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獻忠到吳思

作者：關敏

吳思與張獻忠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自然價值論，都是暴力元規則。自然價值論會導致盜竊搶劫和濫殺無辜，會徹底破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指出：人類文明起源於私人產權制度的確立。吳思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唱反調，發明的了“合法傷害權”。傷害、搶劫之所以合法，是因為在“搶劫大自然”；搶劫的最後成果就是“血酬”。“血酬”包括贖金、玩女人以及坐江山吃人肉。在搶劫“血酬”的過程中採用齷齪下流的“潛規則”。

 一，吳思的搶劫“正義”論與張獻忠的自然價值論

吳思說：“我修改勞動價值論的目的是為暴力集團、暴力掠奪提供在價值論的根基，只要以自然價值論為基礎，接納了自然價值論，暴力掠奪就不完全是破壞性的，而是創造性的……自然已經生產出來了，我去搶，搶的是自然的結果。”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

可見，吳思為了把暴力掠奪合法化，不惜修改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自然價值論，由此斷定搶劫是“搶的是自然的結果”，是正義的。

在搶劫過程中，輸者、被殺者只能怪自己落後，因為：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乃天理。

古希臘人認為，人們殺死獨裁者殺死搶劫犯，天然正義。吳思反過來說，搶劫犯獨裁者殺死人質或得到贖金，天然合法，是合法傷害權的應用，“血酬”是搶劫大自然的結果。吳思為此提出“自然價值論”即自然創造價值，為搶劫合理化的根據。吳思認為，在沒有人類以前，自然也創造價值和財富。這些財富都是無主財產，大家都去搶劫好了，這叫“搶劫大自然”。所以，搶劫是正義的！吳思說：“自然也生產價值，你不去生產，自然也替你生產了。”“比如說我們是一個部落，有很肥沃的土地，採集、狩獵、捕魚，活得很好，這時候叫猴子也行，叫人類也好，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人類那時候的行為與牛羊是沒有差別……那時候人類與牛羊一起享受着自然的價值。後來人口慢慢擴張了，地方不夠，養不活我們了。這時候就有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我們向外擴張，把另外一個部落打倒，搶劫。這時第一反應，所有的動物第一反應都是搶，最後發現對方很強，打不過，最多打個平手，說不好你們還要打我們呢。這時候怎麼辦呢？我們被局限在這裡，又不夠吃，又不夠用，這時候才會出現生產，用生產來替代自然價值的不足，產生勞動價值，勞動創造的價值與暴力搶劫都是對自然不足的替代，於是暴力掠奪與生產在層級上都屬於第二級，是相等的。”

自然價值論把價值弄成了永恆的範疇，比人類史還久，很荒唐，但為絕大多數華人所承認。華人基本是沒有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之概念，是他們相信財富和價值是“天”即大自然創造的。因此，搶劫“大自然創造的財富”就是正義的！這導致了中國農村小偷小摸成風。21世紀的初夜，三個農民偷了北京科研所的良種葡萄，雖然只有2、3斤，其價格卻是十萬元，面臨刑法監禁。上海迪士尼在2018年8月23日下午發生哄搶事件：一名迪士尼的工作人員拿着氣球售賣，不料遊客蜂擁而上，在短短幾秒內就把單價80塊人民幣（約13美金）的氣球搶光卻不付錢。視頻傳到網上後，引發熱議，有網友說“我們搶氣球錯在哪？這是制止擾亂市場秩序的優良行為”。也有人表示：“如果覺得氣球太貴可以不要買，這樣在小孩面前搶氣球，是最壞的示範”，還有人表示：“中國人連吃死人的工業鹽翻車都搶，氣球怎麼能不搶呢？”上海迪士尼事後也接受媒體的訪問，坦承“完全不能理解遊客的匪性”。這就是國人的“霸道”，完全沒有尊重私有財產的意識，還是原始時代的“所有的動物第一反應都是搶”的野蠻風俗！

張獻忠於1645年2月13日立的一塊“聖諭碑”，頗能表明他的真實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傳說張獻忠在成都（今天紹成公園）立七殺碑，上邊刻着：“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張獻忠的意識是：財富和人是“天”即大自然創造的，我是天的兒子，財富和人民都是我的，我可以隨意處置，我可以施行暴力元規則——殺殺殺殺殺殺殺！

可見，自然價值論會導致盜竊搶劫和濫殺無辜，會徹底破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大自然只創造了土地、寶石、黃金、動植物等物質體！這些物資的價值即價格是由人類的市場決定的，與大自然沒有關係！既然價值與大自然無關，“搶劫大自然”是不成立的！

