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數七大章的《美國憲法》，是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自1788年6月21日開始實施的二百三十年以來，國會提出修改動議，超過一萬次，但成功地通過的修改動議，共有三十三次，其中的二十七次，已經付諸實施。剩餘的三條，《州權決定奴隸制度存廢修正法》《平等權力法》《首都成州案》，或因失效，或因環境，已經嗚呼哀哉了。《普調區域法》《童工法修正案》《公民貴族法》已經快要被人民忘記了，比如《普調區域法》已經通過了兩百二十九年，《公民貴族法》已經通過了兩百零八年了，依然還沒有達到大部分州議會認可的法律要求，依然遙遙無期。

其中1791年的頭十條《權利法案》，最為世人熟悉。《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賦予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宗教自由的概念，是來自殖民地時代的一場誹謗罪官司 —- 1734年的《皇家 訴 曾格案(Crown V  John Peter Zenger)》。

發生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時代的《皇家 訴 曾格案》，是美國司法史上第一件誹謗罪大案，震驚整個十三個殖民地。其影響力之巨，無與倫比，它直接影響了美國後世的價值觀與是非觀，它的判例，經常出現在在美國各州與聯邦，甚至於最高法院的判例中。 尤其是在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官司中，誰也無法避開《皇家 訴 曾格案》的影響。

整個《權利法案》的原始概念，源自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英國的《權利法案》，源自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

1779年，維吉尼亞殖民地議會，首先通過了《維吉尼亞權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與《權利法案》兩大劃時代議案，尤其是後者，成為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的藍圖。《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說，國會永遠不得制定限制言論自由、宗教信仰、出版自由與集會自由的法律。

這條俗稱的《權利法案》，是美國法學家與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基本權利。1789年3月15日，傑斐遜從巴黎，為催生《權利法案》而寫信麥迪遜，其中有名言說，“半條麵包比沒有麵包好，如果我們無法保障所有的權利，那就先保障我們力所能及的權利。”渴望之情，透紙而出。

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的威力下，美國國會無法制定任何包括誹謗或侮辱罪名的法律，即使制定了，也會被最高法院以違反《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精神法理而推翻。

至今為止，美國聯邦法中，沒有任何的誹謗如侮辱法律。幾乎所有的美國法學家，都有這種困擾的感覺：誹謗罪名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之間的分野，只有一條頭髮那麼細。這就是國會至今沒有通過任何聯邦誹謗法律的真正原因。

雖然美國聯邦法中，沒有誹謗法與侮辱法，但並不是表示可以恣意實行侮辱與誹謗。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保護言論自由的威嚴下，美國聯邦法庭甚少嚴懲誹謗罪名成立者。

人格遠比生命還來的重要，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之一。人性的尊嚴，不容詆毀，人格的完整，不容侮辱。在1992年至2004年之間，美國聯邦法院審判了四十一件誹謗罪名官司，其中有六位被告被陪審團宣布罪名成立。

從1965年至2004年，有十六件的誹謗罪被告，被聯邦法官判處入獄。雖然十六位被定罪者的入獄刑期不長，平均時間是一百七十天，但為後世立下了一個必須警惕言行的案例。

其餘誹謗罪較輕者，或被判罰款、假釋、社區服務與書面道歉。這些被裁決誹謗罪成立者BA。

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的威力下，美國國會無法制定任何包括誹謗或侮辱罪名的法律，即使制定了，也會被最高法院以違反《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精神法理而推翻。

至今為止，美國聯邦法中，沒有任何的誹謗如侮辱法律。幾乎所有的美國法學家，都有這種困擾的感覺：誹謗罪名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之間的分野，只有一條頭髮那麼細。這就是國會至今沒有通過任何聯邦誹謗法律的真正原因。

雖然美國聯邦法中，沒有誹謗法與侮辱法，但並不是表示可以恣意實行侮辱與誹謗。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保護言論自由的威嚴下，美國聯邦法庭甚少嚴懲誹謗罪名成立者。

人格遠比生命還來的重要，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之一。人性的尊嚴，不容詆毀，人格的完整，不容侮辱。在1992年至2004年之間，美國聯邦法院審判了四十一件誹謗罪名官司，其中有六位被告被陪審團宣布罪名成立。

從1965年至2004年，有十六件的誹謗罪被告，被聯邦法官判處入獄。雖然十六位被定罪者的入獄刑期不長，平均時間是一百七十天，但為後世立下了一個必須警惕言行的案例。

