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擴張其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的輻射範圍，並且按照有利於中國的方式來重組該地區秩序。 

儘管被作為上一個世紀的現象拋諸腦後，但大國權力競爭已經重返世界。中國和俄國開始重新追求地區和全球影響力。如今，它們正在部署軍力以阻止美國在危機時的介入，並且挑戰我們和平時期在關鍵商業區域自由行動的能力。總之，它們正在挑戰我們的地緣政治優勢，並試圖按照有利於它們的方式來改變國際秩序。 ”

相對於2015年報告，這份最新的戰略則突出了中國和俄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考慮到俄國實力的衰微和中國迅猛崛起的勢頭，中國被排在俄國前面，成為美國的首要對手。而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是，美國認定中國正尋求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袖地位，並輸出發展模式。這是對中國相當嚴重的定性，意味着Trump政府改變了之前歷屆政府奉行的“融入加限制”的對華政策。Obama政府的副總統Biden曾在201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論壇上說，美中關係是合作與競爭並存。 多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是“非敵非友”，儘管中國的威權體制與美國奉行的民主體制相悖，但美國希望通過將中國納入以美國為首制定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來促進中國體制向民主自由轉型。但如今，這個定位正在悄然發生變化，Trump政府認為迄今為止“融入”中國的努力已經失敗，中國不但沒有融入西方，反而正憑藉不斷壯大的實力，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和全球的霸主地位，並輸出其發展模式。因此，美國必須以實力為後盾與中國積極競爭。我們有理由認為，Trump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朝敵對方向又前進了一步，“戰略競爭對手”雖非“敵人”，但卻只有一步之遙。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寫到：

“數十年來，美國政策植根於這樣的信仰，支持中國的崛起和融入戰後國際秩序將使得中國自由化。但是，與我們的希望背道而馳的是，中國正以犧牲其它國家主權為代價來擴張其權力。中國正以無與倫比的規模收集和利用數據，並擴大其威權體制特徵，包括腐敗和使用監控手段。中國正在建設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軍費也僅次於美國，它的核武庫正在不斷增長和多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經濟擴張要部分歸功於它能夠進入美國的創新經濟，包括美國的世界級大學。” 

基於2017年12月白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國防部於2018年1月發布了“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該報告首先憂心忡忡但直言不諱地描述了美國面臨的戰略局勢：
“今天，我們正走出戰略萎縮時期，意識到我們的競爭性軍事優勢一直被侵蝕。長期通行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被削弱，標誌着我們正面臨日益增長的全球失序 – 創建安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和更加易變，超過我們最近經歷的任何時期。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才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切。” 

那麼，誰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呢？該報告列舉了5個主體：中國、俄國、北朝鮮、伊朗和恐怖主義集團。中國超越俄國和恐怖主義集團，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報告指責中國“使用掠奪性的經濟手段來恐嚇鄰國，同時使南中國海軍事化。” 

報告認為，美國正面臨日益複雜的戰略環境，為此必須做出艱難的抉擇並確定行動優先級。如果美國不能有效實施其國防戰略、實現其防務目標，將“導致美國全球影響力的下降，削弱盟國和夥伴之間的凝聚力，減少在世界市場的存在從而造成美國繁榮程度和生活標準的下降。” 

國防戰略報告重申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說法，稱中國和俄國為企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強國”，兩國不斷試圖以威權模式來重塑世界 – 獲得針對其它國家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的否決權。來自兩國的長期戰略性競爭，構成對美國繁榮和安全的首要挑戰。 

相對於俄國，美國似乎更重視中國，對中國意圖的評估充滿警惕性和對抗性：
“中國正綜合運用軍事現代化、影響力投送和掠奪性的經濟措施來脅迫鄰國，以重塑印太地區並獲得優勢。當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繼續增長，並通過長遠的‘全能國家’戰略來伸張權力，它就會繼續實施軍事現代化項目，在近期就會致力於尋求印太地區霸權，並在將來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先強國。” 

美國認為戰略環境的另一個變化在於富有彈性但是正在弱化的二戰後國際秩序。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在戰後創建了自由和公開的國際秩序，來保衛它們的人民免遭侵略和壓迫，美國又一次抨擊中國和俄國，“在利用現有國際秩序謀利的同時，卻損害其原則和規則，因而正在從系統內部破壞這個秩序。” 

