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將亡，亨廷頓理論能夠救世界嗎？ |
| 送交者: 我叫小龍魚 2018年11月11日23:03: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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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論】西方民主將亡，“亨廷頓轉換”能夠拯救世界嗎？ 文揚：中美如何靠“亨廷頓轉換”避開“修昔底德陷阱”？2018-11-12 07:26:06 來源：觀察者網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修昔底德陷阱”眾所周知，“亨廷頓轉換”沒人聽說過。 不奇怪，這個概念是上周五下午剛剛誕生的，起源於一個中美學者之間的小型研討會，作為中方代表之一的我，在發言中引用了塞繆爾·亨廷頓教授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一段話，用來說明當前處在緊張狀態中的中美關係。 為了說明這段話在當前的意義，先從現行的世界秩序說起。 現行世界秩序已難以維持 論及現行世界秩序，可以確認，這是一個在二戰後成型的、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創造並主導的、基於主權國家體系以及一套行為規則的、擁有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作為協調機構的擴展型秩序。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秩序運行良好，參與性民主治理、自由經濟體制以及人權事業都被廣泛接受，在冷戰剛剛結束的那段時間裡，有人甚至樂觀地相信這個秩序已經具有了某種終極意義，人類的“普遍歷史”來到了它的終點。 但這只是個幻象。任何秩序都有它的生命周期，“適度地燃燒，適時地熄滅”，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指出的，當今的世界秩序也不會持久，因為歸根結底它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秩序觀的體現，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人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認為只是“北大西洋偏好”，它缺乏被普遍認可的合法性，而且註定會在權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時面臨危機。 實際上，世紀之交的前後，在西方自由主義退潮、新技術突飛猛進和中國崛起等多重衝擊之下，合法性危機以及權力關係變動正在同時發生，現行世界秩序已在解體過程中。《世界秩序》一書開篇即承認：“世界混亂無序，各國之間卻又史無前例地相互依存，從而構成了種種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擴散，國家解體，環境惡化，種族滅絕現象層出不窮，以及有可能將人類衝突推向無法控制或無法想象的新技術正在擴展。”作者問到：“種種不受任何秩序約束的勢力是否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然而，世界秩序的危機同時也是美國的危機，這不僅因為現行世界秩序主要由美國所塑造、主導和維護，而且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深深地根植其中，資源的獲取、市場的占有、金融的擴張等都離不開現行秩序，任何改變都直接涉及美國的根本利益。 所以，就世界秩序的維護和變革而言，美國完全站在保守主義的和秩序主義的立場上。當其他國家或勢力試圖改變現行秩序，或者僅僅因為實力增長導致秩序內部權力關係變化時，美國就會將其視為敵人或戰略競爭對手。前者如伊斯蘭激進勢力，後者如中國。 這意味着什麼？ 國際社會已成 “普力奪社會” “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 society，根據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論述，“從狹義上說，就是指軍人對政治的干預”，與之具有類似性質的，還有宗教領袖對政治的干預clericalism，以及學生對政治的廣泛參與（還沒有合適的詞）。 這種社會，在亨廷頓看來，主要是由於“缺乏共同體和有效政治機構”、“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調停、升華、緩解各團體的政治行動”，而導致政治形勢極為不穩定，經常發生激烈的衝突。亨廷頓承認，普力奪社會“幾乎能在政治參與演變過程中任何一個水平上存在”。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初版於1968年，對學界和決策層思考有關政治發展問題產生了巨大影響。圖片來源：作者收集，下同 毫無疑問，國際社會也是一種社會，由“地球村”里相互聯繫日益緊密的國家和各種非國家的政治行為體組成，所以亨廷頓關於“普力奪社會”的觀察和分析也完全適用。雖然亨廷頓在論述時主要是以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南亞等地區歷史上的軍人政府時期為例，但放大到國際社會，考慮到現行世界秩序本質上無非是依靠美國在二戰中的勝利以及戰後的軍事霸權維持的，那麼“普力奪主義”也名副其實，因為praetor一詞的起源就是指古羅馬的軍事指揮官或政府執政官，與美國的“世界警察”角色相符。 權力的基礎主要是軍事霸權，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調停、升華、緩解各團體的政治行動”，從而導致政治形勢極為不穩定，經常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一關於“普力奪社會”本質的定義，放在今天的國際社會，絲毫不差。