其餘誹謗罪較輕者，或被判罰款、假釋、社區服務與書面道歉。這些被裁決誹謗罪成立者的處分，是輕微的，比如罰款的平均額是一千七百元，假釋的平均期限是五百四十七天，社區服務的平均期限是一百二十個小時，至於大部分的書面道歉，更是不疼不癢。

由於《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着重保護美國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故鮮有最高法院與聯邦法庭的誹謗案件裁決，採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法理來判決，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失誤，多為法%A頭髮那麼細。這就是國會至今沒有通過任何聯邦誹謗法律的真正原因。

雖然美國聯邦法中，沒有誹謗法與侮辱法，但並不是表示可以恣意實行侮辱與誹謗。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保護言論自由的威嚴下，美國聯邦法庭甚少嚴懲誹謗罪名成立者。

人格遠比生命還來的重要，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之一。人性的尊嚴，不容詆毀，人格的完整，不容侮辱。在1992年至2004年之間，美國聯邦法院審判了四十一件誹謗罪名官司，其中有六位被告被陪審團宣布罪名成立。

從1965年至2004年，有十六件的誹謗罪被告，被聯邦法官判處入獄。雖然十六位被定罪者的入獄刑期不長，平均時間是一百七十天，但為後世立下了一個必須警惕言行的案例。

其餘誹謗罪較輕者，或被判罰款、假釋、社區服務與書面道歉。這些被裁決誹謗罪成立者的處分，是輕微的，比如罰款的平均額是一千七百元，假釋的平均期限是五百四十七天，社區服務的平均期限是一百二十個小時，至於大部分的書面道歉，更是不疼不癢。

由於《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着重保護美國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故鮮有最高法院與聯邦法庭的誹謗案件裁決，採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法理來判決，這是美國司法史上的失誤，多為法學家們所詬病。英國的大陸法與美國的州法，往往成為主要的裁決法理依據。

美國的司法倫理是憲法為國家至高法律，聯邦法如果與之衝突，聯邦法自動失效，州法如果與聯邦法衝突，州法自動失效。為了維護人性的尊嚴，與保護人格的健全，美國各州開始通過立法，完善州級的誹謗與侮辱罪名立法。

2005年後，美國有十七個州與兩個屬地，完善了州級的誹謗與侮辱法，並將之歸納到刑事犯罪範疇：科羅拉多、佛羅里達、堪薩斯、路易斯安那、明尼蘇達、密西根、明尼蘇達、密西西比、蒙大拿、新罕布什爾、美國新墨西、北卡羅來納、北達科他、俄克拉荷馬、猶他、佛吉尼亞、華盛頓、威斯康辛、波多黎各與維爾京群島。

美國有三個州，立有嚴厲的誹謗與侮辱罪法：亞利桑那、密蘇里和田納西。這三個州的州法，用明文規定什麼是誹謗事實(defamatory per se)，分為四大類：第一，指稱或責難別人有令人嘔吐的疾病，比如陽痿、性冷淡、性病、麻風病、精神病等；第二，指稱或責難女性無貞操，不貞節；第三，指稱或責難別人行為可恥，道德敗壞；第四，指稱或責難別人的職業、生意或投資，因而造成惡劣影響。一旦誹謗事實罪名成立，無需證明損失，即可要求實際、精神和懲罰性賠償。

誹謗中傷是一種傷害別人的惡劣行為，是一種扭曲人性的醜陋裸奔，為現代文明社會所唾棄，為普世價值所否定。

在維吉尼亞州，在維護人類尊嚴不得侵犯的前提下，連在兩人以上的公開場合的討債行為，都被是為犯法，其法理很簡單，這種行為會為對方帶來尷尬，而尷尬就是侮辱人性尊嚴的具體表現。

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維吉尼亞州是一個罪惡累累，醜態百出的地方，但是近六十年來的突飛猛進，與率先追求普世價值與社會文明，可稱典範，六十年來的努力成果，遠勝過去三百五十年的總和。

維吉尼亞州有其獨特的政治生態，有兩種法律是我行我素的奇葩。一是州長任期不得連任法，也是美國唯一州長只干一任就必須下台的州。曾有數十次的修憲動議，但全以失敗告終，維吉尼亞州的州旗，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一位武士，把暴君踏在腳下，其座右銘是：打倒暴政。

