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全國記者聯盟成員、知名反邪教專家格雷戈里·格洛巴通過對“法輪功”宣傳活動的透析，揭示“法輪功”宣傳的“雙重性”特徵，揭露“法輪功”反華信息戰的手法、目的及其與西方反華勢力同流合污的政治邪教實質。

　　【摘要】“法輪功”自21世紀初開始興辦各種文字的媒體。其中一半以上媒體發布的信息都是指責和抹黑中國政府的負面信息，相當一部分“法輪功”人員無償參與媒體工作以及散發宣傳資料。一個教派組織在運作跨國媒體，這種怪異現象值得我們關注。

　　筆者通過深入研究才發現“法輪功”組織的這個雙重性特徵，但尚未成為專門研究課題。

　　對“法輪功”大規模宣傳活動的研究及困境

　　大多數研究人士把“法輪功”視作具有宗教背景的組織，僅限於宗教術語的範疇去研究“法輪功”，“法輪功”的世俗活動還沒有引起他們的關注。Л.克拉夫丘克雖然注意到了“法輪功”的網上信息戰、其可疑的外來資金以及大量中文報紙在居俄華僑中散發等情況，但他把這些活動歸結為邪教傳播活動，其實是十足的世俗宣傳。Е.佩留夫葉也把“法輪功”信徒活躍的網上活動、媒體宣傳、示威抗議等視作“法輪功”的“傳教戰略”。

　　研究“法輪功”信息宣傳活動的困難在於需要多領域的知識，如大眾傳媒，國際法，醫學，宗教學，漢學等。不然，法學人士寫“法輪功”問題醫學人士可能會感覺怪怪的，而不懂漢語的歐洲宗教研究專家在研究“法輪功”的早期活動時，其部分資料只能依賴於“法輪功”的自我宣傳，對“法輪功”的種種神跡宣傳不能持批評性的態度去研究。

　　因此，加拿大“人權衛士”喬高和麥塔斯可以信口雌黃，稱(中國)之所以無麻醉摘取“法輪功”囚犯的器官是為了保證器官的“新鮮度和功能”，豈不知，活摘的劇烈疼痛可導致休克以及因此對被摘器官造成嚴重影響。還有很多荒唐的例子，如心血管科大夫做眼角膜摘取手術，把取出腦髓的死屍作為黑幕移植的證據等等。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還把兩個大衛的報告作為反華議案的依據。

　　出於同樣的原因，專家們甚至《維基百科》把“法輪功”（創建於1992年）定義為“有一億信徒的傳統功法”。

　　“法輪功”信徒以及西方作者相互引用這個數據，稱此數據來自中國某政府研究機構，卻沒有相關資料來源。而據中國官方來源，1999年“法輪功”人數約200萬，取締後大部分習練者脫離了“法輪功”。“法輪功”成員的數據不僅引起了研究人士的興趣，也是構成中國黑幕移植和“滅絕人性”指控的關鍵要素之一。如果真實數據是200萬，其中還包括大量年老患、為治病練功的習練者，自1999年這個數字大大縮減，那麼，一眼就能看出“150萬“法輪功”信徒遭器官活摘”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實的。

　　不過那種情況對“法輪功”很有利，使“法輪功”自我歷史神化及信息宣傳壟斷變得輕而易舉，但要對其宣傳信息進行驗證和批評卻很困難。

　　因此，研究“法輪功”宣傳活動及其手法最好要有多領域的專家合作。2008年烏克蘭師範學院政治心理學系出版的邪教研討論文集接近這種合作。不過，參會的醫學人士、社會學家、法學家等研究的問題基本上是本地邪教以及俄語國家（主要是烏克蘭境內）的“法輪功”媒體針對中國的“抹黑”宣傳。關於“法輪功”俄文媒體活動的文章僅有3篇。據研究結果，“法輪功”網絡媒體80%都是針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和負面信息。

　　一些醫學人士和心理學家對“法輪功”的特別宣傳手法進行了研究，如，在公共場所展示死屍圖片，模擬表演酷刑和殺戮等。

　　有關中美關係的研究中指出，“法輪功”及其《大紀元時報》參與反華運動，當地“法輪功”組織以及“法輪功”媒體得到美國財政支持。

　　以宗教運動達到政治目的教派活動在遠東國家已屢見不鮮了，如，中世紀的中國就有“白蓮教”以及其他邪教暴動，二十世紀韓國的“統一教”等等。教派研究專家、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教授В.科洛托夫指出研究新興政治教派的一系列方法。

　　1、用正統宗教批駁邪教教義的方法很少奏效。任何學說或教義的歷史都可以包裝或篡改，都要用批評性眼光來看待。重點應放在研究教派的現實活動上。2、不能孤立地研究邪教，而要綜合其與政治制度、對立面的關係及其歷史、政治背景等因素來研究。3、新興教派問題具有跨學科性。