美國的軍費開支長期以來都等於其他主要軍事強國的總和 特朗普執政之後的美國，升起“美國優先”的大旗，與俄羅斯全面對抗，重新制裁伊朗，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與盟國也發生爭吵，導致各個地區的形勢都趨於緊張和動盪。但動盪的趨勢卻並非預示着變革的來臨，恰恰相反，是美國極力要維持舊秩序而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所導致的結果。 而美國重新訴諸軍事霸權維持舊秩序的決心，在特朗普政府的擴充軍備計劃中顯露無疑。2019財年的美國政府預算案，關於國防預算的增加是這樣表達的：“競爭—威懾—取勝。預防戰爭最可靠的途徑是準備贏得一場戰爭。預算案通過維持實力和在發展致命、敏捷和彈性的軍力方面的長期投資來促進和平。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是國防部門的主要優先事項。因為它們對美國今天的安全和繁榮構成的威脅十分巨大，而且在未來威脅可能還會增加，所以這些戰略競爭提出了持續地增加投資的需求，這反映在了預算要求中。同時，預算案還要求為國防部持續的努力提供資金，以威懾並對抗朝鮮和伊朗等流氓政權，打擊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威脅，鞏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同時確保這些行動具有資源方面的可持續性。預算案確保美國能夠維持一支對任何可能的衝突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聯合部隊，確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衝突能夠應對自如。” 此話更簡明扼要的說法其實就是：確保美國對全球任何地方發生的衝突都具有決定性優勢。
2019財年特朗普政府預算案 其中關鍵的信息是：1. 中國現在是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者；2. 雖然列出了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幾個主要敵對國家，但美國軍事力量就其根本性的使命而言，卻是維持現行的世界秩序，因為除了美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長期維持一個對“任何可能的衝突”、“各種不同類型的衝突”應對自如並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聯合部隊。 看看美軍最新的聯合作戰司令部責任區劃分，更是一目了然：
這就是現行世界秩序的本質——被美軍分區域進行管控，以確保整個世界的運轉符合美國利益。所以，無論是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還是全球恐怖主義或伊拉克、阿富汗，每一個“不穩定因素”都是在維持現行世界秩序的意義下進行評估的，而無關相互之間的雙邊關係，更談不上相互尊重。基於這樣的指導思想，美國將繼續朝着進一步加強它的“世界警察”角色、加強維持現行世界秩序的方向邁進。也就是說，它決心要把它的保守主義事業進行到底。 那麼，世界該怎麼辦？ “亨廷頓轉換”將被迫發生 現在來解釋一下什麼是“亨廷頓轉換”。 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第四章“普力奪社會和政治衰朽”的末尾，亨廷頓教授講了這樣一段話： In such a society, however, revolution and order may well become allies. Cliques, blocs, and mass movements struggl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each with its own weapons. Violence is democratized, politics demoralized, society at odds with itself. The ultimate product of degeneration is 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 is not one threatened by revolution but one incapable of it. In the normal polity the conservative is devoted to stabilit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while the radical threatens these with abrupt and violent change. But what meaning do concepts of conservatism and radicalism have in a completely chaotic society where order must be created through a positive act of political will? In such a society who then is the radical? Who is the conservative? Is not the only true conservative the revolutionary? 