二是擁有賠償封頂法。維吉尼亞州法律，不允許利用法律為武器去發財致富，硬性規定，不論陪審團裁決的賠償金是多少，最高為二十五萬元。

美國各州對於誹謗的法律定議不同，沒有統一的說法。大概而論，文字形式的的稱之為誹謗（libel）,語言形式的的稱中傷 (slander)，兩者的共同稱呼就是誹謗中傷，實際上，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的分別。

美國有三十三個州，將誹謗罪歸屬民事範疇。但有九個州，不僅誹謗活人是刑事犯罪，連誹謗死人，也算到刑事範疇之內：愛達荷、喬治亞、堪薩斯、路易斯安那、內華達、北達科塔、俄克拉荷馬、猶他與華盛頓州。

在美國的誹謗官司，多以新聞媒體為被告對象。在被告的新聞媒體中，又多以報紙和雜誌為主要對象，電視與電台次之。報紙和雜誌的挨告率，是電視與電台的兩倍。

美國聯邦法中沒有誹謗罪的明文，但依然可以在聯邦法院中進行訴訟。在美國司法史上，有四件代表性的誹謗罪案例，成為至今依然經常被引用的經典案例。

第一件是1734年的《皇家 訴 曾格案》；

第二件1964年的《紐約時報 訴 蘇里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第三件是1967年的《柯蒂斯出版社 訴 跋特斯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

第四件是1974年的《格茨 訴 韋爾奇公司案(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在美國的司法史上，論影響力，沒有一件誹謗罪案例，可與《皇家 訴 曾格案》相提並論，不僅因為此案是美國司法史上的第一件誹謗罪案，也是為美國人民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概念的啟蒙種子。《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的保障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權利、法理與概念，就是來自此案。

簡短地回顧當年美洲十三個殖民地時代的大環境，就可得出《皇家 訴 曾格案》事情爆發必然性的結論。

1731年7月1日，英國派駐殖民地紐約全權總督蒙哥馬利(John Montgomerie)，突然病死在任上，按照英國與殖民地的行政傳統，民選的眾議院院長，共和自由黨黨魁范達姆(Rip Van Dam)，依法出任代理總督。1732年1月13日，英皇喬治二世委任科斯比(William Cosby)出任紐約與新澤西總督。

在美洲英國殖民地時代，科斯比是一名聲名狼藉的狗官。貪污腐敗，殘暴不仁，最大的本領，就是結黨營私，死命撈錢，為了牢固特權，與掌控司法、立法與行政，他利用手上的特權，排除異己，打擊任何挑戰者，將各部門頭子，全部逐一革職，換上自己的聽話嘍囉。

科斯比是十三個殖民地頭子的典型縮影：獨裁、專制而殘酷的暴君。正因為有了這種殘暴的官僚，才會官逼民反，使美國人民，別無選擇，只有勇敢地走向獨立建國的革命道路。科斯比之流，為英國之全面在美州崩潰，立下了汗馬功勞。

科斯比於1690年出生在愛爾蘭皇后郡，英國陸軍出身，曾升任准將軍階。十九歲時，獨自溜到意大利，靠賭博為生。二十歲時，到西班牙參軍，時來運至，連連高升，再返回愛爾蘭老家當軍官，官拜上校。1711年，與白金漢宮有姻親關係的孟塔古(Grace Montagu)結婚，靠着裙帶關係，開始走向政治宦途。

1718年，科斯比出任巴利阿里群島梅諾卡(Menorca,Balearic Islands)代理總督，立即暴露出他的貪腐本色：利用職權，非法扣押葡萄牙商船，據為己有，幾乎導致兩國外交糾紛。

1732年4月24日，經過兩個月的航程，科斯比到達了人口五萬的達紐約，就任第二十四任總督。上任後首要的政務，不是如何安撫人心，整頓政府，而是問土生土長的范達姆，追索他出任代總督期間一半的薪水，理由是這個職位，本來就是我的，你是代理，就不應支取全薪。

兩人自此交惡，開始了近身搏殺的權力鬥爭。范達姆回覆說，“你如果把在英國貪污腐敗，與挪用公款的髒錢吐出來，我就把一半的薪水交給你。”

撕破臉的科斯比，把范達姆告進法院。案件最後被最高法院院長莫里斯(Lewis Morris)丟出法院。盛怒之下，科斯比以英皇御使的資格，抄了莫里斯的魷魚，順便把自己的馬仔德蘭西(James De Lancey)，塞進最高法院。

