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理上，無論是聯邦法庭，還是州、郡法庭，均屬公眾地方，普通人們應該是有現場進行攝影與錄音權利的。但是由於法庭是一個嚴肅而莊嚴的地方，是維護公義、伸張正義與裁決是非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如何創造與維持一個提供公平審判的大環境。

這個因素，成為為是否允許在法庭裡面，進行攝影與錄音行為的決定因素。美國最高法院至今無法用判例，來決定新聞媒體或個人，是否有權進行現場直播式的攝影與錄音權利憲法觀點，但是美國聯邦法院數度的制度改良與試驗結果，還是將是否有現場直播式攝影與錄音的批准權力，下放到坐堂法官手裡，因而審案的法官，是唯一擁有決定權的人物。各州級法庭，全跟隨聯邦法院的標準規矩行事，由審案法官來決定攝影與錄音權。

1946年，《美國刑事訴訟法規則第53條》規定：未經授權，任何人不得在美國法庭攝影和錄音。根據這條法律，在法庭內部，未經授權的攝影錄音行為，視為聯邦重罪論處。

1972年，美國聯邦法院司法會議決定，無論刑事或民事，均不得允許電視、電台、攝影與錄音行為，並將之寫進《美國法官行為守則》裡面。

1988年10月， 最高法院院長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首度允許廣播系統現場直播，介紹特設委員會的成立，輿論界視之為法庭現場直播的破冰之舉。

1990年9月，為適應來自民間新聞界與民權團體的壓力，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宣布，以三年為期，將在六個聯邦法院與兩個上訴法院，僅限於民事範疇，開始定點實驗，允許電視現場直播庭審情況。

六個管轄區法院，指的是馬薩諸塞、密西根東區、紐約南區、賓夕法尼亞東區、華盛頓西區與印第安納南區。兩個上訴法院是第二與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同時，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將攝影與錄音嚴禁令，自《美國法官行為守則》裡面廢除，新的規定說：聯邦法官有權在法庭中宣誓就任、歸化儀式與其它的正當活動時，自行決定是否允許新聞直播。

1990年9月，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宣布，允許第二、第三與第九巡迴法院，在民事結案陳詞時，可以新聞攝影與錄音直播示眾。

有關由最高法院院長羅伯茨(John Roberts)負責監管，由托馬斯(Sidney Thomas)為院長，位於加州三藩市的第九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筆者已在前文中介紹過了。

由八十五歲的資深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監管的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位於紐約市，法院以美國司法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大法官馬歇爾(Thursday Marshall)命名，院長是卡茲曼(Robert Katzmann)，管轄區除了紐約州的東、西、南、北四區外，尚監管康涅狄格與佛蒙特共六區。擁有十三位聯邦法官。

美國共有九十四座聯邦地區法院，十三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八百七十名聯邦法官。上訴法院不採取陪審團制度，每次開庭，最少要有三位法官坐堂，判案採用少數服從多數制度。如果遇上重大案件，院長會下令全體法官出席聽案與裁決。

1991年7月1日，三年試驗期期滿。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將總結報告，向聯邦案件行政局，與聯邦案件管理委員會報告，推薦全面開放所有的聯邦法院，在民事案件時，可以現場直播攝影與錄音。1994年9月31日，在“會影響陪審團與證人公平地做出決定”的考慮下，將之否決。繼續採用傳統規矩：由坐堂法官，自行決定攝影與錄音使用權。

1996年3月，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正式授權上訴法院，自行決定是否允許在民事的結案陳詞時，允許新聞媒體攝影與錄音示眾。同時宣布，聯邦法院必須將任何關於這類的州級法院直播矛盾的上訴案件駁回，必須保持與聯邦法院一致性的裁決標準，任何違反者的裁決，一律失效。

2010年，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頒布，以三年為期，由美國聯邦司法中心負責，在全美的十四個聯邦法院裡，試驗允許坐堂法官自行決定，在民事案件中不得挑選性的全程直播制度，事後法官有權決定該攝影與錄音，可否放在聯邦法院網站上。

