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關敏

人類史上的很多強權政治，都是在追求人類利益的總體主義的口號下進行的。除了赤裸裸的朕即國家的個人專制外，近現代以來的極權政治都是以人類的名義進行的；無論是希特勒統治還是斯大林專政等，都可納入人類這個總體性概念之列。

人類作為大於個別之和的總體性，一旦擁有政治性特權，其強勢的霸權主義也就表露無遺。與人類大致類同的其它概念，如人民、國家、民族、階級等等，雖然仔細說來它們與人類仍有很大的區別，但是與個人相比，它們都是一些總體性的政治概念，這些概念一旦強烈追求自身的肯定性價值，那麼其固有的集團利益、總體利益的強權也就會轉變為強制性的壓力。

應該看到，種種烏托邦式的政治理論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占據着主導性地位，在它們那裡，存在着一種強勢的道理——總體永遠大於部分，乃至大於部分之和，總體是目的，部分只是環節或手段，為了總體的目的，每個部分都應該作為總體的陪襯或輔助工具（像芻狗一般地）來使用。這個總體性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格局下，有着不同的表述形態，它們可以是歷史、國家、民族、人類等宏大的目標，也可以是一個階級、集團、社團等優先性的群體，但對於個人來說，它們都是總體性的，都具有決定個人命運的力量。它們要求個人為集體而犧牲自己。

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正義是歷史性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正義，所以正義的內容可以在歷史中發生不斷的變化，昨天不正義的在今天就可能是正義的，而今天不正義的可能在明天成為正義。根據這種歷史主義的觀點，為了明天的正義，今天可以做出犧牲，或者說，今天只是走進明天的一個階梯或手段。這樣，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義論就把正義變成了一種工具與目的演變過程，歷史的最終目的——xx主義就成了最後和最高的正義，為了它，其它的一切正義都可以被視為手段而加以利用和犧牲。國家主義的正義觀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義觀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國家、民族、人類、人民替代了歷史，它們是最高的和最後的目的，至於國家、民族、人類中的每個成員、每個個體、每個公民、每個獨一無二的“自我”，與國家、民族之類的最後目標相比，都是次要的，都是可以犧牲的。

墨家集團就是這樣的嚴密的組織，入得來，你就出不去了。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紀律的服從（尚同）。在墨門裡做人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的，“上是則是，上非則非”。那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極其專制的紀律、制度和道德約束，不是你想不想，願不願意的問題，你與上級意見不同，那就要誅你的心，滅你的身了。

到了這一步，也就無所謂兼愛了，兼愛不過是賺你入門的幌子，重要的是你入得門來，然後聽上級的話，放棄自己的主張與私利，組織讓你做啥，你就做啥，隨時，為組織的利益和理想而獻身（願與之屍——當時，墨家組織的頭子死後，許多門徒紛紛為頭子自殺身亡）。墨家的教育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類的最高尚的道德教育。不斷的灌輸加肅反，人漸漸的就會精神高尚起來，成了忘我之人。他們一方面有關愛天下、關愛本組織內其他人的道德高標，另一方面也變只知服從，沒有獨立意志與思想的道德殭屍。而組織卻因此而變得極具戰鬥力與執行力。

更可怕的是他們重利輕義。在組織內，他們講兼愛，而在其外的人的行為都被他們以利益來分析，他們不相信人性，也不懂高尚為何物。他們對待別人，也包括組織內部的異見者從不手軟。實際上他們對道德的唯一述求就是對紀律的服從。在聽不到異議的環境，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部下面前，在坐擁絕對權力的條件下，酋首很難長時間的不被權力所腐蝕。一但亂自上作，那麼這種組織及其思想無疑會帶給社會以巨大的災難。據郭沫若、魯迅考證，墨家組織後來變成了流氓黑社會了。

今天的墨家粉絲說：墨子組織包含了科技，這需要進一步的考證。19世紀以前人們把科學當作一種決定論，科學就是有關客觀規律的知識，掌握了這種客觀規律就無往而不勝了，“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口號就代表了這種科學樂觀主義。所謂“科學主義”就是希望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人類的社會問題。這是科學唯物主義的出發點。他們認為：社會發展的規律也象自然界的規律一樣，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這種決定論認為真理只有唯一的一個，是絕對主義獨斷論。

類似的，在中國傳統的專制思想中，也是那套絕對主義獨斷論，即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天人感應說。這裡的天就是自然界，道就是社會規律。搞政治要從研究自然現象開始，從自然規律中類比出社會規律，所謂“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聖人或先進分子比別人高明，已發現了真理、掌握了天道，人民必須接受聖人的指引，必須服從聖人們的頂層設計的社會制度。有了整體主義的信心滿滿的獨斷論，便有了教條主義。既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那麼反對者當然就是反對真理，就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就是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

與之相反，民主理論的哲學源頭卻是懷疑論。洛克以懷疑論向唯理論獨斷論挑戰，引出了思想自由、人人平等、三權分立、造反有理等民主的基本觀念，對法國大革命有着很深的影響。其中“造反有理”（即如果政府違背人民意志，人民有造反的權利和義務）後來被傑佛遜寫進了美國的獨立宣言，成了美國以及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立國第一原理，史稱“洛克—傑佛遜原理”。

1790年伯克（Edward Burke）在《法國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強調社會制度不能由個人設計，是任何個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螞蟻不可能完全了解它們的蟻窩是按什麼力學原理設計的一樣。

亞當.斯密強調：市場由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協調才使經濟活動井然有序。由此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的經濟秩序，並非人類設計的產物，而是人類行動的結果。

康德在1783年說：“人類及其規劃卻僅僅是從局部出發，並且只不過是停留在局部上，全體這樣一種東西對他們是太大了”，把握不了。

門格爾認為，各種社會制序，如語言、法律和市場秩序一樣，是適應性進化而不是有意設計的結果，從而徹底否定聖王創世說。

哈耶克指出：所謂制度，無非是一種行為習慣的累積成果。哈耶克認為：事實和信息在不斷變化，知識沒有一個固定的總和；不可能被個人或任何機構完全掌握，從而不可能“設計”社會制度。知識是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得到高效配置，才能使創造知識的人得到最為合理的報酬，否則，勢必會造成知識閒置和浪費。所以，只有實行自治、分權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