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其實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讓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難”。這一點，中國也越來越明顯。自開放二胎以來，2015年、2017年是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適齡婦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總數）僅有1.04和1.20，均遠低於國家衛計委預期的1.8和2.1。這樣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願已經在全社會根深蒂固。

我們的鄰居韓國在這方面甚至更為慘澹：不久前公布的數字顯示，韓國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線”。根據《韓國日報》的民調，76.7%的民眾認為“0.9衝擊是國家危機”——這不是開玩笑的，2014年韓國國家立法機關就研究過，如無移民補充，即便韓國的生育率維持在1.19，韓國人也將在2750年自然滅絕。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預言韓國將是全世界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這還不僅是中韓，事實上整個東亞差不多都是如此：去年全世界224個國家和地區中，生育率最低的六個席位中，東亞就包攬了五席，甚至韓國都還算差強人意（倒數第六），中國港澳台地區更低，而墊底的新加坡僅有0.83[1]。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數第十五，雖然各家研究機構預測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現在的趨勢下去，到本世紀末日本人減少三分之一應該不成問題。事實上，東亞各國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領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說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女性的復仇

隨便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覆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價太高了”、“負擔太重，自己都沒錢，還養孩子？”這當然代表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但如果真以為這就是人們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錯了。理由很簡單：就算人們有足夠撫養孩子的錢，他們也還是不願意生。我周圍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幾套房、夫妻倆年薪百萬的，但他們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創業、身價上億的，竟然也以同樣的理由解釋自己為何不要二胎。

對此，一個盛行已久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劑”。騰訊大家上李華芳的一篇《就算鼓勵生十胎，恐怕也沒什麼用》就旗幟鮮明地認為：“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來，這是規律使然。”這一點就單個國家的人口發展史來看，不無道理，但且不論歷史上不是沒有過生育率反彈的現象，也不能解釋國家之間的差別：2017年各國總和生育率，中國（1.60）和越南（1.81）比美國（1.87）和英國（1.89）還低，而韓國（1.26）更遠低於人口總量差不多的法國（2.07）[2]，顯然，這幾個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遠不及美國，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國出生率都在隨着經濟發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樣的——在東亞要快得多。

生育孩子是牽涉到諸多方面的複雜決策，遠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這麼機械的經濟學邏輯。表面上看，生育率與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僅是經濟因素，倒不如說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越來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並進入職場，女性權利意識提升，開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來奪回對生育的自主權。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別不平等已形成慣例的伊朗，這樣的變化也勢不可擋：女性開始利用現代化發展的成果，來反對以性別取人的社會關係。顯而易見，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識：在伊朗，15歲以上受過教育的母親平均生育2.5個孩子，但不識字的母親則平均生育6.4個孩子[3]。在中國也一樣，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1925年出生的中國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歲結婚，生育5.5個孩子；但之後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漸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齡20歲，平均只生育2.7個孩子[4]。簡言之，總體上“讀書少生娃多”。

早在一百年前，斯賓格勒就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狀態”，並帶着先知般的語氣說，這是因為現代的集體生存已“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現代婚姻不再像傳統時代那樣以宗族的延續為使命，而是一種高級的精神結合，雙方都想成為對方的“生活伴侶”或更高意義上的“靈魂伴侶”（soulmate），“這種選擇成了一個心理上的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始的婦女，即農婦，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所渴望的整個天職，都包括在‘母親’這個詞之中”，但現代的文明女性卻不再渴望只是成為母親，“她們都只屬於她們自己，她們都是不生育的”[5]。

對於一個現代女性而言，僅僅當一個母親毫無吸引力——她想成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親。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國肥皂劇里有位少婦談到自己的四個孩子如何可愛，脫口而出：“四個孩子？簡直恐怖。給我一千萬都不干。”不久前美國學者Leta Hong Fincher讚許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以不婚不育來反抗社會，但更確切地說，中國年輕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種“母職的快樂”（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蘭美素佳兒奶粉的廣告詞），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過是隨丈夫或雙方父母的心願，而並不是發自內心想多要一個孩子。不是說人們完全不想“成為母親”，只是這個社會中要達成這個目標和其它目標（例如職場晉升、保持夫妻獨處空間）相互衝突，一個女性很難兼顧。最終有些人索性選擇自己過日子，也就是只致力於自我實現這一個目標——韓國已經出現所謂“三破世代”（Sampo generation）：無親密關係、不結婚、不生娃。