如果有2個人到山中開採寶石，所花成本一樣，一個採到了寶石，一個沒有。按照“自然創造價值”論，這些寶石不屬於人所有，應屬於大自然所有。那個沒採到寶石的人完全可以憑藉暴力去搶劫寶石，這是“搶劫大自然”。然而，人類社會畢竟否定了“搶劫大自然”理論。那個沒採到寶石的人顯然是不能去搶劫的！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若“搶劫大自然”成立，誰還去采寶石？誰還願意生產？吳思卻叫嚷：“如果搶劫合算，我幹嘛跟你作買賣，看你手裡有好東西，我還要找別的東西跟你交換，掏錢跟你買，我把刀子一拔，要錢還是要命，這不就完了嗎？這成本多低啊。”“先有搶劫，搶不過才被迫生產。”既然如此，那搶劫時使用的“刀子”難道是天上掉下了。可見，“先有搶劫，搶不過才被迫生產”完全是胡說八道！

“所有的動物（包括人）第一反應都是搶。”如此說來，牛羊吃草是“搶”，蜜蜂采蜜也是“搶”嗎？眾所周知，蜜蜂采蜜不是“搶”，是花朵歡迎的。格老秀斯和孟德斯鳩都指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有一種與同類過和平生活的天性。所以，“所有的動物第一反應都是搶”是極端錯誤的！當一個部落的“人口慢慢擴張了，地方不夠，養不活”的時候，“第一反應”不是搶，而是請求其它部落給以援助。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個部落沒吃，周圍的其他部落也沒吃的，根本沒法搶。按吳思的“所有的動物（包括人）第一反應都是搶”，相互搶劫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殺人放火，人頭滾滾，仗打完了，財物都被燒光了，哪裡會有吃的，必然是人吃人！像黃巢起義就吃了近百萬人！所以，野蠻社會的邏輯序列是：搶——毀滅——吃人。強盜們在相互搶劫的火拼中滅亡，剩下的人依然是吳思所說的野獸，它們遇到同類後的“第一反應都是搶”，那麼必然是：搶——毀滅——吃人——人類滅絕。絕對不會“出現生產”的跡象。

吳思認為：人類“文明”的起點不是商品交換，而是恃強凌弱的搶劫。“搶劫大自然”不僅正義，而且創造了人類文明。他說：“如果把文明理解為大體有秩序，那文明就是打出來的”。也就是說：暴力掠奪戰爭創造了人類文明。這太荒謬了，只能當成笑話。

搶劫是人與人之間對物權的爭奪，沒有私有產權觀念，哪來的搶劫。私有產權是一種元價值。沒有私有制，所有人類文明將不復存在或失去價值。尊重私有權與否不僅是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而且也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水嶺。狂徒吳思聲嘶力竭地呼呼：“我搶遍全世界，我幹嘛生產”，沒有私有財產權這回事。黑磚窯的奴隸主奉行的就是吳思主義——“打你沒商量”“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眾所周知：一個文明的發展絕不是靠暴力促成的，暴力的作用除了對抗暴力以外就只能用於破壞了。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用來發展創造性的事情，他的暴力功能就會萎縮；熱衷於發展暴力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必然減緩。崇尚暴力的社會是一個內耗嚴重的社會，發展就會減緩，長此以往只能是自絕於文明。

二，荒謬的“合法傷害權”

吳思的“搶劫正義論”就是要侵犯他人的財產並以殺死他人相威脅，是赤裸裸的犯罪。吳思不以為犯罪，還美其名曰“合法傷害權”！蘇格拉底反覆說：“傷害任何人無論如何總是不正義的。”亞里士多德指出，統治者和官吏對平民百姓的敲詐勒索是非法的。羅馬帝國的皇帝馬可.奧勒留（公元121～180年）在用希臘文寫的《沉思錄》中明確反對相互傷害，哪裡有什麼“合法傷害權”？

吳思的“搶劫正義論”和羅馬法保障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完全相反！西歐從羅馬法、普通法直到《拿破崙法典》，居統治地位的法律都禁止偷盜、搶劫、侵奪、詐騙等等侵犯私人財產的行為。甚至在無法無天的戰亂年代，我們也還可找到像中國劉邦入關時頒布的約法三章中“傷人及盜抵罪”的規定。在法治社會只有騙子、小偷、強盜、土匪才侵犯他人的財產權。

休謨認為，政府起源於正義。政府的職能是在更高的政治層面上實施以財產權原則為核心的正義規則。財產轉移不能是出於暴力的剝奪，也不能通過欺騙等手段而獲得，必須是基於一種同意，經財產所有者同意的財產轉移才是公正的，也才是為法律所允許的。休謨指出：“人類不願意使財產權（即便在最短的時間內）懸空，或者給暴力和紛亂打開一點點的門路。”可吳思偏偏要說：是暴力創造人類早期文明，真是邪惡！

三，吳思的狡辯

2007年5月24日吳思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說道：“暴力集團在利害計算之中有最要緊的一項就是，具有能讓你承受不了的最大的損失，就是把人宰了。因此暴力集團具有否決權……我稱之為元規則，元規則就是決定規則的規則，這個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所有立法的設立等規則的設立都會涉及到這個元規則。”原文見鏈接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

