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4日，龍永圖先生在深圳發表演講，對當下國人關注的中美問題進行了講解分析。　　

龍永圖

　　非常高興能來到深圳，就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我講這麼幾點：一是這次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問題，這裡面的問題比較多，總結起來有三個：

　　第一個問題是中美貿易逆差。

　　中國和美國由於長時間貿易關係的發展，過去幾年當中，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十多年當中，貿易逆差有了很大的提升，80年代中美貿易逆差才6億美元，中國入世的時候大概是280億美元，到去年按照美方的統計已經達到3750億美元，當然我們認為這個數字不太準確，我們的數字是2800億美元。

　　不管怎麼樣，中國入世十幾年來，中美貿易逆差一下子上升了十幾倍，我們認為中美貿易逆差應該是在動態當中，用市場化的方法來解決。但現在面臨特朗普(專題)的主要貿易觀點，即行政化的，並且在一定時間內予以解決，這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第一個問題，即巨大的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所謂強制性技術轉讓，主要涉及到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

中國剛剛開放時，在吸引外資方面，只有廉價的土地、勞動力，沒有資金、沒有技術，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和國外的資金方面的合作只能採取合資的辦法，而當時由於中國的很多產業，特別是一些關鍵性產業，比如電信、汽車、金融服務等產業，雙方實力相差懸殊，所以我們提出必須採取合資的辦法，而且在一些敏感的領域中方必須控股，當時也是迫不得已。

比如金融業，銀行的合資問題，97、98年我們討論和國外的銀行業合作。當時朱鎔基總理講目前的形勢就是這樣，中國的四大商業銀行總資產加起來抵不上一個美國花旗銀行。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當然只能採取合資的辦法，而且不允許外方控股。

由於合資的問題，造成美國指責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進行強制性技術轉讓，比如汽車行業，但我們應該看到歷史上中國和外資合作，採取合資控股方面的限制也是迫不得已，而且美方和西方國家的公司也是願意的，應該說當時是一種市場行為，比如首先進入中國市場的德國大眾，後來美國的通用、日本(專題)的豐田和其他外資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

當時在中國市場競爭的不是外資和中國企業的競爭，而是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的競爭，比如大眾和中國的合資企業、通用和中國的合資企業、日本豐田和中國的合資企業競爭，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外資企業在合作中不拿出技術來，甚至不拿出核心技術來，就很難在中國占領市場。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拿出技術是為了搶占中國的汽車市場份額，並沒有所謂的強制性技術轉讓，因為事實很明顯，如果通用不拿出技術來，通用就占領不了市場，大眾不拿出技術來，大眾就占領不了中國市場。

中國的乘用車在2001年入世那一年，每年的生產量才7萬輛，去年已經達到2700多萬輛，這樣大的市場成長過程中，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德國的汽車產業，都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現在美國無端指責我們，因為中國強制性轉讓技術的政策，才使得美國的企業遭受很大損失，他們完全不顧在這些年當中他們在中國所取得的市場份額。

　　關於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問題，在這兒我想特點強調，不是強制性，是市場強制他們必須拿出技術來搶占中國的市場，這才是一個比較準確的說法。

　　第三個問題是保護知識產權。

　　中國入世以後，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去了很大進展，設立了一些知識產權法庭專門解決知識產權侵權問題。關於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候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保護，我記得和美國人談判保護知識產權的時候，我經常講美國對於毒品是禁止銷售、禁止流通，但美國從來沒有把毒品問題解決，這就說明在一件事情上，比如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上，對中國的客觀評價不是中國是不是還有侵權的問題，關鍵是中國是不是已經建立了一整套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並且認真實施。

　　知識產權的問題並不是我們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已經做到萬無一失，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況且中國目前在實施創新型國家方面，對保護知識產權看得很重，保護知識產權首先是保護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在任何一個地方，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創新的城市、創新的國家。

　　總的來講，這次中美貿易摩擦涉及的主要問題就是這三件事情，一是中美貿易逆差的問題，二是中國在吸引外資政策方面導致的所謂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問題，三是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

　　按照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央給我們的原則，本來這三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因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了很多的談判問題，當時中央給我們三條原則：

　　第一條原則是如果對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我們就可以接受；

　　第二條原則是如果對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但是我們一時做不到，那麼我們可以先同意，然後排一個時間表，到底是三年做到、五年做到、七年做到還是八年做到；