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東方編譯所譯叢”的中文譯文是：“但在這樣一種社會裡，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為一體。派系、集團和群眾運動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張撻伐。暴力盛行，政治敗壞，社會和自己過不去。到頭來，物極必反，社會墮落的結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異轉換。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在正常的政體中，保守派致力於維護安定和秩序，激進派則以急遽的暴力變遷相威脅。但是，在一個完全處於混亂之中而必須憑藉政治意志來採取積極行動方能收拾殘局的社會裡，保守和激進這兩個概念還有什麼意義？在這樣一種社會裡，誰堪稱激進派？誰又堪稱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難道不就是革命者嗎？” 我在上周五的小型座談會上對美國軍方代表說，這段話雖然是50年前說的，但對於今天的世界，極有現實意義。 亨廷頓的意思是說：在一個充滿衝突、極不穩定的普力奪社會，保守勢力維持既有秩序的種種努力，也許反而是一種政治衰朽和社會墮落，導致殘局無法收拾，社會更加無望。而這個時候出現的革命勢力，反而具有採取積極行動所需的政治意志，最終倒過來成為了秩序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發揮了挽救整個社會的作用。 所以他會語出驚人地問到：“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難道不就是革命者嗎？” 是的，在特定的情況下，保守派和革命派，秩序主義和激進主義，將會發生一個奇異的角色轉換（a peculiar reversal in political roles）。 如前所述，現行世界秩序已經不再是一個好秩序，開始崩壞了，各種變革勢力都在興起，那麼，強行維護現行秩序的保守勢力還有合理性嗎？難道還要不顧一切地維護一個越來越混亂、到處發生衝突的局面嗎？亨廷頓指出，“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看看今天的美國，連國內都四分五裂，國會出現兩黨極化，陷入了無可救藥的“否決政治”，社會更加分化，階層之間、種族之間、政治派別之間甚至地區之間，都越來越難以融合，還可能給世界各國當榜樣嗎？本國連槍支管制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解決不了，連種族仇恨這麼初級的社會毒瘤都無力遏制，還可能承擔將美國的模式輸出到全世界的使命嗎？ 在這個情況下，是不是要寄希望於努力變革現行秩序的新興勢力呢？是不是正在出現“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為一體”的情況？是不是註定會發生“政治角色的奇異轉換”？ 簡言之，“亨廷頓轉換”在今天的現實意義就是：當前的國際社會，已是一個“完全處於混亂之中而必須憑藉政治意志來採取積極行動方能收拾殘局的社會”，這將導致保守勢力與變革勢力的“政治角色互換”，因為保守主義的政策已經不能繼續維持秩序了，而曾經被保守派視為顛覆力量的革命派、激進派，將成為新舊秩序過渡的主導者，成為真正的保守派。 美國的政治家們能明白這一點嗎？ 中美關係的“十字路口” 上周三在新加坡召開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對於中美關係表達了非常悲觀的看法，媒體報道時使用了“若美中關係持續緊張，‘經濟鐵幕’可能降臨”之類的標題。他在演講中嚴肅地發問：（中美關係）“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而十年前的他，卻是對中美關係最為樂觀的人士之一，熱烈地鼓吹當時剛剛開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堅信這個對話“既有指導性，又有建設性”，也不懷疑對話過程正朝着增強相互理解和消除誤會的方向發展。但SED開啟12年之後，人們卻越來越感覺不知所措了。保爾森不僅談到貿易摩擦和市場開放問題，也談到朝核、南海、網絡主權等多個方面的問題。結論是：雙方都有令人吃驚的數量的政界和思想界的領導人在推動讓兩國分離的政策，使兩國在貨物、資金、技術和人員等領域全面脫鈎。
此圖也可題為：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開啟以來 作為應對措施，堅持其保守主義立場的美國幾乎是本能地轉向增加軍費預算，強化軍事霸權。保爾森在給美國的建議中，也理所當然地包括加強軍事方面的投入。 而美國軍方早已付諸行動了，過去的兩年裡，世界目睹了美軍的一系列重大舉措——組建印-太司令部、組建太空軍、重建第二艦隊、擴充核武庫… 特朗普政府的核武計劃並非開玩笑，據媒體報道，在2019財年預算案中美國國家核安全局（NNSA）獲得的預算比2018財年增加了17％，達到151億美元。其中128億美元直接用於核武器，比2018財年增加8％。其中47億美元用於現役核武庫的更新，比2018財年增加了41％。 而這只是擬議中高達1.74萬億美元的龐大“升級”計劃的開始，該計劃包括耗資3130億美元建造新型導彈核潛艇艦隊，耗資130億美元研製“智能”氫彈，500億美元用於 “可互操作”核彈頭，1270億美元用於重型遠程轟炸機，300億美元用於新型核武巡航導彈，1490億美元用於新型陸基導彈，2610億美元用於重建田納西州的炸彈工廠、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和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工廠。 其中的重型遠程轟炸機就被戲稱為“中國轟炸機”，意指它將服務於改善美國與其第一貿易夥伴之間的不平衡關係。
