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好古，歐美人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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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要提高一種商品的價值，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聲稱這是一件老東西。老的，就是好的，這是中國人的價值觀。

比如譚木匠，說自家店有四百年歷史了。於是，身價倍增，買者紛紜。

牛欄山二鍋頭，說有八百年歷史了。不過，清代袁枚所著《隨園食單》中，列了一系列的名酒，卻沒有二鍋頭的影子。但是，牛欄山的廣告還在吆喝呢，都傳了八百年了。要是傳了八百年，且在京畿重地，以袁枚之博聞廣記，能把赫赫有名的牛欄山遺漏了嗎？

祖傳秘方、傳統工藝、手工製作，都是好的，古人的智慧和技藝，都是今人達不到的。要是這樣，還搞什麼改革啊？社會還如何進步啊。

不過，這也難不倒中國人——不想變時，就說“祖宗之法不可變”。想變革時，就說變革也是古人的一貫傳統。

比如，戊戌變法之時，康有為為了給自己找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堅強後盾，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將孔子虛構為古往今來第一位的改革家。康有為認為，孔子之前的歷史，本不可考。孔子為了改革，遂假託堯舜等古代先賢之言論而作六經，目的是托古改制。

康有為要維新，要假孔子的名號。19世紀的中國人，還活在兩千五百年前古人陰影里。更可笑的是，孔子改制，也要托古。要是堯舜沒有改過，孔子也不好下手了。堯舜沒有做過的事兒，孔子做了，就失去了依據；孔子沒做過的，康有為以及維新人士去做，也覺得沒根基。

其實，孔子從來不是改革派，而是好古派；托古改制之說，是康有為編的，為的是倚老賣老，以孔聖人的牌位來嚇唬反對派、忽悠跟隨者，僅此而已。

孔子的夢想，就是復古。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然，孔子絕不是隨便好古，而是在孔子看來古代好於當下。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一派清明景象。

周公之外，還有堯舜。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這段文字，今譯之為：

偉大啊，堯這樣的君主！崇高啊，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堯可以與天比。他的恩德多麼廣博啊，老百姓真不知道怎麼稱讚他。他的功績多麼崇高啊，他的禮儀制度多麼光輝燦爛。

有關堯舜，《論語》中還有多處。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多麼偉大啊，舜禹貴為天子，擁有天下，卻一點也不謀私利。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夠使自己沒做什麼卻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麼呢？他只是恭敬、端正地坐在君王的位子上就夠了。

在孔子心中，夏商周三代是一個極樂的時代，堯舜禹和周公是最賢明的君主，古代之禮儀、典章、宮殿、車馬、服飾、飲食以及音樂，都是至善至美、無可挑剔的。

為此，也就不難理解孔夫子的行為模式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孔夫子“萬世師表”，是聖人；聖人之為，後人從之，理所當然。好古在中國遂成為一種優良傳統，傳之久遠。而且，越是後世，對古代越是充滿了追憶和崇拜，就像借了高利貸，時間越長，本利越高，乃至無窮。於是，整個民族都沉浸在“我們祖上闊多了”的迷夢中，自得其樂。要是有人說古人、古代的不是，那就是挖了祖墳一樣的罪過，人人必欲誅之而後快。

大約90年前，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啓超，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的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吆！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

實際上，郭嵩燾依然是讚美“三代之治”的，只不過讚美英國的政治，和三代異曲同工，就犯了眾怒。

郭嵩燾寫道：“三代有道之聖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聖祖之仁聖，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無有能庶幾者。聖人以一身為天下任勞，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無窮，愈久而人文愈盛。”

這段話的意思是：三代有聖人，西方沒有，這是西方不及我們的；即以本朝康熙皇帝為例，在西方1878年的歷史中，能有幾個？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眾自治，卻可以推衍無窮。

郭嵩燾繼續寫道：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即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巨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朝廷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其風俗之成，醞釀固已久矣!

“三代”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終極理想，郭嵩燾卻說“蠻夷”政體之優良與三代比肩，甚至有超過“三代”之處，這就像手裡捧着稀世珍品的藏家，突然聽說別人手裡有和他一樣的寶貝，而且是現貨。本來是絕品，無價之寶，現在，卻因為發現了更多、更好的藏品，手裡的珍寶豈不是要跳水？這還不氣急敗壞啊。特別地，自己的寶貝，其實並不真實，只是傳說，而別人的寶貝，就在手裡，是人人可見的。士大夫們由絕望所引發的憤怒，如火山噴發一般。

因此，士大夫對郭嵩燾進行猛烈反擊，其中，尤以當時的文壇領袖、“國家級”學者王闓運之說最為尖銳：人者萬物之靈，其巧弊百出，中國以之一治一亂。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使臣（指郭嵩燾）以目見而面諛之，殊非事實。

王闓運直接判定西方人根本不是人，他們僅僅是“物”，不過是通了些人氣，於是，變得奸詐虛偽罷了，哪兒有什麼文明可言？還與我華夏等量齊觀，與三代並稱，豈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奇觀？

中國人之好古，早在17世紀，最初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已深有體會。1687年—1795年在華的法國傳教士李明，在《中國近世報道》中寫道：

不論新機器看上去多麼奇妙，如果沒有皇帝的特別命令，中國人依然不能決定優先使用新機器而放棄舊機器。古董即使損壞了，對他們來說，依然具有至善至美的新東西所不能稍減的魅力，而歐洲人在這方面則大不一樣，他們只對新鮮事物感興趣。

比如在歐洲，似乎一種理論，當它具有一種新事物的特徵時，即使是錯的，都有權更容易地滲入人們的思想；中國人則相反，他們認為有理由拋棄基督教的理論，因為，與他們的帝國相比，這一理論是不夠老的，好像隨着時間的流逝，無知由於時效而得以反對真理；或由於幾世紀的流行，迷信也不再是一種錯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教士的話，大抵是可信的。簡言之，中國人好古，西方人尚新；中國和西方在同一時間軸上，然而，中國人的時針指向古代，西方人的箭頭指向未來。古代，是中國人的夢想之源，如清宮戲連綿不絕；未來，是西方人的希望所在，如星空浩渺無邊。

2018年9月9日；氣溫16-28度；

北京，家中。

炎熱的夏天，終於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