可見，濫殺無辜是暴力集團基本特徵！這種濫殺無辜的“最強者說了算”被吳思稱為社會的元規則，真是野蠻之極，違背了“人命關天，生命神聖”的原理。和張獻忠一個德性。

記者問吳思：是不是可以說，潛規則講的是“官場”，而血酬講的是“匪道”？吳思答：“其實勝者為王敗者寇。很多官家的東西追溯本源，也是來自血酬。劉邦和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拿什麼激勵將士？想想現在拼人力資源的高科技公司，他們拿什麼激勵員工賣力？給員工一些期權，干好了，將來公司上市，大家手裡的股票增值，人人發財。打天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生意，特別需要這種激勵制度。一旦打下江山，貢獻最大的封王，其次封侯，最底層的士兵，按照劉邦的政策，也給你分幾畝耕地。什麼是貴族？就是拿血本換來的值錢的身份，好比可以帶來回報的股票。清朝的鐵帽子王每年干拿上萬兩銀子，世襲罔替，那就是在吃他們祖宗的血本。”吳思的意思是：血本家的子弟就應該吃祖宗的血本，享受“血酬”，特權是天經地義的。“清八旗的普通士兵也有固定收入，人稱鐵稈莊稼。皇家子孫就更不用說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皇糧國稅就是創業血本家打天下的回報。”吳思不過是在宣揚奴隸主的霸權意識。詩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夜就是說一切的一切都屬於王有，王可以隨意地支配“土”和“臣”，這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隸主壟斷意識！吳思宣揚就是它。吳思還把“隱形世襲”、特權收入啊，稱為“法酬”，也就是合理合法的報酬、合理合法的享受，這充分說明了他是特權階級的代言人。

吳思對暴力定義完全是一種狡辯！因為暴力當然是人與人的強迫關係。吳思卻偏要把暴力擴展為“人與物的關係”，他說：“自然狀態非常自然的包含暴力因素，而且我們對暴力的定義是高度以人為中心的。比如你去打獵，那叫生產，那你不是對另外一個物種的暴力嗎？”按照吳的說法，關門就是對門的暴力，開汽車就是對汽車施加暴力。荒謬之極！

吳思後來對BBC說：“總統是三軍總司令，而總統是選民選出來的，因此，選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強者”，胡說八道。總統有指揮軍隊的權力，選民有選舉、罷免或批評總統的權利，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權力是以公民同意為前提的；權利、權力和“暴力”涵義都不同，吳思卻把它們糊弄到一起，亂用一氣。

吳思自稱是馬者而且比馬還嗜血。吳思說：“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這是類比不當。工資、利息、地租都來自交易行為，可是暴力劫掠不是交易，怎能混為一談。“酬報”是交易的時候一方給予對方的報酬。如：嫖客給予“性工作者”嫖資就是“酬報”。受害人被迫付給劫匪的贖金，不屬於“酬報”。因為“酬報”的前提是雙方的自願合作：嫖客與“性工作者”是自願合作；被綁者與綁匪哪裡有自願合作？

四．中國思想界的大倒退

血酬定律似乎很有解釋力，實際上是美化“暴力奪權”罷了。血酬本是土匪的黑話，土匪都不好意思公開講，吳思廣而告之，其目的就是把邪惡骯髒的“血酬”漂白，使“血酬”正義化合法化。吳思把以暴力為後盾的權力和合法化的權力不加區別，所以才會犯下把合法政權與匪幫混為一談的錯誤。合法政權墮落為匪幫，官、兵、警混同於土匪，那恰恰是規則被敗壞導致的結果，而不是規則本身。

匪幫國家起源說原創人不是吳思，而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吳思對政治學無知。吳只抓住暴力的一面，就說國家是不講道理不講正義的匪幫，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說，國家不是弱肉強食的產物，因為強者與弱者的地位會隨着時空的變化而變化，強弱是循環的，弱肉強食定會導致復仇和動亂不已。因此，國家是為了保護弱者、促進共同利益而成立的。古希臘人認為：專制是野蠻人的生活方式，正義是國家的根本特徵。

羅馬時期的基督教神父聖奧古斯丁（354-430）有一句名言：“缺乏公義的國家，不過是有組織的匪幫。”宋元之際的鄧牧（1247-1306）大膽斥責（秦始皇、劉邦、李淵等）皇帝是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直斥官吏皆盜賊。黃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訪錄》斥責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業”；“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1630～1704）在《潛書》中也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近代名人譚嗣同（1865～1898）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仁學.卷二十九》）。

這些思想家都沒有像吳思那樣鼓吹：統治者禍害老百姓的權力是“合法”的。他們比吳思“差”遠了。吳思還對BBC記者講：憲政民主要和儒家的三綱五常接軌，儒家最講究內外有別的等級制，反對一視同仁的平等制度，搞什麼“父子相隱”的黑社會制度。在吳思看來：人人平等絕對錯了，誰的暴力強，誰就高人一等，誰就擁有“合法傷害權”，誰就可以“弱肉強食”！真是：人和人比高尚是有止境的，但是比邪惡是沒有止境的！可見，“合法傷害權”是鄧牧以來的中國思想界的一次思想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