東亞女性為什麼不想生孩子？簡單地說，她們缺乏有力的內心激勵，所謂“生不起”都只不過是為“不想生”找的藉口。現代化在東亞社會進行得尤為急驟，帶來的衝擊極為深遠，造成兩個看似矛盾的後果：一方面，傳統價值觀的瓦解賦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權和受教育機會，鼓勵她們走出家門進入職場，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男權結構卻仍然頑強地保留下來，其結果，她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在韓國的生育率降至1.08時，曾有新聞媒體發明了一個新名詞：“生育罷工”。韓國人口學者朴光駿解釋說：“勞動市場中存在男女工資待遇上的差異及對女性保護（對生育和育兒的擔憂）事業的不關心（甚至反感），在這種狀況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程度的增加導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棄，這些是導致韓國生育率極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話，正是對女性的歧視才導致了生育率的低下。”[6]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東亞和南歐社會均帶有濃厚的家族主義傳統，因而也呈現出某些相似的社會特點，如：以“堅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為社會秩序的原理、家長制和男權的社會構造、極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顧子女的現象突出[7]。這樣的社會即便經歷了現代化，但對女性而言整個社會環境仍然並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韓國電影《燃燒》中有句心酸的台詞：“女人化妝被說，不化妝也被說；穿得少被說，穿得多也被說。聽說過一句話嗎？沒有適合女性生存的國度。”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大臣柳澤伯夫雖然據說在家裡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開發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時，卻將婦女稱作“生育機器”，招來如潮的抨擊。這說到底是這些掌權者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在別人自主意識已經日漸覺醒的情況下，不設法去改善狀況、做出讓步，卻還希望像以前一樣，單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槓桿有用嗎？

這個問題在中國甚至更複雜：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比日本破壞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徹底。根據2005年夏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的調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將家庭主婦列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職業，中國女孩最理想的職業是公司首席執行官或高級管理層。對中國女性而言，“家庭主婦”僅是自己多個選項之一（所謂“上得了廳堂，進得了廚房”），當母親也不錯，但沒必要多生，何況“超生游擊隊”對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讓人感覺多生孩子不僅愚昧可笑，且是導致貧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整個職場環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從應聘到晉升，生育都是女性職場發展的絆腳石。尤其二胎放開之後，很多公司（哪怕是體制內企業）更不敢輕易要女員工——確實我也有女同事入職不久就懷孕休產假，生完剛復職不久又懷了二胎準備休產假。企業的邏輯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更不願意承擔這樣社會福利的成本，因而現在一些企業招聘時一聽說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發誓將來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絕，因為他們會覺得“你們每個人都說自己是丁克，結果都是一進來就生孩子”。站在企業的角度來說，除非不打算長期聘用，否則一個女員工的孕產假幾乎就是一個不知何時會發作的定時炸彈，為了規避這一“風險”，甚至在招聘時就直接問：“你能保證在兩年內不生孩子嗎？可以的話就錄取你。”

這樣，一個中國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這還不僅僅是撫養孩子的經濟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掉自己的職場機會、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於她們撫育後代的改善舉措。國家想要人口紅利，呼籲多生孩子，但尚未見到實質性的補助：雖然法律規定了孕產婦的合法權利，但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業買單，而企業又忙不迭地推給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家人和丈夫也幫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單獨承擔。“人口紅利”是歸國家和社會的，但生育成本則落在你自己肩上，這自然讓許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這是一種在中國社會盛行的邏輯，大體可稱之為“有權者的單邊主義”：只考慮自己的需要，不考慮你的難處。所以國家的潛台詞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企業也類似：“是我在挑你，你不願自有下一個”，等你入職了，最常聽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結果，不要藉口”。在這種情況下，擔子被層層轉包，直到最弱勢的那一方無可推卸挑起來。現在的問題是，她們也撂挑子了。

趨利避害是每個人的本能，很難指望每個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況下還能自覺自愿去做一件對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國外這些年來在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設計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國家出面來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首先給企業補貼因女性員工孕產假、哺乳假等帶來的損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資則由社保解決；其次，讓父親也享有陪產假和育兒假（在丹麥是2周+32周），這樣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因為男性也休產假，那麼雇主就不會因此而不願意聘用女性了；最後，給兒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兒園、小學入學予以學費減免。總之這都是為了儘量讓人覺得“生孩子並不需要我個人做出難以承受的犧牲”。

但這些政策管用嗎？很遺憾，在大部分國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儘管你可以說，如果不這樣，會下滑得更快。因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擔“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福利開支，這只是能幫助那些想生的不至於“不敢生”，但對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則毫無辦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呼籲重視少子化問題時，坦率地承認：“很遺憾，我自己也沒孩子，但我們的政策應當是為那些想生的人營造一個儘可能好的環境。”

不過，這仍然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日本，儘管政府近些年來再三推出鼓勵舉措，但年輕人別說生孩子，連談戀愛的意願都在下跌；而韓國政府這些年來已絞盡腦汁，花了幾百億韓元，結果卻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對夫婦只生不到一個孩子。至於中國各地這兩年為鼓勵二胎推出的一些舉措，更被網上嘲諷為“瑪莎拉蒂5元代金券僅限第二輛使用”。因為這些政策出發點本身，都是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她們畢竟很少真的只是為了響應這些政策號召就去生孩子。正如復旦大學人口學教授任遠所說的，“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樣，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邊界”，國家真正應該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強調“鼓勵生育”，生孩子本應是一個幸福家庭的自主決定。

現代女性怎樣才願意生娃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束手無策了？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之後，生育率就只能不斷下滑而不可逆轉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否則在現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轉的前提下，那人類整體的命運也只能是自然滅絕了。