　　第三條原則是如果對方提出的要求根本不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那就堅決不同意。

　　我當時看到美方提出這三個問題後，對整個談判能得到進展並且能得到解決是持樂觀態度的，因為我們認真分析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

　　由於中國最近幾年來市場的擴大，特別是我們正在對我們的貿易政策進行調整，因為長期以來中國主要是重出口、輕進口，貿易長期處在順差，根據市場的需要和廣大企業參與全球化，參與產業鏈分工的要求，我們必須調整外貿政策，把外貿政策從過去主要是重出口調整到出口和進口並重，而且以更大的力量增加進口。

　　解決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它是我們談判的三點當中的第二點，也就是說美國要求我們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但是如果一下子把美國三千多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馬上解決，也有點困難，因為整個貿易結構的調整需要時間，我們完全可以和美國排出時間表來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這個問題符合談判三原則中的第二點，即符合改革開放的方向，但需要一定時間，可以排出時間表，美國如果排出時間表，我想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第二，通過調整外資政策來解決他們所謂的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問題

　　這一條也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中國現在資金並不缺乏，但中國依然歡迎國外資金的進入，這個時候國內的產業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我們也不需要一定搞投資，更不需要在一些領域進行強制性限制。

　　美國方面提出通過調整對外投資政策來解決所謂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問題，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方向，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完全符合我們打造創新型國家的大方向，我們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我們可以實現共同的利益。

　　從目前涉及到的中美貿易摩擦的三個問題來看，只要美方能進行平等、真誠的談判，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一旦雙方都有談判誠意的時候，我想中美貿易涉及的三個大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這就使得我對於當前解決中美貿易摩擦是有信心的，因為美方提出的問題基本符合我們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接下來分析一下第二個問題，即中美貿易摩擦搞到今天這樣一個地步，主要是什麼原因？我想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是特朗普政府方面對於經濟貿易問題，特別是對於中美經貿問題作出了一系列誤判，比如特朗普認為和任何國家的貿易順差、和任何國家的貿易逆差都是美國吃了虧，所以特朗普現在到處宣傳一點，就是中美貿易逆差，美國人吃了大虧，美國人民要把它找補回來。

　　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判，因為美國現在和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貿易當中，其中101個國家美國都處於逆差，美國處於逆差完全是屬於結構性、歷史性原因造成的。

　　大家知道，美國人長期以來，不管是政府還是老百姓，都是不儲蓄的，美國不需要外匯儲備，美國的老百姓也不存錢，這是由於美元在全球的強勢地位，使得全世界在國際貿易當中都是辛辛苦苦的生產創造貢獻，拿出更多資源，到美國換成美元，再拿美元買美國的產品，或者買美國的國債。

　　美國和全球那麼多國家，包括和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由於美元的強勢地位所決定的，是由於美國長期實行雙赤字國際貨幣和貿易政策所決定的。

　　但中國也有一些特殊原因，畢竟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逆差最大，這是歷史原因，主要是入世以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迫或壓力之下，解決了最大的問題，就是貿易經營權的問題，入世以前，中國那麼大的國家，那麼大的貿易量，能從事國際貿易、國際進出口的就是外經貿部下面的一百多個國際貿易公司，中國入世以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下子放開了經營權，中國幾十萬個企業一下子拿到了外貿經營權，從而使得中國的外貿特別是出口有了極大的飛躍，入世以後，中國的外貿出口差不多以每年30%的速度連續增長了十年。

　　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的市場是最開放的，也是最大的，所以對美貿易順差很快就從280億美元一下上升到2000多億美元，特朗普並不知道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當中正好處在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當中，所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開放措施大幅度促進了國內貿易體制結構的改革，使得中國成千上萬的企業開始擁有了外貿經營權，所以特朗普感到吃虧了。

　　前幾天我見到美國的貿易代表，他們也很委屈，我把真實歷史告訴他們，當時的談判條件基本是平衡的，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你們當前逼着我們要做的事情，正好是中國在外貿體制改革中必須要做的事情，從而造成中國的外貿力量井噴式發展，就像當年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中國的農業出現井噴式發展一樣。

　　美國的貿易逆差由美國和所有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也有中國在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的外貿生產力在中國入世後得到完全釋放所造成的。

　　大家對中美貿易很擔心，但從我內心來講，也許這是中國向前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歷史契機。