山高皇帝遠的科斯比，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連范達姆一齊炒掉魷魚。受辱後的范達姆與莫里斯，結成聯盟，誓要與科斯比干到底。

仇恨與嫉妒，可以使人瘋狂。科斯比與范達姆的較量，可以說是不死不休。1736年3月10日，科斯比因肺結核而病死。臨死時，就在病床上，簽發了對范達姆的革職令，導致死後，使他無法出任代理總督。

輿論是政治鬥爭的主要戰場。范達姆用匿名和筆名，撰寫攻擊科斯比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與挪用公款的內幕爆料文章，交給《紐約周刊(New York Weekly Journal)》發表。

這個背景，連帶出美國司法史上第一件誹謗罪判例，也啟蒙了美國民族的公民權利意識，為美國的文明道路，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曾格於1697年10月26日，出生在德國茵普夫林根(Impflingen)，於1746年7月28日，死在紐約。父親尼克拉斯(Nicholaus Eberhard)是一位中學老師。1710年，年僅十三歲的曾格，隨雙親移民美國，在半路上，尼克拉斯病死大海中。

次年，十四歲的曾格，因家境清貧，無法就學，跟隨印刷大師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為印刷廠學徒，當時，布拉德福是紐約唯一的印刷廠。

八年後，已經全面掌握整套印刷技術，開始創業，成為紐約第二家印刷廠，並主辦《紐約周刊》，自任主編與發行人，也因此而擔負所有的法律責任。

布拉德福的《紐約公報(New York Gazette)》，是一份親英的報紙，也是為新總督科斯比歌功頌德的宣傳大本營。《紐約周刊》立場超然，聲明遠播，逐漸成為對抗殖民暴政與科斯比的主要輿論根據地。

因為曾格的英語水平有限，基本上連一篇流暢的文章都寫不出來，在《紐約周刊》的文字，多是德語，但他借力於周邊朋友的協助，招募了幾位優秀的筆桿子，將《紐約周刊》推向了更高的層次。素有紐約才子雅號的作家亞歷山大(James Alexander),是其中的佼佼者。後來惹禍的文章，全是出於亞歷山大之手。

1734年1月28日，《紐約周刊》揭發科斯比的貪污腐敗與挪用公款醜聞，並且說，這位無德無良的官僚，已經嚴重的威脅到本地居民的自由與財產。

1734年2月4日，《紐約公報》發表聲明說，《紐約周刊》1734年1月28日的文章，是嚴重的惡意誹謗，並指曾格應負法律責任。曾格與他前老闆布拉德福的關係，自此從朋友，演變成敵人。

1734年10月，科斯比老羞成怒，責令最高法院院長德蘭西，親自出馬，把曾格提起誹謗刑事公訴，但三次的不同罪名起訴，全被大陪審團以證據不足為法理，拒絕批准以刑事罪名提控曾格。

1734年10月22日，科斯比簽發總督行政命令：將曾格的所謂誹謗報紙，全部燒毀。地區法官拒絕派人執行這個亂命，科斯比只好派出自己的奴隸，拿着斧頭和乾柴，前往報社，砍燒了事。

1734年11月2日，科斯比知道寫文章罵自己的是亞歷山大，但苦無證據，只有把怒火，撒到曾格頭上。

1734年11月17日，科斯比命令司法部長布拉德利(Richard Bradley), 直接將曾格抓了起來，關進監獄，等待開庭。拘捕令是由最高法院院長德蘭西，與大法官菲力普斯(Frederick Philipse)聯合簽發的。

紐約最高法院把曾格的保釋金定為四百鎊，另加兩百鎊的保釋保險金，共六百鎊。曾格沒有那麼多錢，只有待在監獄裡，等候上庭，審判他所謂的誹謗刑事罪名。

在1734年代的六百鎊，幾乎等於現在的兩百二十萬元，這個誹謗罪的保金，比叛國罪的保金還要多，其欲置曾格於死地，一目了然，路人皆知。

曾格聘請了史密斯（William Smith）為自己的辯護律師，當他發現審理案件的法官，居然是科斯比的馬仔德蘭西時，立即提出嚴重抗議。德蘭西老羞成怒，下令以 “陰謀同黨” “藐視法庭“ 的所謂理由，吊銷了他的律師執照。

