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敏：天賦聖權的巫（儒）術傳統

一，通過巫術儀式，表明老天爺把宇宙大權賜人，這就是天賦聖王權

1985年四川農民皇帝曾應龍稱皇帝建立了“大有國”，率軍攻入縣城，把醫院當皇宮還娶了40名妃子。

1993年春節記者在監獄採訪了他，記者問：您就是這座監獄鼎鼎大名的土皇帝？曾應龍：應該叫陛下。記者：好吧，陛下，您是什麼時候稱帝的？　　

曾應龍：不是朕想稱帝，是朕的＋萬臣民擁戴朕登基的。大約十年前，在烏江中游的觀音岩，爬上來一條娃娃魚，這牲畜會說人話，而且總在月明之夜，從岩里向外唱一首童謠，什麼“假龍沉，真龍升；河之南，降太平”。後來，連三歲小孩都會唱了，於是這歌謠經過許多小孩的口傳遍了九村十八溝，有位好奇的人叫馬興，是當地的風水先生，一天夜裡，他帶着一撥村民跟蹤歌聲，在“觀音”的嘴裡找到娃娃魚，那牲畜見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扑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歡迎人來。馬興撿起它，從它的嘴巴當眾挖出三尺黃綾，正是那首童謠，而在魚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時皓月當空，馬興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對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舉魚布告玉皇大帝的詔示。

朕事先並不知道娃娃魚的事，計劃生育鬧得厲害，鄉幹部隔三過五帶着醫生，挨門挨戶地查超生子女，查出來要罰款，肚皮里的娃要拿掉，還號召育齡內男女都去結紮、安環。朕有兩個丫頭，還想要個龍子，就同村里許多人一樣，悄悄帶着沒出懷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築七個月，果然天遂人願，有了龍子，按輩份取名延澤。朕不敢回鄉，就領着妻兒到了河南，在新鄉落腳。可還是讓馬興給算出來了。所謂“真龍升”，正暗合“曾應龍”這個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麼“新鄉”這個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馬興領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駕，見着朕就取出龍袍加之，納頭便拜，山呼萬歲。朕卻之不恭，只好順應天命，回鄉稱帝，國號“大有”，改公元１９８５年為太平元年。
　
記者：“大有”的含意是什麼？ 　
　
曾應龍：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國御旨“有地大家種，有錢大家花，娃兒隨便生”，已在臣民中廣為傳頌。 　
　
記者：說句不客氣的話，陛下的這個大有國完全是從史書裡照搬來的，包括童謠、娃娃魚顯靈、河南迎駕等細節都是陛下與大臣事先密謀的結果，真沒想到，時過境遷，您老人家還在做皇帝夢。
　　
大家看看：這些童謠、娃娃魚顯靈唱歌、河南迎駕都是一種古老巫術儀式，通過這些巫術儀式，表明老天爺把宇宙大權賜予給了曾應龍，這就是天賦聖（王）權。

二，天賦聖（王）權是巫術思維的必然

《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中國人在巫術迷信影響下下，以為宇宙的一切權力歸天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即天地有決定萬物的生死權。注意，芻狗是可用可棄的祭祀道具，當它處在“用”的場合，含有“生、神”的意義；當它處在“棄”的場合，含有“死、鬼”的意義；所以，天地“以萬物為芻狗”，就是天地對萬物有生殺權，即我們常說的“天命”。 “天上掉星”是天命，“地上死人”也是天命。莊稼的豐欠也是天命！可見，國人的“天命”觀意味着宇宙的一切權力歸屬於天老爺。

老子的錯誤就是把聖人與天老爺相提並論，並把決定老百姓生死的權力賦予給了聖人（醜陋的“天賦聖權”啊！）——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試問：聖人有什麼權利以百姓為芻狗？百姓有權利以聖人為芻狗嗎？顯然不能，百姓只是聖人宰割的綿陽、韭菜而已！王弼註：“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為芻狗。”其含義就是說聖人對待普通百姓與天地對待世間萬物一樣，可生殺予奪，任其擺布；或者進一步說，聖人的這種為所欲為就是在師法自然、師法天地的名義下進行的，因而有着合乎天道的無窮合理性。事實上，“天地不仁”只是一種自然現象或自然災害，並非天地有意為之。”因此，“法自然”不過是把聖人專制暴行合理化而已，是一種巧飾。