十四個聯邦法院是阿拉巴馬州中區、加利福尼亞州北區、佛羅里達州南區、伊利諾伊州南區、愛荷華州南區、堪薩斯州區、馬薩諸塞州區、內布拉斯加州區、俄亥俄州南區、俄亥俄州北區、區關島區、密蘇里州東區、田納西州西區、華盛頓州西區。

試驗由2011年6月18日開始，至2015年7月18日結束。2016年3月15日，美國聯邦司法委員會宣布：不做任何的變更，一切維持原狀，以觀後效。

目前的聯邦法院實際狀況，依然沒有改變：在得到坐堂法官的允許前，不得私自攝影與錄音，違反此法者，以聯邦重罪論之。

自1957年開始執行的《美國法典第42章第1995款》：藐視法庭罪，分為民事藐視法庭(Civil Comtempt)，與刑事藐視法庭(Criminal Comtempt)兩大類。有輕罪與重罪兩種。輕罪罪名成立者，或最高罰款是三百元，或最長入獄四十五日。重罪罪名成立者，或最高罰款是一千元，或最長入獄六個月。審判方式，被告可以選擇法官審判，或是陪審團審判。

另外還有一種稀有案例的直接藐視法庭罪(Direct Contempt)，那就是在宣誓後，依然當着法官的面撒謊。這是相當嚴重的，激怒法官的後果，自然不會有好果子吃。

藐視法庭屬於刑事重罪，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最著名的藐視法庭案例是2015年的《米勒 訴 戴維斯案(Miller V Davis)》。

2015年6月25日，同性婚姻在美國全面合法化。 肯塔基州羅溫郡(Rowan County)民事部女職員戴維斯(Kimberly Davis)，以宗教信仰為理由，頑固地拒絕簽發同性婚姻結婚執照，不但自己不簽發，也不允許民事部其他同事簽發，於是被一狀告進聯邦法院。

2015年8月12日，肯塔基州東區聯邦法院班寧法官(David Bunning)，下令戴維斯必須簽發所有性別的結婚執照。戴維斯不但拒絕，而且上訴，被巡迴法院拒絕。她再上訴至最高法院，又被拒絕。但戴維斯依然拒絕簽發同性婚姻執照。2015年9月3日，班寧法官以藐視法庭的罪名，將戴維斯投進監獄，直到她遵守法庭命令為止。

2015年9月8日，在戴維斯的助手簽發了同性婚姻執照後，班寧法官將她釋放出獄。2015年9月14日，戴維斯返回羅溫郡民事部工作，但再也不敢阻擾簽發同性婚姻執照。這個案例，有力地維護了美國司法公信力，與法庭命令的莊嚴和威力。

美國司法倫理規定，州級判例不得違反聯邦法，因而全美各州法院，必須恪守同一聯邦法院審判原則。可否在法庭上現場直播的議題，不但在民間有爭議，即使最高法院本身，也無法達成共識。

2011年8月24日，歐巴馬總統提名的自由派女大法官卡根(Elena Kagan)，就支持允許在法庭直播說：“這是個好主意，在法庭上，每個人都是那麼聰明，那麼有充分準備，那麼強烈意圖把對的答案告訴世人。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都會知道這個政府是如何運作的。只允許兩百人現場見到了審判，是一種恥辱。事後閱讀資料，與現場觀看，效果是不一樣的。”

在她出任司法部副部長時，每次在最高法院為美國政府辯論時，都會感到大法官們對審理的案件，都是做了良好準備功夫的，應該讓人民從現場直播中，一睹他們的智慧和風采。

但是當她出任了大法官後，基於親身經歷，看法起了天地般的變化。2015年1月23日，她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院演講時說：“我現在對於現場直播，持有懷疑的態度，因為無法避免律師與法官的譁眾取寵表演，將導致整個制度從根基上的質變，迴避這種行為，是沒有錯誤的。”

剛退休的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認為允許法庭現場直播，“並不是一個好主意”。2015年3月23日，他在眾議院司法系統預算委員會上說，現場直播會影響到大法官們無拘無束地審理案件的自然性，因為要分神顧及公眾形象而無法冷靜思考問題。