美國空軍下一代“中國轟炸機”的作戰使命想定圖 這就意味着，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保守勢力美國（或更準確地說，美國軍工-金融複合體）已經亮出了底牌——絕不向任何變革勢力妥協，誓死維護現行世界秩序，為此甚至不惜打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愛因斯坦關於科學問題說過一句極富智慧的話：We cannot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the same kind of thinking we used when we created them. 我們不能運用在製造出問題時使用的同樣的思維再來解決這些問題。 美國要不要問問自己：今日世界很多衝突、對抗、社會動盪，難道不是美國一味訴諸武力、濫用霸權才製造出來的嗎？再反思一下：製造出問題時是什麼思維邏輯？再預測一下：企圖運用同樣的思維邏輯反過來解決同樣的問題，有可能成功嗎？ 保守主義和秩序主義者所能犯的最大錯誤莫過於此！ 面對這個局面，如果世界各國無所作為，結果就是亨廷頓所說的The truly helpless society，無助無望的社會。所以，保守與變革的角色轉換，也就是本文所謂“亨廷頓轉換”，歸根結底是美國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逼出來的，在這種倒退中，中國單單因為體量就足以被出頭、被上位、被成為頭號對手了，再不奮起應對並積極推動變革，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所謂中美關係的“十字路口”，深層意義就在這裡：第一個方向，毫無疑問，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雙方都訴諸製造出問題時使用的同樣的思維應對當前問題，南海問題、台灣問題、半島問題都是如此，那麼前景就是迎頭相撞乃至爆發戰爭。 第二個方向，則是本文提出的“亨廷頓轉換”，如果做得好，就有希望避開“修昔底德陷阱”，走上光明之路。但走上這條路的前提是，美國必須認識到，舊秩序維持不下去了，舊思維解決不了問題了。而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所代表的變革力量、創新力量，反而即將成為世界秩序真正的維護者。由“人類命運共同體”信念所引導的新秩序，終將到來，以“美國優先”為指針的舊秩序，終將過去。 美國一旦明白這一點，正確的做法就是重新採取與中國合作的政策，共同促成新舊秩序的轉換。 基辛格在最近的講話中說，“美中兩國就如何解決問題在哲學層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這是對的，但如果僅僅是各玩各的哲學，各說各的話語，還是解決不了問題。他認為，美中兩國有足夠的意願避免爆發毀滅性的戰爭，但他也沒有提出新的解題方式。 這個周末，人們欣慰地看到，中美外交安全對話在華盛頓召開，雙方討論了多個議題。但也無奈地看到，在南海及台灣等問題上，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甚至公開提到了戰爭。顯然，目前中美關系所處的位置，還在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條對抗之路上，距離“亨廷頓轉換”那條合作之路、和平之路還頗為遙遠。 好消息是，下一站是月底在阿根廷實現的“習特會”。寄希望於兩國最高領導人拿出真正的勇氣和智慧。 熱門評論 3條
宋魯鄭：特朗普輸了，美國民主也沒有贏2018-11-11 08:44:38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這次到美國觀察中期選舉，感覺和兩年前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各界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隨便看一下媒體和出版業：拯救民主、民主已死嗎？民主如何死亡的？ 發生如此明顯變化的根源自然是特朗普。這樣一個素質人品欠優、煽動仇恨和恐懼的民粹政治素人竟然能成為有着兩百多年民主歷史國家的總統！而且他上任以來攻擊媒體，把它們視作“人民公敵”，還蔑視法律，動輒就發推文對司法部發號稱令，甚至要求叫停針對他的調查。因為他，《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的作者認為美國已處於向威權國家演變的第一階段。 在剛剛結束的中期選舉中，共和黨輸掉了掌控了八年的眾議院。面對這個結果，整個西方似乎鬆了一口氣，仿佛特朗普上台帶給它們民主制度的危機已經化解。正如即將出任眾議院議長的民主黨人佩洛西所表示：“明天美國將迎來嶄新的一天……選舉關乎恢復憲法對特朗普政府的制衡。” 然而，據我在美國的觀察，特朗普雖然輸了，但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事實上，特朗普上台、民粹主義崛起都只是表面現象，是這個制度失靈的果而不是因。假如這個體系運作良好，能夠積極回應民意，有效解決民眾急迫的難題，怎麼可能還會有今天？
