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 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哪，对分了他们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1960 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大案，贵州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