在“2018國防戰略”報告中，美國強調要加強現有聯盟並吸收新夥伴加入，首當其衝是在印太地區：
“一個自由而公開的印太地區給所有各方提供繁榮和安全。我們將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聯盟和夥伴關係，使其成為能夠威懾侵略、維護穩定和確保自由獲得公共產品的網絡安全架構。我們將與本地區的關鍵國家一起，雙邊和多邊安全關係並舉，以維護自由和公開的國際體系。” 

眾所周知，美國在二戰後領導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北約多邊軍事聯盟，這個聯盟的主要對手是前蘇聯，在遏制蘇聯並促成其最後解體方面發揮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北約是美國在歐洲發揮軍事和安全事務領導力的主要依託機構，而北約在冷戰期間及冷戰後的卓越表現，也無愧美國的重託。美國也視自己是一個亞太地區國家，並且是維護本地區穩定的中流砥柱。  但是，也許是由於與歐洲不同，亞洲國家之間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上差異太大，在亞太或者印太地區難以建立一個類似北約的多邊軍事組織。因此，華盛頓在二戰結束後建立美日、美韓、美澳和美菲等雙邊聯盟的同時，還保持了在本地區壓倒性的軍事存在：1947年建立的、總部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國在全球9個司令部中最大和歷史最悠久的一個。 

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感受到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那麼，美國是否有意在印太地區建立類似北約的多邊軍事聯盟，或者說“亞洲版”北約呢？目前看來，存在這方面的可能性。儘管在“2018國防戰略”報告中，並沒有明確說明美國將與印太地區哪些“關鍵國家”一起建立多邊安全網絡，但在此前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已經明確表明美國歡迎印度發揮領導性作用，並尋求增進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四方合作。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美國有意以美日澳印這四個價值觀一致的民主國家為依託，建立多邊安全和軍事聯盟，以有力制衡中國的崛起。至於這個所謂的“亞洲版”北約能否真正落地並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印太地區國家對中國崛起是採取“搭車”還是“均勢”的抉擇。如果中國在印太地區的進取作為造成足夠大的威脅，以至於本地區多數國家被迫尋求華盛頓的軍事保護，那麼一個“亞洲版”北約的可能性就在增長。這將是一場中國、美日澳印和本地區國家之間的一場複雜互動，存在充滿想象力的可能性。

美日澳印都是傳統的海權國家。而中國則基本上是一個陸權國家，除了明朝鄭和下西洋，鮮有海上開拓的雄心和業績。即便目前如日中天的“一帶一路”，雖然也包含“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但是其重心似乎仍在於聯通歐亞大陸。因此，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眼中的由美日澳印組成的“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似乎更多是一個海權聯盟，意圖從海路上包圍中國，使其難以東出太平洋，南下印度洋。而中國似乎正發揚其太極式的傳統智慧，並不尋求與美日澳印在海上正面對抗，反而西嚮往歐亞大陸縱深發展，來化解東南方向面臨的海上壓力。由是觀之，美日澳印“印太戰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似乎將是21世紀一場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海權和陸權巔峰對決。

如果說“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指明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方向和戰略重點，那麼，2018年7月22日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19年度John S. McCain國防授權法案”則以法律的形式將這些戰略落實到軍費預算和具體措施上。這份國防授權法案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感，並確認了白宮和國防部對美國所面臨戰略環境的評估：
“美國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複雜和多樣化。自冷戰以來，戰略環境從未如此富有競爭性。簡而言之，對於競爭對手和敵手，美國不再擁有曾經擁有的競爭優勢。” 

為了重建美國的戰略優勢，參議院批準的2019財年軍費高達7160億美元 ，比2018財年的6400億美元增長了將近12% 。法案強調，必須應對來自中國和俄國的戰略競爭，威懾這兩個國家發動進一步的“侵略”。 關於中國，這份最新的國防授權法案有如下內容： 
要求美國總統在2019年3月1日之前提交一份關於中國的全方位戰略，以保衛美國利益，反制中國的產業併購、政治影響、地區和全球軍力，說明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防務和安全含義。 
要求國防部長提供一份關於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印太地區其它地方的軍事和強制活動的公開報告。
限制美國國防部向開設了孔子學院的美國大學的漢語項目提供經費，除非滿足特定標準。
修改中國軍事和安全發展年度報告，要包含“有害的影響力活動”，例如影響美國媒體、文化機構、商界、學術和政策界的行為。
禁止中國參加環太平洋海軍聯合軍演。
對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進行綜合評估，表達國會對美台之間強有力的防務關係的關切。
納入“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和“出口控制改革法案”，以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處理國家安全關切所需要的權威。
對於任何使用了華為或中興的設備或服務的實體，禁止聯邦政府與之簽署採購或供應合同，也禁止參與、延長或更新合同。