西方民主制度系統性地出現問題是在冷戰之後。這和西方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失去了外部壓力而固步自封有關，但真正的內因則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現在回過頭來看，20世紀人類一共進行過兩次烏托邦試驗： 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絕對平等，即絕對公有制，結果失敗了。中國後來也將之拋棄，走向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從原理上講，人只有經濟上平等了，政治上也才能真正平等。但美好的理論在現實中卻被撞了個粉碎。 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絕對平等，即一人一票。美國1965年才真正實行，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早了13年；瑞士1971年才給女性以投票權，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早了七年。儘管時間不長，但已造成今天的政治困局。 這兩個烏托邦試驗有一個共性：都無視人與人的差異，但卻賦予他們同樣的權利。就如同規定馬雲必須和一個非經濟領域的普通人擁有同樣的經濟資源，非常荒謬。這個邏輯放到政治上也同樣如此。 任何權利都和責任相對應。但在一人一票時代，每一個人雖然有了相同的權利，但其責任卻並不對應。比如當一個人擁有決定一個國家政治命運的選票，他應該去關心和了解國內外政治，從而慎重投出這一票。但現實卻是，大量的選民根本無視這個責任。他們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管國家整體，更不會關心國際問題和長遠問題。但他們就決定着誰來領導這個國家。 所以，出現如下弊端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是政治權力臣服於大眾和資本，日益失去了其功能：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 在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時代，政治人物要想贏得選舉，必須擁有政治資金和選票，必須討好、迎合這兩大力量的需要，從而令民眾和資本擁有了壓服政治權力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左派上台往往就增加福利卻不敢增稅，右派上台常常減稅卻不敢減少福利，都是一味討好。國家長期以往自然債務累累，難以持續。 所以當問題即使已經出現，也不敢予以及時處理，非要等到成為全國性危機，紙里抱不住火。比如次貸危機很早就已被政府相關部門所覺察，但由於“不能讓百姓失去房子，不能讓銀行破產”（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語），而人人無視。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只有全面危機來臨才能進行改革的原因。早在二十多年前，法國總統希拉克就想對法國進行改革，但遇到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最後不得不偃旗息鼓。
次貸危機（資料圖/視覺中國） 正是由於普通大眾一人一票決定誰是領導人，導致西方長期以來難以產生優秀的政治人物。他們常常做出十分錯誤且後果極為嚴重的決策。比如小布什時代的反恐戰爭、法國薩科奇總統推翻卡扎菲釀成二戰以後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奧朗德突然決定對“伊斯蘭國“動武，引發連串恐怖襲擊、英國首相卡梅隆在有代議制的情況下非要舉辦脫歐公投，釀成難以挽回的後果、默克爾突然決定無限制無條件地接納難民，對國家未來造成巨大威脅…… 此外，由於政治人物的任期只有四年或八年，所以不可能考慮任期之後的事情，只能是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更由於政黨輪替，政策缺乏可持續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三者是互相否定。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小布什是共和黨，提議要搞重返月球計劃，任內也投入80多億美元，結果奧巴馬一上台就給廢除了。等到八年後特朗普上台，又重新恢復。這期間的時間浪費、人才浪費、資金浪費難以計數。 低效率除了受資本和大眾的影響，還與權力的制衡設計有關。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以及能源集團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在今天的美國，許多眾大決策都面臨類似的困境。 以上問題還僅限於單一民族國家，如果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則有更致命的挑戰：民主不能解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問題。 今天西方多個國家面臨國家解體的威脅：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北愛爾蘭和蘇格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法國的科西嘉、比利時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 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個災難往往是國家解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蘇丹都是如此。 