歷史上並非沒有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生育率的提升。在二戰前後，美國出現了“嬰兒潮一代”，一舉逆轉近兩個世紀以來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4個孩子，但到1950年代卻平均生3.2個孩子[8]。這並不是因為新移民帶動（何況此前美國也一直有源源不斷的新移民），而只是因為當時在戰爭和繁榮所激發的情緒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當時美國社會的道德觀下，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團結是成功的、健全的個人生活的標誌；195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多數美國人認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沒有孩子被認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憐的[9]。

這種價值觀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開始瓦解，美國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國至今仍有許多年輕女性對生育滿懷熱望，且是那種非常真誠、狂熱地喜歡並想要孩子。這首先恐怕是因為教堂等傳統主義的機構從小就在給女孩們灌輸一個完美的“美國模範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國的個人權利保護相當完善，無論對兒童撫育還是女性權益都很重視，因此女性對親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許。這在中國社會幾乎看不到，中國人歷來更多是把生育後代看作是任務（延續後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階段必須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發自內心地喜歡多幾個孩子。

不過，即便是美國，嬰兒潮的反彈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曇花一現，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現人口明顯回升的是東南歐國家，但真正成功的典範是瑞典和法國。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卻反彈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歐各國中僅此一家。法國更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達到1.97，2017年高達2.07[10]，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國家。這並不是因為移民的貢獻：法國在2008年就估算過，第一代移民的貢獻率僅相當於把全國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這些年移民占法國人口8%的比值計算，他們也就只比法國本國人平均多生一個孩子[11]。

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呢？作為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地區，歐洲的生育率近百年來一直是全世界的“窪地”，而瑞典等北歐國家又是窪地中的窪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國家；但在1980年代之後，其它歐洲各國生育率下跌時，北歐卻開始不跌反漲，在瑞典尤為成功，被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瑞典在1970年代末開始推動一項變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創新，就是大規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頒布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係的法律效力，規範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30年後，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婦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單身母親[12]。

在法國，自1974年以來生育率就一直較為穩定，有着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結構，是發達國家中第一個實現人口結構可持續發展的。但其實在1970年代之前的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裡，法國上下一直為人口問題深感頭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三十年裡，英國人口增加了1000萬，宿敵德國增加了1800萬，而法國卻只增加了200萬，當時無數法國知名人士大聲疾呼，試圖扭轉人口減少的趨勢。當時的德國人也得意洋洋地說法國“男人不願從軍，女人拒絕生育，這樣一個民族會變得麻木，失去活力，註定要受控於一個年富力強的民族”。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貝蒂榮（Jacques Bertillon）當時甚至擔心法國長此以往將變得像波蘭一樣，被歐洲其他大國瓜分；隨着講法語的人口減少，法國也將隨之喪失文化上的影響力[13]。他說：“雖然我心如刀割，但我還是要說，我正注視着指明我們的國家終將消失的鐵證。”

這個問題的原因眾多：法國上層階級出生率低、繼承法傾向於打壓大家族，甚至還有人歸結為媒體和戲劇中對“小家庭更好”觀念的鼓吹、避孕藥的應用，以及反生育運動。隨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並行：1920年出台了嚴厲的反墮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廢除），刑法規定墮胎是犯罪，要被判處6個月到3年不等的監禁，到1942年甚至將墮胎等同於叛國；避孕直至1967年才隨着“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過而得到認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識的醫療人員常遭到起訴；同時對多生孩子的家庭給予福利補助。但儘管如此，這些舉措卻成效甚微[14]。

真正帶來改變的是法國女性的覺醒。1971年，經受非法墮胎的343名法國婦女發表宣言“我們的子宮屬於我們”。第二年，法國國民議會正式承認非婚生子女和婚內子女擁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韋伊法案”不顧天主教會和右翼的激烈反對，宣布大多數情況下的墮胎合法化。這被廣泛視為啟蒙運動的世俗價值理念戰勝了傳統、自由思想戰勝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墮胎就越少，其結果，法國在以前靠懲罰和小恩小惠沒能做到的人口增長，通過授予女性避孕和墮胎的自主權反倒做到了。這一特殊現象被稱為“法式例外”。

在一個國家現代化之後，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為止幾乎別無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還不夠，真正要做的是必須給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權，打破傳統的男權結構，承認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利。在法國和英國，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內從 6%-8%攀升到了40%-42%[15]。只有女性獲得了更多解放、權利和自主權，而不必擔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會歧視時，她們才願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無須顧慮。與此同時，這還需要社會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則開放同居、承認非婚生子女的結果可能又變成女性獨自承受結果：未婚媽媽更容易貧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這已經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簡單問題了，而變成整個社會結構、觀念和制度都要發生相應的變革。

這也是為何南歐和東亞這些家長制更濃厚、觀念更保守的地區在現代化之後生育率更難回升的一大原因：因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會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為，很多孩子被視為“不該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掙扎了。在這樣的結構下，對一個有充分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說，多生孩子並非人生最佳選擇，因為在這社會裡，僅僅“做女人”本身就已經夠累的了；但要賦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權，則會帶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結構性變化。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沒有辦法，而是這個辦法你敢不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