史密斯是一位謹慎的律師，深知科斯比的陰險，未雨綢繆，已經邀請了在殖民地最富盛名的哈密爾頓（Andrew Hamilton）接任，為曾格的辯護律師。

1734年12月6日，科斯比在《紐約公報》發表聲明說，這些“最惡毒的誹謗，來自三個人：曾格、范達姆與亞歷山大。”

1735年7月29日，轟動十三個殖民地的時代誹謗大案，開始挑選陪審團成員。科斯比的馬仔試圖操縱陪審團，但被哈密爾頓識破而只得作罷。

哈密爾頓來自費城，曾任總檢察官、司法部長、法官等職位，更重要的是，他不在紐約和新澤西辦公，無需賣地頭蛇科斯比的帳。

1735年8月4日，大案開庭。法官德蘭西首先宣布，檢察官布拉德利只需證明那份誹謗文字，是出自哪份報紙即可，至於是否誹謗，無需擔心，會由法庭來決定。

這個聲明，激怒了陪審團。檢察官布拉德利微笑着，亮出了1734年1月28日的《紐約周刊》，就算是出示證據了。

時年六十歲的哈密爾頓，突然站起來，大聲地說：“我那位被關押在後面箱子裡的所謂被告，他已經承認了那些文章，的確全是來自他的報紙。因此，我也許可以為檢察官先生節省一些檢驗證據的時間。”

這個開口就認罪的舉動，立使全場立即肅靜，鴉雀無聲，眼光集中到法官身上。暗喜不已的德蘭西，首先命令票傳的三位證人可以回家了， 因為已經無需他們再出庭，指證那些文章是出自曾格的報紙。那三人中，有兩位是曾格的兒子，一位是《紐約周刊》的副編。

全場靜得可以聽到一根落地的針。德蘭西沉默一會後，對着陪審團說：“既然哈密爾頓先生，自己已經懺悔了那些誹謗文章，與及中傷報紙，那麼，陪審團就必須為我們皇帝陛下頒發一道裁決。如果這些事情是真的，兼法律又認為是誹謗的，而誹謗罪是嚴重的，無可寬恕的。真實的誹謗罪，是無法辯護的。”

布拉德利打鐵趁熱，搖着頭告訴陪審團說：“曾格先生一直是一位極富煽動性的人物，經常在他的報紙上發表些虛假消息，與及煽動性的誹謗，惡意的設計一些使人嘔吐的誹謗中傷，這全是朝着科斯比總督，和他的部屬而搞出來的陰謀。我們永遠不能鼓勵誹謗，因為誹謗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這些人連身上的血液，都是有毒的。一有機會，就會到處造謠，說對方壞話，真是心眼壞透，居心叵測，必須接受法理的制裁。”

等到布拉德利的結案陳詞說完後，哈密爾頓優雅地站起來，向着陪審團，發表了一篇雄辯的結案陳詞：

“英國的誹謗法律，不能全是紐約的誹謗法律。也不能就將之解釋成禁止言論的法理，因而本案的影響力，彰顯得格外的重要。在這個腐敗的政權下，許多人都深受其害。從剛才檢察官的言論那裡得知，這些起訴行為，全部都是直接來自總督與他的委員，所以我才憂慮。也有不少特殊的起鬨人士，他們都是有利益衝突的。為了這個特別的原因，這已經是我的責任，來要求法庭，請耐心地允許我把話說出來。

在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宮中，如果有人敢當着法官之面，前去襲擊別人的話，為了維護尊敬和尊嚴，將會被法庭判處砍掉其右手，再沒收其土地與財產，讓犯罪者付出應有的代價。雖然這裡的法官聲稱，所有這裡的權力與當局，全是英皇的屬地，但是我相信，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這裡，檢察官有膽量要求紐約殖民地的法官，去採用那種同樣殘酷的懲罰嗎？

理由再明顯不過的了，一場在紐約的爭吵，甚至是暴亂的後果，絕對不會像發生在威斯敏斯特宮中那樣的嚴重。我希望，一些在種植園裡對總督的粗魯行為，應當裁決對總督的不恭敬行為，而不是對君主的品行不端的懲罰。

基於這些事實，我希望檢察官先生，不要為了表現支持總督的政治立場，就想去引用這些英國法律，當然如果這會影響到英皇的安全與榮譽除外。數之不盡的例子已經清楚地說明，在一些地方或環境裡，被認為是好的法律，但可能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或環境裡，並不見得也是一樣。”