　　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我們最終解決了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中國迅速從外貿出口國成為外貿進口國，那才真正是中國成為外貿強國的開始，過去與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過程中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那麼牛？想來想去有一條，就是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進口國，因為進口國掌握了國際貿易的主動權，決定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的價格。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雖然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但我們還不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去年中國進口大概1.87萬億美元，美國是2.2萬億美元，我們和美國的進出口還相差三千多億美元。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美國和全球的壓力之下，特別是在我們積極增加進口，主動開放措施的推動之下，如果我們在短短的四、五年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進口國，那個時候我們才能說中國是真正的外貿強國。也許這次會逼着我們完成從“外貿大國”走向“外貿強國”的歷史進程。

　　如果這次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之下能解決一系列外資政策問題，使中國真正打造吸引國際投資最好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那麼中國在參與全球化和吸引全球外資方面可能成為最大的國家，目前中國吸引外資僅次於美國，如果能通過這樣一次中美貿易摩擦解決中國吸引外資的營商環境和政策，可以說對中國是極大的推動。

　　如果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我們能進一步改善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特別是實施能力，真正成為全球最好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之一，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就有了最重要的體制基礎。

　　在這三個方面，如果按照過去以開放促改革的精神，使我們在這三個方面都有極大的進展，使得中國成為“外貿大國”真正轉變為“外貿強國”，從在吸引外資方面有很多限制、營商環境沒有在全世界成為最好的地方，到成為全世界吸引外資政策最寬鬆、環境最好的地方，對於中國來講，特別是對於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吸引全球的技術來講，肯定是巨大的推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做得更好，就可以實現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重要飛躍。

　　整體來講，如果我們把這次中美貿易摩擦作為一個積極的方面來進行考慮，我們完全有可能把這件壞事變成好事。

　　但是要實現把壞事變成好事，把消極事件變成積極因素的話，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一定要確保中美關係不要脫軌，確保中美關係能繼續保持尼克松時代以來形成的基本格局，這一點極為重要。

　　由於這次中美貿易摩擦，大家對美國有很多看法，認為美國開始全面遏制中國的政治行動，中美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提出可能是中國和美國新冷戰時代的開始。我不同意這一點，我的觀察是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化。

　　我們應該怎樣觀察國際形勢，主要要樹立三個重要的觀點：正確的歷史觀、正確的角色觀和正確的大局觀。

　　一是正確的歷史觀。

　　從中美近幾十年的交往當中，我們看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基本上是穩定、健康的，中美關係沒有什麼大的仇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民意基礎還是不錯的，中國老百姓對美國人的看法也是比較正面的。

　　不管是從歷史還是民意基礎方面，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朝着正面的關係發展，特別是我們觀察一下過去中國幾代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的做法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中美關係極為重視。

　　二是角色觀。

　　現在美國方面故意曲解中方的立場，把中國的崛起作為一種威脅，而我們絕無顛覆現今國際體系的願望，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並不是當受氣包，現在能講出這樣的話也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底氣，美國GDP現在19萬億美元，我們13萬億美元，第三位日本才5萬億美元。

　　人民幣(專題)還沒有國際化，中國在美國最具有優勢的美元霸權地位上，記得中國入世談判時，中央說任何都可以放，但中國不開放資本市場，不實現人民幣可兌換，這是最後一條底線。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確保中國不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和最近土耳其發生的情況。

　　三是大局觀。

　　中美關係是個大局，我們現在能不能在全國上下形成一個共識非常重要，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和美國的貿易有落差，我們希望把貿易的問題控制在貿易上，希望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中形成的基本格局不發生重大變化，希望過去幾代領導人確立的和美國建立穩固、平等關係的戰略不發生變化，相信中美貿易摩擦不可能給我們帶來災難性影響，除非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犯大錯誤。

　　我今天到這兒來講話，特別想呼籲大家，中美貿易摩擦的具體內容你們可以不知道，但你們必須要知道的一點就是必須要以最大的力量幫助中國政府維護好這個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不要添亂，這是解決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最重要的基本出發點，就是怎麼樣維繫好中美關係的大局，怎麼樣使過去幾代領導人的基礎上把中美關係推向前進，這是解決中美貿易摩擦不對中國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的關鍵。

　　我們不可能在特朗普的霸權主義威脅之下做出任何重大讓步，美國方面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中國的市場前景，我們必須有這樣的信心。

　　我剛才講到維護中美關係大局，第二條就是不要使中美貿易動搖投資者的信心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如果動搖了這個信心，中美貿易摩擦真的就是災難性的。

　　結論就是一要維護好中美關係的大局，二是不要因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問題動搖對經濟發展的信心。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