　　同樣，對“法輪功”宣傳活動的研究也要綜合“法輪功”的國際背景、其與北京的衝突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複雜關係等因素來研究。以下對“法輪功”的典型活動進行研究。

　　“法輪功”宣傳在其邪活動中的作用

　　儘管“法輪功”宣稱“不參與政治”，標榜“真善忍”，但在中國已作為邪教被取締，在俄聯邦一系列“法輪功”資料（包括人權衛士喬高和麥塔斯合著的報告）被認定為極端主義宣傳品並被列入俄聯邦極端主義宣傳品名單，在摩爾多瓦、吉爾吉斯禁止“法輪功”組織登記註冊。據媒體報道，烏克蘭“法輪功”人員只有一百多人，在俄羅斯經常參加全俄羅斯法輪大法研討會有250 至300人，其中包括外國信徒。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和立陶宛等國家的“法輪功”信徒也不多。但這個不起眼的邪教擁有四種大印量的報紙，其中《世界法輪大法》達20萬份，聖彼得堡和基輔印發的《大紀元》（俄、烏、中三種版本）達4萬份；還有“新唐人電視台”俄文節目《認識法輪大法》，近十家網站，很多社交群。

　　在研究“法輪功”各種宣傳內容的時候，一眼就能看到其針對目標受眾的宣傳欄目以及其發起組織的簽名活動欄，不定期出版的刊物《認識法輪大法》以及相應的小冊子和傳單。純屬自我吹捧。

　　為研究“法輪功”教義筆者更多看的是“明慧網”。“明慧網”有很多資料，旨在對全世界各國的信徒進行傳教、指導和“修煉”經驗交流。在此，“傳統功法”的宣傳很少，多半是赤裸裸地描繪幻覺或聲討信徒的“病業”——死亡原因。

　　《大紀元》和“新唐人”的功能定位是“常人媒體”，發布世界各國新聞，常有“法輪功”攻擊中國的信息資料。

　　“法輪功”在社交網頁上的常人宣傳也很專業。直接宣傳“法輪功”的網頁以及各地“法輪功”社交群的人數其實不多。然而，表面看來與“法輪功”無關卻受“法輪功”管理的信徒卻有4萬人，每個社交群平均有20至30人從事“妖魔化中國”宣傳。

　　“法輪功”針對常人的宣傳活動有：收集電子郵箱群發信息，在熱鬧的公共場所組織示威活動，打着“人權”幌子在各大媒體、電視上、地鐵里、街頭上進行宣傳等等。據觀察，俄語國家有數百個“法輪功”積極分子從事宣傳工作，包括街頭散發人員、管理人員、編輯人員、設計人員、記者等。從事“法輪功”宣傳工作的人員大部分人都是無償的，不過近年來地方《大紀元報》可以登載廣告得到一些補償。

　　與此同時，“法輪功”信徒人數沒有明顯增多。看來，擴大隊伍不是“法輪功”的主要任務。其主要任務是擴大對非“法輪功”受眾的宣傳。

　　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是這樣。“法輪功”官方網站有32種文字的網頁。“大紀元”網站有21中文字的網頁，“新唐人”電視台租用3個衛星向歐洲、亞洲、澳洲以及北美洲免費轉播《新唐人》節目，“法輪功”還在70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

　　“法輪功”當今的政治活動與其修煉活動相比更加引人關注。筆者從烏克蘭“法輪功”信徒得到信息，“大紀元”出版的系列政治文章《九評共產黨》（俄譯本）與李洪志的經文一樣，列入“大法”研討會內容，而在分支機構的活動中，像培訓媒體編輯那樣，專門開設“講真相”速成班，培訓對VIP會員的公關、談判技巧。

　　然而，“法輪功”媒體及其信徒卻口口聲聲宣稱“法輪功”是“性命雙修的功法”，這真是一個非常荒誕的現象。

　　“法輪功”信徒與筆者交流的時候，對“法輪功”參與的上述政治活動進行辯解，稱“這是信徒們的自發活動，與“法輪功”組織無關”。但李洪志“大師”在經文中要求信徒們做那些事。“法輪功”對外或對新人宣傳稱，“法輪大法”沒有祈禱、沒有儀式、沒有組織等宗教特徵，只要做五節動功、看李洪志的書就行了。

　　但是，李洪志以及追隨他的各級“協調人”經常對學員強調，要做真修弟子必須做好“三件事”，即學法、練功、講真相。所謂講真相，就是積極參與“法輪功”宣傳活動，這是最重要的事。可見，“法輪功”教義存在嚴重的“內外有別”。