哈密爾頓告訴陪審團，一句從來沒有人聽過，或從來沒有人知道的法理：“事實是對誹謗最佳的辯護(The truth should be a best defense to the charge of libel)！”

問題是，紐約殖民地法律中，沒有這種法理和案例。眼見陪審團的興奮表情，德蘭西護主心切，連忙說明道：“哈密爾頓先生並沒有拿出可信的證據，來說明那份雜誌的文章不是誹謗，而且，法律很清楚地註明，沒有人可以為誹謗辯護。陪審團只要找出曾格在那份報紙中的誹謗文章，就是證據了，然後讓法庭來決定被告是否犯有誹謗罪。”這是科斯比、布拉德利與德蘭西的如意算盤。

德蘭西雖然是最高法院院長，但無人不知，他就是科斯比總督的一條走狗，一條沒有是非對錯道德底線的無良走狗。

哈密爾頓加強一番非常重要的結論：“我需要走下去，因為那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天性。那是一種所有人的權利，當他們受到傷害時，他們有權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有權對濫用權力的政權，提出言辭激烈的抗議。當局對居民使用不必要的公開暴力時，他們有權出面加以保護。為了維護自由，為了維護價值，為了所有人的不再繼續被迫害，更為了維護上天賦予我們最偉大的恩典，他們必須拿出勇氣，悍然站出來維權。在泛泛的總體來說，失去了自由，比死亡還要糟糕。”

哈密爾頓繼續向陪審團控訴說：“到現在為止，無論年齡，無論是否為了一己的前程，或是為了夢想中的榮耀，全會義無反顧地對被壓迫者伸出援手，向毀滅說不。這是每一位肯定自由價值者所必須考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為了血緣，還是為了家國，凡是熱愛自己土地的人，無不期待所有人都擁有自由，因為我們都知道，一旦失去自由的後果，生活將會是悲慘的境遇。”

哈密爾頓繼續他的雄辯說：“權力猶如河流，當將之管制在兩岸的提壩間時，是美麗而有用的，但是當權力泛濫到衝破兩邊的提壩時，將會遏制不止，禍患立至。我們必須在猛烈的毀滅與淒涼到來之前，加以慎重的防範。假如說，這就是權力的本質，那麼，我們就盡力而為，盡我們的義務，盡最大限度的去支持自由，這就是對抗無法無天黑暗權力泛濫的防波堤。為了對抗永無止境的貪婪野心，與無邊無際的目無法紀，無分年齡，不論男女，只要是活着的，他們的滿腔熱血，算是撒在最有價值的地方了。請原諒我的直言和熱忱，當我們服從於當局的時候，我們也就是同時服從那種置我們於苦難的權勢力量。數年來，面對着橫行霸道的專制當局，我帶着虛弱的病身，依然朝着理想目標努力不已。我既老又弱，但是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只要需要我，我就儘量去那些動亂之地，熄滅那些因當局壓迫人民而爆發出來的暴躁怒火。”

哈密爾頓向陪審團直接吶喊說：“陪審團的君子們，這個法庭和你們面對的問題，並不是一件關於微不足道的私人事件，不是關於一位貧窮的印刷匠，也不是關於紐約的一時一地，不是的！它的後果，將影響到每一位生活在英國政府治下的美利堅自由人！這是以我們的自由為代價的事件。我從不懷疑，你們今天的正直行為，將會得到美利堅公民的尊重。每一位期待自由到來，但尚且生活如奴隸的人，都會因為你們今天勇敢的打擊腐敗暴政，反抗專制政權，確保自由權利，敢於說出和寫下真實，而給予你們歌頌和榮譽。你們不偏不倚而無訛無誤的公正裁決，將為我們自己、左鄰右舍與後代，奠定了高貴而結實的道德基礎。”

最後，哈密爾頓提高聲調，大聲地宣布：“這個法庭，這個陪審團，只可以用社會公義與人間正義，而不是暴政和私利來審判曾格先生！”

檢控雙方辯論後，德蘭西在命令陪審團回到密室討論案情前，一再叮嚀說，這個陪審團的職責，就只是證明一件事：曾格發表過誹謗文章的報紙證據，是否存在？其餘的，則由法庭來處理和決定。