這份法案特別關注印太地區，有如下相關內容：
增強美軍在印太地區的戰鬥力。 
延長“海事安全倡議”（MSI）5年，將“東南亞海事安全倡議”重新定義為“印太海事安全倡議”，包括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作為援助和培訓的受援國，並增加印度為受涵蓋國家。 
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提交“印太穩定倡議”的五年計劃。 
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在法案通過90天之內選定一家獨立機構，對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情況進行評估，包括經濟和政治關係的任何變化，這對支持美軍的前沿防禦部署以及構建和加強盟友及夥伴關係是必要的。 
對於與印度的關係，要求國防部長和國務卿提交一份面向未來的戰略和可衡量進展的專門標尺，以增強美國與印度的防務合作以及印度作為一個主要防務夥伴的地位。 
擴大在多邊框架中的參與，包括美印日澳四方對話，以促進地區安全，保衛基於規則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 

從“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再到“國防授權法案”，這幾個環環相扣的官方文件顯示，Trump政府和國會已經就把中國作為首要戰略競爭者的定位達成共識，因而放棄了奧巴馬政府的“融入加限制”對華政策，更加強調以實力為後盾，對華對抗姿態更加顯著。而在地緣戰略上，美國將“亞太再平衡”擴大深化為“印太戰略”，依託美日澳印聯盟制衡中國崛起的趨勢也日漸清晰明朗。

3 “印太戰略”的前世今生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重大的地緣政治戰略決策往往是建立在充分討論和爭論基礎上的。為深刻理解“印太戰略”，有必要全面深入地回顧該戰略的前世今生，包括學術界和戰略界就此進行的探討、爭論和政府的官方表述。同時，儘管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發揮領導性的作用，但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這三個國家，則是美國在本地區至關重要的盟友和夥伴，它們對“印太戰略”的探討和及其政策發展，也值得深入分析。

作為中國的近鄰，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十分複雜。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走上了武力擴張的道路，龐大但衰弱的中國成為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標和受害者，中國近現代以來兩次寶貴的中興機會 – 清朝的“同光中興”（1862-1894）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黃金十年”（1927-1937）都被日本的侵略打斷。二戰結束後，美軍占領日本，而日本也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盟國，積極充當美國霸權的馬前卒。日本對中國負有歷史債務，但卻並未償還，因而對中國的崛起 – 近代以來第三次“中興”心懷恐懼。所以，如何反制中國崛起，始終是東京的心頭大事。

日本試圖深化美日澳印戰略合作 – 四方對話（Quadrilateral Dialogue）的努力始於2007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布什政府尤其是副總統切尼的支持下發起了這次對話。首次會議於2007年5月在馬尼拉召開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地區論壇期間舉行，四國助理外長級別的官員參加。但是，四國均收到了中國的正式外交抗議，在北京眼裡，這是試圖創建“民主軸心”，或曰“亞洲小北約”，以制衡中國。 然而，安倍並不因北京的不滿而卻步。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國會發表了具有象徵意義的“兩洋交匯”演講，聲稱“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為自由與繁榮之海帶來富有活力的結合。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擴大的亞洲’正在明確出現”，“通過日本與印度的聯合，‘擴大的亞洲’將美國和澳大利亞包括其中，便可發展成為一個覆蓋太平洋的寬廣網絡”。 對此，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吳懷中指出，安倍明顯是提倡以日印聯合為基礎，加上原本較為緊密的日美、日澳關係，發展一個以日、美、印、澳四國合作為基礎的“擴大的亞洲”或“太平洋網絡”，意圖實質性推動四國在橫跨印太的地緣板塊加強合作，以四國聯手形式應對中國新時期的外向發展和戰略拓進。 