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方面不但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助長了民族和國家的分裂：一是民主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決；二是不斷舉行的選舉一而再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這也是為什麼民主往往在少數單一民族國家更為穩定。 可以說，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實行西式民主，要麼國家已經解體，要么正在解體。 西方民主制度這一內在性、致命性特點，使它的適用範圍大幅縮小。一個多民族國家實行民主，即使勉強維持統一，其治理的代價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讓步後也往往於事無補。 第三則是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西方民主制度正面臨覆滅的危險。這包括中產階級萎縮、種族危機。這個問題我談過多次，就不再贅言。 然而在這兩個危機的前提下，整個西方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並在英國脫歐、美國大選、意大利大選獲勝。民粹主義偏離甚至否定西方今天的價值觀，採取排外、仇外、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措施。目前民粹主義在整個西方仍然處於迅速崛起中，等到民粹主義通過民主全面獲勝，也就是民主終結之時。
英國脫歐（資料圖/東方IC） 西方民主因為無法解決問題才導致民粹民義崛起，同時由於制度設計問題，又給了民粹發展、壯大和掌握權力的通道。西方民主號稱言論自由，於是民粹主義的觀點和理念就可以暢所無阻地在全社會傳播，對現實不滿而又不真正關心政治、了解政治的民眾很容易被俘虜，從而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他們獲得廣泛支持之後，又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選票贏得權力，統治國家。意大利、美國、巴西、墨西哥、菲律賓等都是如此。英國脫歐也是一例。 除了制度問題，西方民主還面臨着技術進步引發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即互聯網。當互聯網剛剛出現時，西方認為中國的制度將因面臨網絡的衝擊而崩潰。結果卻是中國日益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不可遏制。反倒是西方的民主在網絡時代有崩潰之虞。 一是互聯網大大減少了政治參與的成本。一個普通人可以因為個人特質而崛起成為國家領導人。特朗普就是典型的依靠網絡崛起的政治素人。從現實看，越是極端越是激進，越容易在網絡上引起關注和共鳴，越能獲得支持者。這也是互聯網時代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技術原因。 二是互聯網時代一方面信息傳播更加便利，另一方面也令信息更加封閉：同一群體只接受同一理念的信息，其他信息都被自動過濾。這自然令國家不同立場之間更加對立，更加缺少理解和互動，這強化了國家的分裂和對立。 三是互聯網大大減少了一個國家干涉另一個國家政治的成本。美國這麼強大和現代的國家，2016年的選舉就認為被俄羅斯所操縱。 當然，第三世界效仿西方制度的國家有的也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比如2017年，印度就以阻止暴力和仇恨言論為由斷網100次，平均三天一次！ 最後要說的是，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美國的制度設計有先天不足。它過於強調製衡和分權，製造了國內政治對立和分裂，也極大地影響了效率。歐洲多是議會制國家，往往採取議行合一：行政權和立法權都歸於一個黨。 法國是半總統制，曾出現過兩次左右共治現象：既總統和國會分屬不同政黨。實踐表明，這必然帶來效率低下、國內政治的分裂和對立。於是法國進行了制度變革，總統選舉之後一個月就立即進行國會選舉，確保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控制在同一個政黨手中。 中國台灣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立法”機構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同時舉行，中期選舉只是地方縣市選舉而已。應該說這才是西方政治演變的趨勢——分權和制衡雖然很美好，但現實卻行不通。 然而美國則不然，依然沿襲兩百多年前的制度設計，特別是中期選舉，往往導致國會權力與行政權力對抗。如果說過去精英民主時代，在野黨都是忠誠的反對黨，不會為反對而反對，這個弊端還不明顯；但在大眾民主時代，兩黨日益對立，妥協極其困難。國內研究美國的學者刁大明幾個月前曾對我講：過去兩黨議員還能會後坐在一起輕鬆地喝個咖啡聊個天，現在絕無可能。 可以說，西方民主的先天設計缺陷和時代挑戰令其陷入當前無法解決的困境，歐洲和美國均不例外。而且這種困境還只是剛剛開始。特朗普的崛起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短期現象，他們極有可能成為西方民主的終結者。 應該說，西方制度模式在我們這一代人成為歷史日益成為可能。 熱門評論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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