　　“法輪功”的這些特徵是逐步形成的。上世紀90年代，“法輪功”只是中國“氣功熱”大潮中興起的一個功法，儘管李洪志在作者自傳中提到了玄奧的修煉，但重點在習練功法上。1999年“法輪功”與中國政府發生對抗之後，其活動中心轉移到紐約，相繼建立《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台”、眾多網站以及其他媒體。

　　不妨提一下韓國邪教“統一教”，在建立大量“掩護”社會組織方面富有經驗，其創建的《華盛頓時報》在新聞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再來看“法輪功”，出於時代需求考慮，與媒體打交道成為其活動的主要方式。

　　數百萬“信仰囚犯”從何而來？

　　2016年“獨立人權衛士”的《更新報告》拋出驚世消息，稱中國殺戮150萬信仰囚犯，活摘他們的器官。於是，數十家俄文媒體紛紛轉載此消息。

　　兩個加拿大人大衛·喬和大衛·麥塔斯在十年前就信口雌雄稱，中國有秘密集中營，在那裡活摘信仰囚犯的器官，主要活摘“法輪功”人員的器官。2017年美國政客伊森·古特曼也加進了他們的行列。加拿大政客、前議員大衛·喬高是多個冠以響亮國際組織名頭的頭領，如自由越南國際委員會、加拿大民主伊朗友協、西藏友好議員聯盟、華盛頓民主聯盟委員會。美國人伊森·古特曼曾在“民主保衛基金”工作（名義上是社會組織、實際上有財政撥款），經常在“The Weekly Standard”雜誌（親新保守黨）發表反華評論。其評論專欄有“中國觀察”、“北京研究”等，類似於以前的“蘇聯問題專家”，但又不同於漢學家，這個專門熱衷於批評主題的職業非同尋常。

　　古特曼的研究著作有《大屠殺·器官活摘·中國對異己者密決》、《中國納粹》等。

　　10年前的2006年，兩個大衛的第一個報告炮製出爐。儘管“法輪功”媒體對其大肆渲染，但其專業性受到種種質疑。澳大利亞難民庭在2007年1月17日宣布：“該報告缺乏論據”，“沒有一個權威專家支持其關於殺戮、摘取“法輪功”信徒器官的結論，報告中的說法至今未得到證實和支持”。

　　新西蘭國會的外交、國防和貿易委員會對新西蘭“法輪功”協會遞交的請願書進行了審理，並於2013年11月21日回復稱，經與美國等國家、非政府組織等詢問和諮詢，委員會成員“未找到任何支持“法輪功”關於‘強行摘取器官’的指控”，沒有任何理由提請議會對此問題關注。

　　曾經蹲過監獄的中國政治犯、共產黨政府的異見者吳宏達向麥塔斯提出了關於證人指證的質疑。其“勞改基金會”藉助外國記者在中國自行調查並得出結論，這些指證不可信，有可能是蓄意炮製的。

　　最為典型的是“蘇家屯事件”，美國國會對此調查後公稱，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代表及駐北京大使館代表先後兩次到蘇家屯考察，僅發現一家普通醫院，而所謂的“焚屍爐”其實是一個普通鍋爐。

　　美國國會研究分析中心的報告結論指出，“報告大部分缺乏新的獨立來源證據，在相當程度上依賴邏輯推理”，對所提供證據的可信度持有疑問。

　　得不到學術界和法學界的認可，兩個大衛開始走旁門左道，轉向政治界，並取得突破。2013年12月歐洲議會依據《報告》通過了P7_TA(2013)0603號決議，譴責中國非法摘取信仰囚犯的器官。當然，決議是在相當激烈的爭論中通過的。歐洲議會網上的發表的意見褒貶不一，反響相當強烈，以致歐委會主席不得不關掉情緒激烈者的麥克風。議案反對者不希望在沒有足夠證據和未了解信息真實來源的情況下進行過於嚴厲的指責，而另一方則認為，對於嚴厲指控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予以反應。比利時議員維羅尼克·德·凱瑟直接問決議起草人，那個信息從何而來？議員亞羅斯洛夫·帕什卡如實回答：“信息來源於同法輪功交好的同事……”

　　DAFON組織——所謂的“醫學界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

　　“法輪功”除了利用“獨立人權衛士”，還以國際組織DAFON的名義，所謂的“醫學界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進行宣傳。

　　對這個冠以崇高稱謂的組織必須深入觀察。等詳細了解DAFON的工作，如其公開發表的文章，其論壇上發布的各類通告及其舉辦的研討會等，就會形成一種奇怪的印象：除了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不存在器官移植黑幕；DAFON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知名的器官移植黑幕犯罪根本不感興趣，對現實中不斷蔓延、亟待決絕的問題毫無幫助，只是專門針對中國開展黑色宣傳。更為有趣的是，經常對DAFON工作進行正面宣傳的媒體不外乎《大紀元時報》、“明慧網”以及“法輪功”邪教（被中國禁止、在美國避難）的其他媒體資源。