中國歷來就深信君主“受命於天”。“天”具有最高的道德，“上天有好生之德”；它既是萬物的主宰，也是萬物生生變化的力量源頭，還是一切規則的制訂者。正因為“天”的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受命於天”才具有說服力。在商朝早期就流傳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傳說（《詩經.商頌.玄鳥》），周王室的始祖棄也是其母“履大人足”而生的聖人（見於《史記.周本紀》）。
 
君權神授的理論在漢代有了系統的發展，董仲舒繼承了墨家“天志”“天意”說，提出了“天人相與”的理論，認為天和人間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創造了人，人應按天的意志來行動。從“天人相與”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的命題。他認為皇帝是天的兒子，是奉天之命來統治人世的，人民應該絕對服從他們，凡是君主喜歡的事，老百姓應該無條件去做。所謂皇帝乃天子，皇帝講話要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所以凡夫俗子、芸芸眾生必須向皇帝盡忠臣服，皇帝作為天子，其子孫自然就是天之子的子孫，皇位由皇帝的子孫們內部世襲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強迫臣服、家族世襲是傳統專制主義的基石。
 
但“天”不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帶有唯物主義者主義的直觀性。“天”不能說話，需要“天子”來代言，這和聖經中“神”憑語言創造世界截然不同。“天意”常常被解釋為人心、民意，所謂“順天應人”；這就是說，一旦君主被認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麼，如何來判斷君主是否有德，是否得人心呢？從這裡向前推進一步，本可以得出主權在民的觀念以及由此發展出一套確立民意的操作程序，可惜古人未能作此推進。由於缺乏和平競選這種形式，到頭來難免不墮入暴力。不興“數人頭”，必然“砍人頭”，凡是能打贏能保住的政權就可以自我標榜為得民心，凡是沒打贏或者沒保住的政權就被宣判為失民心。這就又走到“成王敗寇”的暴力奪取政權的老路上去了。
 
三，當代巫（儒）術的復興與自由教育背道而馳

一些人害怕“天賦人權”，所以蔣慶喊出了“天賦聖權”以對抗。蔣慶在《讀經與中國文化的復興》一文中說：“聖人的理性與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聖人之心無私慾障蔽，理性清明虛靜，能知善知惡而為善去惡；凡人之心受私慾纏縛，理性渾濁重滯，不能知善知惡遑論為善去惡！職是之故，聖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權利，曰‘天賦聖權’，而凡人只有生來接受聖人教化的義務。所以，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
 
叢林政治的預設前提是：一邊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巫王，一邊是生性愚昧頑劣的黎民。“上智（詐）下愚”，“上智”就該統治“下愚”，“下愚”只能聽從“上智”的指揮；這就是儒家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不能讓愚民來選統治者。這就是蔣慶天賦聖權的理論根源。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聖人），學而知之者（君子），學而不知者（愚民）。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愚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儒家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鬆，對別人很嚴厲。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皇帝可以擁有太監，非皇族就不許擁有。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卻只能從一而終。皇帝和官員不僅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一級一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一級就是真理。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的霸氣。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上智下愚”之社會，人生而不平等。孔子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所以，要實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強化等級森嚴的“禮”制。聖人有受崇拜的權利還有殺滅邪惡權，也就是說：反對聖人者，格殺勿論。孔子就是以此殺少正卯的。聖人的殺人權，今天看來是殘酷了，所以，蔣慶主張適當的體罰如對學生罰站、罰勞動、打手心、打屁股，等等。這就是灌輸教育的強制性體現，顯然與自由教育是格格不入的。
 
美國的學校里沒有如家的“師道尊嚴”這一說。老師決不打擊壓制學生，從不使用侮辱性語言。對於犯規的學生，老師一般都低調處理，擅長使用選擇性問話，比如：“你是樂意馬上停止和你的鄰座講小話，還是坐到窗邊單獨的課桌上去？”

美國的學校不存在灌輸式的強制教育。美國人相信即使是幼童，也天生具有分辨美醜、是非和真偽的能力。蒙台梭利在“兒童之家”的教育中給孩子們制定的規則是：第一，教師不得無故打擾孩子的工作，即使對幼兒也用平等商量的口氣。第二，教師必須制止那些干擾其它孩子工作的孩子的行為，在這裡教師就像是一個執法者。第三，當孩子提出要求時，教師來幫助他，當然這個要求是教師可以做到的。

美國的學校出於自由平等的原則，在學生中不設班幹部，杜絕了在學生中劃分等級滋生特權的思想。如果發生了衝突矛盾，老師鼓勵學生有話放到桌面上來講，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心平氣和地進行辯論。老師和學生都厭惡打小報告和告密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