已經去世的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在2012年9月26日，接受採訪時，回答有關法庭直播的問題時說：“在我剛進入最高法院時，我是支持現場直播的。過去的一段時間，我有點靠邊站，現在是無法同意。如果說直播是在教育人民，那是一種誤導。在法庭有些辯論，幾乎全是只有律師才能明白的司法術語，普通人民只觀看幾分鐘就能判別是非，那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其結果會是誤導他們的概念，也誤導人民對法院的印象。”

斯卡利亞大法官的意見，具有相當的廣泛代表性。美國司法史上第一位西班牙裔女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在2009年參議院提名聽證會上，她曾用法院應該透明化的理由，傾向於允許直播，但就職沒有多久，就深深發現理想與現實之間，是存在一段距離的。2015年2月2日，她在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講演時說：“現場直播會改變律師與法官的基本行為，他們可能會屈從於誘惑，因為那像一個舞台，而不是一個法庭。”

一般來說，最高法院會在周五，把整周的音頻，公布在網站上。當天即公布音頻，在過去的十八年來，總數也沒有超過三十次。最近受到世人矚目的當日音頻，只有2015年的《奧貝格費爾 訴 霍奇斯案》，與今年初的《川普 訴 夏威夷案》。事實證明，即使當天公布極具爭議性的《川普 訴 夏威夷案》，也沒有發生任何的影響力。至今為止，最高法院尚沒有允許現場直播口頭辯論的記錄。

持最強力反對現場轉播的大法官，非蘇特(David Souter)莫屬。1996年3月30日的《時代周刊》報道說，有鑑於他當年在新罕布什爾州當法官時，因為現場直播原因，導致他行為失常，並被新聞報道誤解，帶來的痛苦和氣憤，“我們的司法系統，不是一個政治體系，也不是一個娛樂場所，所以只要我在那個位子上，唯有跨越我的死屍，才會見到現場直播的事情發生。”

目前川普總統已經成功地提名了兩位保守派大法官，在未來的兩年或六年，他可能有機會再提名三到四位大法官，屆時，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勢將占絕對優勢，而距離美國人民可以坐在家裡，觀看最高法院口頭辯論現場直播之日，更加的遙遙無期。

美國國會在2005、2007、2008與2009年，四度提出《法院陽光法》，希望通過立法，強行美國法院允許現場直播，但是基於三權分立、立法無權干涉司法原則，全部半途而廢。

從多次美國民調顯示，大多數的社會大眾，是希望最高法院允許現場直播的，例如在2013年4月2日，百蘭德政治顧問公司(Penn Schoen Berland)的格蘭(Robert Green)和羅森貝(Adam Rosenbel)，以《法庭影像有利法庭和公眾》大字標題，聯名發表批判文章說：

“最高法院在拒絕開放現場直播時，向社會大眾釋放出一種歪論：‘社會大眾沒有那麼聰明’，所以不應該知道最高法院是如何運作的，女大法官索托馬約爾甚至說，‘很少的社會大眾了解這些過程’，理由不是透明權利而是矯飾的理由。大法官們應該知道最高法院在我們民主制度中的正當性，迴避鏡頭遠比缺少透明化來的更有威脅性。允許現場直播，無論是對社會大眾或是對最高法院，都是有利的。

大法官們無需在覆蓋範圍與不覆蓋範圍之間，做出雙重選擇。是的，當天發布的音頻，允許我們聽到了聲音，但是沒有看到視像。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而是是最高法院否在透明與開放。社會大眾想看到的，就像國會一樣，最高法院是由一些嚴肅而慎重，而不是由一幫子小丑或政治動物所組成。逐漸增長的認識能力，認為最高法院，已經是一個政治機構，這對於司法聲譽和正當性來說，是極其危險的，這直接影響了最高法院淒涼到的工作績效。

在2010年和2011年，只有百分之三的選民，認為最高法院是‘業績優良’。一年前，只有百分之八的選民‘強烈認可’最高法院的辦事效率。僅僅在兩個月前，這種‘強烈認可’，已經下滑到只有百分之五了。