但是，試圖將“四方對話合作”機制化的努力，不久就沉寂下來。首先，是因為其首倡者安倍於2007年9月即因國內政治支持低迷和健康原因下台，從而失去了推動力。其次，澳大利亞在John Howard領導下長期執政的保守派，在2007年11月的選舉中輸給了Kevin Rudd領導的工黨。Howard一直致力於推動加強與日本和印度的戰略紐帶，但Rudd卻對現有的美日澳三邊安全對話機制納入印度持批評態度，認為這將導致北京的不滿和疑慮。2008年2月，澳大利亞外長Stephen Smith當着時任中國外長楊潔篪的面，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澳大利亞退出“四方對話”。 第三，儘管印度在1962年與中國的邊界戰爭中遭受羞辱性的失敗，對中國存在長期的戒心，但吸納印度進入美日澳三邊體系，並充當中美戰略平衡上的“搖擺國”角色，也有些操之過急。美印在2005年7月才剛就核合作達成框架協議 ，離國際社會接受印度為一個事實上的擁核國家尚需時日。印度在冷戰期間與蘇聯交好，在印度戰略界對美國及其作為一個潛在安全夥伴的可信度還有着深深的懷疑。如果印度加入“四方對話”，那麼就存在與中國敵對並捲入東亞衝突的潛在可能性，這並不符合新德里長期以來奉行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印度並未對此做好準備。 第四，中國大力推行“微笑外交”，意在說服各國相信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儘管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快速推進，並開始在印太地區引發焦慮，但中國那時還並未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連續實施進攻性活動。因此，亞洲國家仍然對中國將成為“負責任攸關方”持比較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更可能遵守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而不是挑戰它。如果“四方對話”對中國過於挑釁，那麼更可能升級而不是緩和地區安全困局。因為，如果讓北京認識到自己被現有地區秩序排斥，將實際上反而鼓勵強硬派更專斷行事。 胡錦濤為首的北京領導層在外交上比較謹慎，在軍事上相對克制，並未明顯地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袖地位，可能是美日澳印“四方對話”在初期進展並不順利的最重要原因。

此一時，彼一時，自從安倍晉三提出“四方對話”概念以來，印太地區形勢逐漸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在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按照PwC的一份研究報告“The World in 2050”，中國的GDP將在2030年之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如果按購買力（PPP）計算，那麼中國的GDP在2016年就已經超過美國。 憑藉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北京的軍費支出也連年大增。從2007年到2015年，中國軍費增長了107%，在2015年占政府總開支的10.6%。從更長期趨勢來看，從2000年到2015年，中國軍費則增加了396%（扣除通貨膨脹因素）。 儘管北京一再解釋軍費增長是因為GDP同步增長的緣故，但對於中國不斷增強的軍力，其兵鋒指向何方，各國也越來越憂慮，越來越擔心北京將尋求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來實現其宏大戰略。

自從大約2003-2004年以來，中國官員經常使用“核心利益”這個術語，來描述那些北京認為不可談判並在必要時可以通過使用武力來捍衛的政治訴求。 最初定義的核心利益是維護領土完整和收回內戰中失去的土地。在2003年，北京宣布反對台獨是其“核心利益”。在2006年，反對西藏和新疆的分離主義威脅也加入“核心利益”行列。 自從“四方對話”沉寂以來，中國對“核心利益”的定義擴大到實際控制或被多國爭奪的領土訴求，因而有可能直接挑戰領土現狀並引發軍事衝突。2010年3月，國務委員戴秉國告知美國國務卿Hillary Clinton，北京認為南中國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2013年4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釣魚島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當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如果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領土訴求與台灣、西藏和新疆一樣不可妥協，那麼其戰略含義就是，“這些爭議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中國必須最終按照它的方式來解決。” 

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向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申請南海仲裁，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宣布裁決結果，該結果有利於菲律賓而否決了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北京立即宣布，該裁決無效，沒有約束力，中國不接受、不承認。 在有爭議的南沙群島中，中國只控制了8個島礁（馬來西亞5個，菲律賓8個，台灣1個，越南48個） ，但自從2013年12月以來，中國在南海開始了大規模的填海造島。根據美國國防部2015年8月發布的《亞太安全海上戰略》報告，截止2015年6月，中國總共造島2900英畝。相比之下，越南大約80英畝，馬來西亞70英畝，菲律賓14英畝。中國在20個月之內的填海面積是其它國家在過去40年總和的17倍之多，占南沙群島填海總面積的約95%。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這些島礁上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比如在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興建大型機場跑道，可以起降戰鬥機和運輸機。 在華盛頓眼裡，這些行動，將大大增強中國在本地區的力量投送能力，從而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使得形勢更加不穩定。 美國國防部稱，“長期來看，中國領導層正致力於發展他們斷定必要的能力，以威懾或擊敗對手的力量投送，並反制第三方 – 包括美國 – 在危機或衝突時的介入。” 儘管達到這個目標尚需時日，但當中國的“武斷”繼續下去，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就有採取實際行動來保衛現有秩序的壓力。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加之中國高調推進“一帶一路”等宏大戰略，給各國造成欲取代現行國際秩序並輸出被稱為“北京共識”發展模式的印象。美日澳印越來越有戰略焦慮，西方各國越來越認為認為多年來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已經失敗，於是安倍倡導的美日澳印“四方對話”機制開始捲土重來。 