　　為了解這些怪異之事，需要研究一下那些“醫學衛士”的個人背景。在DAFON創立之前，德國的主任醫生托斯特·特雷（DAFON的創世人）就發表過吹捧“法輪功”的文章，稱練“法輪功”“可以清除病業，強身健體”。其副手邁克·赫醫生擔任某一法輪大法研究會的總裁。其另一個副手是格林·威爾頓，2000年就已是“法輪功”成員。其新聞秘書是來自紐約的心理學家戴夢·諾托，此人不僅是資深“法輪功”信徒，而且還是2002年參與“法輪功”天安門非法活動的30名境外“法輪功”信徒之一。該“獨立社會組織”還有其他管理人員的詳細履歷。

　　由此可見，自稱具有“獨立性”的DAFON組織實際上存在很大問題：作為醫學人士，卻相信病業。不過了解了這些人的背景後，為什麼DAFON的絕大多數醫學文章都是“法輪功”的吹捧宣傳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各地以DAFON之名收集的簽名都是“法輪功”地方組織信徒的簽名。

　　顯然，邪教“法輪功”善於利用西方社會組織的影響力，並學會組建各種偽獨立組織和媒體，以此製造其觀點得到廣泛支持和認可的假象。DAFON就是眾多貼上獨立社會組織的標牌、掩蓋邪教標識的組織之一。

　　反迫害與反邪惡鬥士

　　標榜“不參與政治”的“法輪功”組織發起反華信息戰，多年來採用極端手段進行黑色宣傳和妖魔化宣傳。

　　當今，“法輪功”信徒積極宣傳喬高、麥塔斯和古特曼的“更新報告”。在很多國家（包括獨聯體國家），“法輪功”信徒向機關、媒體、高校散發《更新報告》以及譴責中國的倡議書。在世人看來，他們只要不斷譴責“滅絕數百萬人”就足以解體一個政府了。

　　誰獲利？

　　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是明了的：作為中國地緣政治對手和經濟對手的美國獲利。美國各種官方機構出台的一系列“支持”與其相關的國際組織的文件就可以證實這個說法。也有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理由是美國外交官和分析機構對“法輪功”荒唐的臆測進行了考證和駁斥。可以推測，對“法輪功”支持的是美國保守派，是持極端反華、反共情緒的美國、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政治階層，他們的觀點往往與白宮相左，甚至與財經圈相左，對中國的競爭非常恐慌。2007年，喬高和麥塔斯在《報告》的結尾部分提出建議，除了提出所謂的人權保護條款外，還要求用各種手段限制中國在器官移植市場的競爭性,限制中國的醫學發展以及患者流入中國醫院。大衛·喬高不斷發表《中國是危險的貿易夥伴》之類的文章，而《大紀元》在為其開設專欄，針對中國經濟進行攻擊性反面宣傳。

　　也不能排除，美國上層一手與中國領導人握手，通過合作獲取更多紅利，另一手資助中國邊緣階層，以此對北京政界形成間接恐嚇，使之容易就範，從而獲取更大利益。

　　就算對“法輪功”信徒的無償勞動忽略不計，“法輪功”在現有媒體上的花費就可以估計出來。僅“新唐人”電視台每年租用3顆通訊衛星就要花費300萬美元。全世界“法輪功”媒體的花費就要數億美元，甚至數十億美元。而“法輪功”的刊物大多數是免費的（至少在獨聯體國家是這樣的）。那麼，“法輪功”組織得到大量固定的資金支持，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顯然，“法輪功”的信息產品不是用於傳教，其目標是“妖魔化中國”宣傳。

　　例如：《支持“法輪功”，譴責中國》、《拒購中國貨》。然而，這種宣傳的結果收效甚微，“法輪功”宣傳工作20年以來，在獨聯體國家的信徒僅增加了幾百個，而其他新興教派信徒在此期間卻暴增。由此可見，“法輪功”在歐洲國家並非從事純粹的傳教活動，而是另有所為。

　　結論：

　　常人宣傳和政治宣傳（人權主題）是當今“法輪功”的主要活動。這一點可以從“法輪功”的組織形式（建立眾多“常人”媒體、宣傳團隊及“文化”團體）以及“大法”要求學員必做的“三件事”中體現出來。

　　2、“法輪功”媒體大量針對中國的指控，其可信度引起很大質疑並遭到專家們的批駁，“法輪功”標榜的“維權”被視為黑色宣傳。

　　3、“法輪功”不擇手段製造得到社會輿論支持和認可的假象，如建立各種偽中立社會機構，邀請西方資深政客或輿論圈的老手為其代言。

　　4、自李洪志與中國政府方式發生對抗並逃往美國後，“法輪功”組織有了穩定的經費來源，不必像先前那樣，靠賣書、講課、接受捐款等方式斂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