現場直播的攝像機，是鑑定大法官們是否認真工作，是否黨派屬性與是否故意刁難的最有價值證人。事實上，現場直播的攝像機，將會向社會大眾證明，最高法院的確是比另外兩個政府來的更有效能。

至於大法官們擔憂自己每天出現在油管上，或者成為喜劇表演者取笑的題材，我們是完全理解的，但是大法官們必須知道一點：這是一個電訊傳播的世界。他們無法避免被取笑，或者被放置到油管上的結果，但是也可以直接面向社會大眾，更清楚地、準確地告訴世人他們是如何運作的。

且不論社會大眾對最高法院的那些苦惱的惡評，在這個電訊傳播的世界，大法官們不再忽視電視，擁抱現場直播的話，遠比業務外包式的自我保護聲譽，要更有成果。最後，允許在最高法院現場直播，不是對我們有利，而是對大法官們有利。”

在允許法庭現場直播的呼聲中，俄亥俄州一直是時代先鋒的佼佼者。該州早在十多年前，已經全面開始有條件的允許現場直播了。所謂的有條件，指的是得到法庭批準的影播電視台。閃光燈亂閃的個人手機或照相機，確是會影響審判環境的清淨性，和每個人的思考能力，因而嚴格禁止之。

2013年12月16日，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首席女大法官奧康諾(Maureen O’Connor)，在接受採訪時表態說：“美國人民與俄亥俄居民，都需要更多的民權教育，都應該在電視上觀看司法部門的行動。現場直播不僅是在郡、州或聯邦，也應該在最高法院去推行。現場直播就是透明，這正是所有政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不是說沒有攝像頭，不適當的事情就會發生，但是透明度本身，就是最佳的教育材料。言情小說與不現實而帶偏見的書籍與節目，常常會帶來誤導。讓社會大眾觀看現場直播，就是最好的糾正方法。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現場直播，已經維持了十多年了。”

在美國近代司法史上，有兩次故意突破法院規則，冒險偷拍相片的事件，雖然轟動一時，但由於司法管轄權與得不到真名實姓，沒有司法追訴行動出現。

第一位是德國攝影師薩洛蒙(Erich Salomon)。他於1886年4月28日，在德國柏林出生，於1944年7月7日，在波蘭奧斯威辛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薩洛蒙一生，多才多藝，精通木匠、動物學，並在慕尼黑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短期的從事律師業務後，發現自己的真正興趣，是攝影和寫作。他利用當時是極其先進的小型埃馬諾斯(Ermanox)相機，開始他的特殊新職業。

薩洛蒙把相機隱藏在手提箱裡，到審判大案的法庭，偷拍審判過程，然後賣給新聞報社，作為生活的經濟來源。屢屢得手的戰果，使他膽子越來越大，幾乎沒有任何底線，舉凡國際會議、各國首腦、名人富豪等一百七十餘人，全在他的偷拍下，呈現在新聞媒體上。1930年到美國旅遊，依然惡性不改，大模大樣的到最高法院，偷拍審案實景，然後出賣給新聞媒體，換取金錢報酬。

第二次設計界大戰時，由於薩洛蒙是猶太人，為了避禍，遠遁荷蘭。1944年，被蓋世太保發現，將之拘捕，押送波蘭集中營，被害而死。

薩洛蒙死後五年，《時代周刊》又刊出一張最高法院審案的相片，基於消息來源保密原則，只肯透露說，“相片是來自一位極其出色的女性，她將相機隱藏在手袋裡，從剪開的小洞裡伸出攝像頭，成功地完成了傑作。”

在這兩件偷拍事件後，最高法院與各地的聯邦法院，開始嚴格的檢查進入旁聽者，避免偷拍事件再度發生。

美國各州對待擅自法庭錄音或錄影的法律有別，但多以刑事重罪視之。比如馬里蘭州，即具有極其嚴厲的懲罰法律。《馬里蘭法院與司法訴訟法§10-402》規定，非法在法庭法庭錄音或錄影行為，為刑事重罪範疇。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或入獄五年，或罰款一萬元，情節嚴重者，兩者並罰。

高勝寒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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