德蘭西交代原則後，走回自己的辦公室，準備喝點解悶酒，來平穩一下從法庭上得到的一肚子鳥氣。但屁股還未坐下，書記官即來報告，說陪審團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可以宣判了。

開庭後，法庭書記官，依法詢問結果。陪審團主席亨特(Thomas Hunt)大聲宣布說：“所有控告曾格先生的罪名，全部不成立！”

擁擠得水泄不通的旁觀席上，立即爆發出如雷般的揚聲歡呼，加上狂熱的掌聲，使場面完全失控。德蘭西鐵青着臉，連連猛敲法槌，要求肅靜，但就是制止不住一波又一波喜洋洋的歡樂掌聲。他呼叫庭警，立即拘捕任何“鬧事”者，關進監獄！問題是，整個法庭的人，依然在歡呼慶祝，全都藐視他的命令。德蘭西見狀，一言不發，轉身下堂去了。人心歸向，清楚地寫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當夜，所有參與者，在黑馬客棧(Black Horse Tavern)，為哈密爾頓和曾格，舉行慶祝大會，賓主盡歡。次日，哈密爾頓離開紐約，返回費城老家，眾人在郊區，鳴禮炮十九響，為他餞行，以示感謝。

1735年9月16日，紐約市議會，為了表彰哈密爾頓的“維護人類尊嚴與權利”，頒予紐約市自由勳章，成為一時的盛事。

哈密爾頓返回費城後，立即參與美國獨立紀念館的設計與建設，於1753年竣工，是為賓州的政府議會與辦公大樓。第二次大陸會議，華盛頓被授權為陸軍總司令，《獨立宣言》《美國憲法》，皆在此完成。後來林肯遇刺死亡，遺體返回伊利諾老家，路徑費城，停棺美國獨立紀念館，有八萬五千人前來瞻仰遺容。

1943年，美國海軍的一艘戰艦，以曾格命名， 是為“曾格號(USS Peter Zenger)”，作為這位啟蒙美國出版與言論自由先驅的紀念。

《皇家 訴 曾格案》被法學家與歷史學家們，譽之為美國司法史上爭取出版與言論自由權利第一案。這個判例，為兩百餘年來的美國司法界，立下了十四個影響美國誹謗罪司法概念標準：

第一，陪審團有權不接受坐堂法官的指示，更有權不依照法律條文來論罪，可以全憑自己的良知和基本常識，就可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第二，對事實的真實描述和報道，不得以誹謗罪論之；

第三，真相就是誹謗罪的最佳辯護法理；

第四，大陪審團是不畏權勢的獨立民選法人團體，殖民地總督，前後三次提出起訴在押嫌疑犯的動議，但三次全被拒絕，不僅震驚十三個殖民地政府和人民，也震驚了英國與整個歐洲；大陪審團制度，有效地制衡了政府的司法濫權體系；

第五，誹謗罪嫌疑犯在被法庭定罪前，應為清白無罪，橫行霸道的官僚，不得踐踏司法，將之關押在監獄裡候審，有違《大憲章》《人身保護令》原則；

第六，誹謗罪應該屬於隨時有權撤訴的民事訴訟，由陪審團來決定是非對錯，而不應該屬於刑事範疇，由檢察官與法官來裁決的提控；

第七，評論事件的意見，無論對錯，不得以誹謗罪或共犯視之；

第八，暴君干涉司法的黑手，應該在法庭上揭發出來，使之躲不開輿論的抨擊與譴責；

第九，律師發現法官在案件中有利益衝突的話，有權要求法官迴避；

第十，有利益衝突的坐堂法官，不得使用藐視法庭的法理，將向自己挑戰的律師，加以報復，或吊銷其律師照；

第十一，《皇家 訴 曾格案》，驚醒了沉睡的美洲十三個殖民地人民，使他們意識到，什麼是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概念，為半個世紀後的頭十條憲法修正案，鋪墊了法理與文明的根基；

第十二，正義必勝。《皇家 訴 曾格案》審判程序，暴露出來的是司法黑暗的醜聞：腐敗的專制政府，聯合走狗式的法官與檢察官，意圖製造一起冤假錯大案，在有正義的律師衝鋒下，使之飛灰湮滅。

第十三，使文明世界唾棄文字獄的醜陋和落伍，在現代文明社會裡，文字獄沒有市場，也沒有立足之地。

第十四，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與文明社會的標準成正比，是鑑定真假文明社會的照妖鏡。（待續）

高勝寒  201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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