日本：
儘管安倍晉三在2007年9月下台，但他卻從未打消聯合美日澳印四國以制衡中國的念頭。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次日便通過印度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題為《亞洲的民主安全菱形》的署名文章。他呼籲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以保衛涵蓋從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公海，並且“已準備好向這個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貢獻日本的力量”，與實力日漸增強的中國抗衡。安倍稱，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強制”行為直接威脅美日澳印四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而且，四國需要防止南中國海變成“北京的內湖”，那將使得中國的航母和核潛艇能夠威嚇本地區國家。  2016年9月，日本政府在安倍與印度總理莫迪會談之後發布的公報中，首次使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表述。此後，安倍政府積極推動印太戰略。2016年11月，莫迪訪日期間，日印達成多項合作協議，安倍再次向莫迪予以說明，雙方再次確認了“亞非發展走廊計劃”。 有印媒稱之為日印版“一帶一路”，將與中國“一帶一路”相抗衡。2017 年9 月，安倍訪印，與2014 年上台的莫迪舉行第十次會晤，雙方同意將日本印太戰略與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這兩大區域戰略對接起來。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對“四方合作”機制的態度也發生逆轉。2012年11月，澳大利亞總理Julia Gillard與美國總統Obama共同宣布，允許每年最多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輪換駐防北澳大利亞。隨後，在2013年9月，新任澳大利亞總理Tony Abbott與Obama則確認了該協議。  2015年9月，澳大利亞國防部長Kevin Andrews在訪問印度時表示，2008年工黨政府退出四方防務對話和四國海軍演習的做法是一個錯誤，並稱這不是現任政府的立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的院長Rory Medcalf對此分析說，“毫無疑問，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為將成為四國海軍演習的主要催化劑。” 2016年2月25日，澳大利亞發布了其最新防務白皮書，該報告分析了直到2035年澳國面臨的戰略和政治環境。在這份白皮書中，凸顯了中國的“戰略武斷”及其對現狀的挑戰。比起2013年白皮書，2016年白皮書傳遞的壓倒性信息是，對於這樣的前景 - 中國持續崛起將不會挑戰現有的基於西方規則、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堪培拉的態度是悲觀的。堪培拉預計，北京將會採取越來越多這樣的行動：從其領土和海洋訴求中持續攫取戰略優勢；基於中國自己的歷史敘述，而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來合法化其領土和海洋訴求，並不惜使用武力。 

印度：
自從2014年以來，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就着重加強印度的力量，以抗衡不斷增長的、來自中國的挑戰。因此，印度謀求與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加強多邊防務合作。印度的目標包括，面對中國的“擴張主義”之際，在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維護“航行自由”。 在2007年，美日澳印聯合海軍演習招致中國抗議，導致印度修改了其計劃。但是，自從2014年以來，印度已經恢復了在東印度洋舉行的Malabar多邊海軍演習。同年，莫迪政府將“向東看”（Look East）政策更名為“東向行動”（Act East）政策，標誌着印度對東南亞地區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策略，對此，中國因素髮揮了重要作用。 2017年，印度、日本和美國在南中國海舉行了聯合海軍演習。 同年，中印兩軍在洞朗地區的武裝對峙，也促使印度更加靠攏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如今，印度面對的是一個在喜馬拉雅和印度洋地區更加強大的中國，因此，構建多邊防務合作的動機和獲取先進防務技術的需要在增強，而傳統的“不結盟”優勢及與中國的接觸則進一步減弱。 

