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無私有制之概念

作者：關敏

有一個傳統粉說：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這就證明：古代中國人就知道保護私有財產。所以，儒家文化還是不錯的。關敏認為，這是錯誤的看法。

1，華夏一直實行土地國（王）有制

“暴力國家”論認為，國家是暴力的產物；成王敗寇；國家是暴力集團向其他成員榨取收入的工具，國（王）有無限的徵稅權。中國從夏商起就實行了土地國（王）有制，東方一直貫徹着“天下王有”的君主中心主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王”有制。宋儒程頤說：“凡土地之富，人民之眾，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傳.大有》)。這句話可作為“王有天下”原則的典型表述。“王有天下”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綜合性的最高權力觀念，而且這種權力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性。不管任何社會成員地位如何，也不管他們擁有什麼，只要與“王有”原則發生矛盾，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絕對的“王有”原則，所謂“君於臣有取無假”是也。華夏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整個天下是王一人的私產。韓愈、柳宗元把自己的“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即俗語說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人生追求，就不會造反作亂了。孟子認為：野人草民天生有反骨，是不穩定之源；得民心者得天下，王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所以，必須“虛其心實其腹”，滿足民的“恆產”願望，從而使民對王有“恆心”，這樣，王權就萬壽無疆了。可見，恆產恆心論不過是帝王統治術。孟子的話並不表示儒家有了財產權的概念。財產權指處置自己財產的自由，他人不能干涉；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沒有真正的土地所以權。

孟子的“恆產”就是穩定的“井田制”，在《孟子》一書中有大量的論述。“井田制”里的公田、私田都屬於國王（或各級封建主）所有，農民對私田只是承包權或永久使用權，一旦無直系男後代繼承，私田就會被官府收回。這可以從大量的歷史事實得到證明：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井田制規定：五口之家可分得百畝地。多於五口之家的“余夫”，每“夫”另授25畝（獎勵多生）。至於井田制中的公田所得，上交官府後，其中一部分用來撫養戰爭中陣亡將士的遺老遺孤，這種公田制度的延續，見於唐宋以後的江浙、兩廣、福建一帶。秦朝開始，由於井田制的廢除，平均田畝基本遺棄。但是，土地兼併過甚引發了動亂，新朝初期必須均分土地。這樣，“均田”就成了中國傳統。王莽搞“井田制”的均分田地的改革快了點，結果被官僚地主階層所推翻。此後，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開始了均田制，私有土地在法律上重新消失，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才恢復；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是要推行均田制。總之，平均地產是中國曆朝歷代的主體操作模式，故華夏幾千年裡沒有實質性的社會進步，是世界上僅次於非洲的貧困地區，有的地區甚至比非洲還窮；因此，絕對不是“在古代是先進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公元前320年，孟軻見魏王，魏王問他：“你老人家千里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國的嗎？”孟軻答：“大王何必說利，只說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麼利我的國家？’大臣們說：‘怎麼利我的家族？’平民說：怎麼利我自己？’上下都爭奪利，你的王國就危險了。”他的意思是：作為國君千萬不能說什麼利，如果老百姓都有利益了，就是都有財產權了，“上下交征利”，那國君還有什麼財富可言，這就“國危矣”。國君只講“義”，讓百姓只知奉獻，這樣，國君才是富有天下啊！可見，儒家是連財產權都不給百姓的：不能讓窮人有財產權，否則，帝王收稅就有道義上的障礙。

儒家認為：“天”養活了人類，因此人類要永遠地跪謝天和天的兒子——君王。儒家鼓吹君主是民之父母，從外觀上看十分溫情、然而在當時，兒女只是父母的“動產”，是一種被占有的奴隸制關係。孟子說，草民（野人）就應該養活統治者（君子）。以此為指導，韓愈叫嚷：“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其事上者也。”民若不能“以事其上，則誅”。也就是說：民若不交稅養活統治者，就格殺勿論。一個“誅”字，說明臣民只是任帝宰割的羔羊或韭菜！這就是《三國演義》裡劉安殺老婆給劉備吃的原因，劉安在實行“野人養君子”的儒家原則啊！

2，儒家的理想是共產主義公有制

私有制是部落公有制解體後的文明生活的新模式，華夏一直沒有進入到這個模式，所以諸子百家對私有制都是一無所知。在復古意識支配下，道家主張回復到野鹿似的動物生存模式，儒家主張回到部落時代的部落公有制。《禮運》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3，華夏沒有個體私有產權

華人的身體是“父母之遺體也”，為父母所有，孔子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道成了明哲保身的藉口。於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傷害自己身體的活動、言行都納入禁止之列，計有“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禮記.曲禮上》），還特地說明，這並非怯懦，而是“懼辱親也”。這表明個人只是父母、主要是父親的私產，而沒有任何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哪吒“剔骨還肉”給父母，表明他身上的一切都屬於父母，說明中國人是父母的“債務奴隸”。債務奴隸必須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債權奴隸主！

公元前594年。古希臘的梭倫開始當執政官，他一上台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並保護個體的私有產權，雅典開始向文明的民主社會過渡，梭倫強調：一切損害私有財產的行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由此，開創了西方以法律保護私有制的傳統。

眾所周知，孔子的政治主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社會，當然反對私有產權。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家族財產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內則》更規定：“子為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假私，不敢私與”。宋代司馬光的《涑水家議》中說：“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者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家長對家族財產具有絕對的財產權，子女最多享有使用權，甚至對子孫擅自處分家財追究刑事責任。唐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藉者，徒三年”。子女分家單過，可以處徒刑。

4，不尊重私產的盜匪傳統源遠流長

幾千年來，華人一直未認識“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有的只是權力的蠻橫地剝奪私人財產。在權力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財產的地方，絕對不會有文明，而只會產生流氓惡棍、貪官污吏、太監妓女這樣一些殘暴無恥、醜惡骯髒的敗類。

財產權實質上就是生命權。一個窮人僅靠可憐的一點財產活命，如果還會被任意侵奪，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條。聖經對於掠奪或侵犯他人財產(尤其是窮人財產)的行為是加以譴責的。“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無論是宰了或是賣了，他必須賠償，以5牛還1牛，以4羊還1羊。……所偷之物，無論是牛、是驢，或是羊，如果發現在他手中仍然活着，他必須雙倍償還。如果有人在田間或葡萄園裡放牲畜吃草，任由牲畜到別人的田裡去吃草，就必須拿自己田間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園中最好的賠償。

然而，孔子對窮人的財產權卻漠然視之。儒家鼓吹“大河漲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忽視對個體利益和私有財產的保護。“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幾隻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絕境。可見，儒家是包庇罪惡、謊言欺騙、以弱勢者為犧牲的敗類。這種只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盜匪傳統一直流傳至今，被吳思之流津津樂道為“暴力元規則”、“搶劫有理”、“合法傷害權”、“血酬”。而吳思本人多次表示要搞儒家民主，說明他是儒粉，而且他還是一個徹底的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