美國：
美日澳印四方聯手對付中國，最重要的角色和領袖是美國。早在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Hillary Clinton就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署名文章，談及“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Hillary Clinton在文中說，“從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延伸到太平洋的海域包括世界上最為生機勃勃的貿易和能源通道。” 關於與澳大利亞的結盟，她說，“我們正擴大與澳大利亞的聯盟，從太平洋夥伴關係發展為印太夥伴關係，進而發展為全球夥伴關係。”  關於印度，她說，奧巴馬政府已經擴大了與印度的雙邊關係，美國“通過與印度和日本開展新的三邊對話等方式，來積極支持印度的‘向東看’努力。我們還為南亞和中亞勾勒了新願景，經濟上更加融合、政治上更加穩定，對此印度是關鍵。”  可謂對印度極盡拉攏之能事。

2016年2月23日，美軍太平洋司令Harry Harris Jr.在參議院作證時說：
“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標是，在印度洋-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由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組成的強有力四方夥伴關係框架。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密切協同，將是維護基於規則的地區秩序的力量，來反制和威懾強制行為或不受約束的國家野心。” 

2017年11月11日，新任美國總統Trump在越南峴港發表演講，強調“印太夢”的原則在於民主主義、法治、個人權利、自由，並宣布與破壞這些原則的獨裁者進行對決。 在Trump於當月訪問日本期間，據日本外務省宣稱，美日兩國領導人就“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兩國一道致力於通過“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促進並建立基本價值、實現經濟繁榮、確保和平穩定三項重要目標達成共識。 而一個月後美國白宮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印太”已經成為美國闡述地區戰略的首要地區。 

2018年6月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2018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James Mattis系統闡述了美國“印太”戰略，是迄今為止美國官方就這一概念的最全面而權威的表達。在此番講話之前，美國的“印太”戰略構想還邁出了走向實心化的重要一步。5月30日，Mattis在夏威夷宣布，美軍太平洋司令部（Pacific Command）正式更名為美軍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雖然太平洋司令部的轄區本就包括印度洋地區，但美國現在將印度洋和太平洋等同看待，意味着Trump政府大幅提升了印度洋的戰略地位，印度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至此，2007年由日本首倡的美日澳印四方合作“印太戰略”，在經歷數年沉寂之後，被安倍晉三在2012年以“民主安全菱形”的面目重新包裝升級，並得到了澳大利亞和印度的積極響應，最終被美國接受吸納並成為Trump政府的官方戰略，以取代Obama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範圍更廣闊，目標更明確，行動更有力。美日澳印“印太戰略”劍鋒所指，正是太平洋西岸那個國力蒸蒸日上的大國。“印太”海權強國試圖圍堵“歐亞”大陸崛起中勢力，似乎是一場經典的地緣政治爭鬥。當前如火如荼的美中貿易戰，或許徐徐拉開了21世紀這場巔峰對決的序幕。

4 結語
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快速、持久和大規模增長，由此帶動國力大幅提升。正如李光耀所言，“中國影響力急劇上升，以至於世界必須找到新的平衡。我們不可能假裝中國只是又一個大國，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參與者。”中國快速崛起的地緣政治現實，給當今世界和印太地區的霸主美國造成了極大的挑戰。美日澳印四國在制衡中國方面有共同利益和訴求，因而逐漸合流。由日本提出、最終被美國接受和引領的“印太戰略”，日漸成為四國官方戰略，劍鋒指向中國。然而，“印太戰略”能否最終落地並成功，仍然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冷戰期間，蘇聯對西歐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是促成北約創立和成長及最大程度多邊主義的主要因素。而中國在印太地區，並未造成當年蘇聯對歐洲的嚴重威脅。此外，蘇聯及東歐集團，基本上是一個獨立於西方的封閉體系，與西方之間的經濟聯繫很少。但是，今日中國經濟卻與美日澳印四國乃至整個印太地區深度交融，利益犬牙交錯。因此，要將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打造成“亞洲版”北約，聯手對付中國，難度並不小，其前景取決於華盛頓，但更可能取決於北京的戰略抉擇。如果北京過度自信，採取魯莽而咄咄逼人的方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麼很難不被解讀為是企圖顛覆美國制定的現有國際和印太秩序，取代美國的領袖地位，並輸出中國的“發展模式”。那麼，一個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亞洲版”北約橫空出世的概率將大大上升。同樣地，如果美國不能有效管控其戰略焦慮，從而發動先發制人的預防性遏制和圍堵，那麼，也很可能逼迫北京走上對抗的道路，從而雙雙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這無論如何談不上是一個成功的偉大戰略，也是21世紀人類的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