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緊接着川習會後，媒體上出現了一系列討伐習左路線，呼籲中共拋棄馬列，走向獨立，民主，富強之路的文章，其中最矚目的是黨媒多維網發文《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應負責任》。萬維網也及時發表了右派的文章： 《寫給習近平的七個忠告》，和 《習近平的唯一出路是轉向民族主義》。 這些文章可以說是海內外的反習勢力，改革派一起發力，吹響了反習左的號角，要給習左勢力一個重重打擊，要給中國糾左。

其實，鄧的改革開放本質上就是這條拋棄馬列，走民主富強之路，只是江湖二人沒有膽魄和胸懷格局啟動政治改革，在意識形態上保守殘缺，在社會治理上採用腐敗治國，把鄧之路給走歪了，導致社會矛盾重重。習剛上台時本來被改革派寄予厚望對江湖糾偏，沒想到習不但重新高舉馬列，還要學毛的獨裁，要重回毛的社會主義老路。。。幸虧川普及時出手，用貿易戰來逼迫習繼續鄧之路。

現在中國正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川普能否使美國再次偉大事小，能否使中國重回鄧之路事大，而借用川普這個外力已經用到了極限，中國的事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這次海內外藉助貿易戰的關鍵節點齊聲討習，就是發內力，想內外合力來阻止習左的倒行逆施。

1.       細看多維網的討伐習的檄文（見附錄1），該文的主題思想就是：中國自十九大以來存在全面的向左轉， 並且要習為此負責，要習做檢討。在黨媒上對定於一尊的習總書記發出這樣的討伐，其背後的解讀可以很多，怎麼解讀都不過分。 萬維上轉載了一篇評論文章《中南海暗流變明波，大外宣要習檢討》 值得一讀。 有人說多維網是江曾權貴控制的，我看未必。 江曾正是中國形左實右的鼻祖，前面包裝薄熙來做代理人，後面包裝習近平做代理人，都是用左的意識形態開路，想用馬列的偉光正來掩蓋和保護其權貴的本質。 江曾要想換掉習很容易通過內部暗箱操作，根本不需要藉助媒體。 我看多維是黨內偏右一派控制的。 也許有人還不知道，中共黨內的權貴階層也是分左右兩派的。

2.       再看《寫給習近平的七個忠告》這篇文章，那七條明顯是改革派的主張。和左派高舉馬列毛來愚弄民眾不同的是，右派中堅定的改革派認為只有做到這七條才能保中共繼續執政，才能保權貴和既得利益階層的生存，他們深刻認識到馬列毛的東西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着不可調和的衝突，要想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來發展和賺錢，就必須徹底拋棄馬列毛，走鄧之路。 有人說鄧是堅持馬列的（指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典型的“一葉障目，不見太山”。鄧的貓論和“對姓社姓資不爭論”就已經把馬列放到一邊了，鄧的四個堅持就是用來忽悠黨內左派的。當時鄧要走的路在黨內沒有任何理論基礎，只能用四個堅持這塊布堵住左派的嘴，先把鄧之路走好，贏得了民心後再來回來改造左派。

3.       《習近平的唯一出路是轉向民族主義》一文的觀點也是要拋棄馬列，但鼓吹用民族主義占據意識形態，這作為一個短期的過渡也許是不得已的辦法。但中國被毛的文革洗禮後，盲目的民族主義很容易滋生義和團，紅衛兵和造反派，傳統民族主義未必能救中國。其實中國最急需的是一個長期穩定的，法制健全的公民社會，把中國社會的污垢和文化的劣根性都洗滌掉。劉曉波說中國還要被殖民三百年（見附錄2）是有點誇張激進，當然要是在中共反文明的極權統治下，五百年，一千年也不夠， 但如果引進普世價值，在完善的憲政，法治，民主的公民社會改造下（即劉的“被殖民”的本意），也許一百多年就可以了。我還是傾向於用普世價值來占領拋棄馬列後的意識形態。我覺得劉正是個反叛的激進民族主義者。

這三篇文章雖出自不同人之手，但目標都對準了習左，給人的感覺是權貴，右派，改革派，民族主義者站在一起，一致對習左開戰。 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的大勢所趨。

本博早就多次說過：習要領中國向左走必是死路一條！ 現在事實顯現了。

註：截至本文發表時， 多維網已發文《惡意曲解多維文章》來給自己做辯解和“消毒”，並自稱為習的諍友。 更弔詭的是多維網已經大幅修改了原文的文字和語調，把一個討伐檄文變成了建議規勸文，並改標題為《防止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強勢撥亂反正》。 不過本博早已複製了原文（見附錄1），讀者可以看原文並與之比較。

多維這樣做足見黨內的鬥爭和博弈， 也說明了權貴們表面上還是要維護習這個前台代理人。

附錄1：下面是多維網討習文章的原文轉載：

《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應付責任》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輿論場紛紛擾擾。先是幾位名不 見經傳的所謂經濟學家鼓譟“民營經濟退場論”，並很快演變成一場群情激昂的大討論；再是從重慶到福建再到浙江的高考“政審”風波，讓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地想 到了毛時代的“成分論”；還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在“楓橋經驗”發源地聯合召開紀念大會，直接將習近平與毛澤東並列於橫幅上——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 學習推廣“楓橋經驗”五十五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十五周年大會，批評者認定這是習近平的本意，他就是想成為另一個毛澤東。

這三個事件雖然彼此孤立發生，但放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氣候中，好像有着某種不可不察的共通性，一些想像力豐富的人，特別是對歷史較為敏感的，所有這些都是為 擔憂與警惕中國向左轉提供了證據。具體對習近平本人，擔憂和警惕的表達則更直接——習近平就是要成為毛澤東第二，就是要大權獨攬走回頭路。

事出有因

如果將很多人的這一判斷作為當前的階段性結果，那麼導向這一結果之“因”，則不單純是以上提到的三個事件，而是更長時間裡各種政策導向和廟堂之高所言所行 的總累加。

首先便是習近平“權力”的不斷加碼。這位強勢領導 人從十八大至今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擔任一切關鍵小組的組長，並成為定於“一尊”的核心。尤其是十九大時正式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簡稱習近平思想）並寫入黨章，2018年兩會又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之後官方又沒有很清晰說明背後的邏輯性和必要性，以至於更加夯實外界的判 斷，習近平就是要“黃袍加身”，就是要成為“終身主席”。而這一切，都讓人們自覺不自覺聯想到毛時代，以及“一句頂一萬句”口號之下的那一場場由權力過度 集中導致的浩劫與災難。

其次是“黨管一切”。從本來已經是既定事實的“黨媒姓黨”、“央視姓黨”到“軍隊姓黨”，再到被西方媒體帶着放大鏡看的黨組像紅旗一樣插遍國家機關、人民 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以及在華外企黨支部風波，一時間人心惶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黨政分開”，是鄧小平為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而做的 抉擇，現如今“黨管一切”取而代之。用王岐山的話說，“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從“黨政分開”到“黨 政分工”，按照很多人的線性邏輯，這不就是要重新回到毛時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老路上去嗎？

第三則是此起彼伏的個人崇拜風潮。這裡需要分三個層面進行說明。第一層普通民眾層面，不消說，對普羅大眾而言，崇拜領袖再正常不過，是基於對領袖作為的肯 定與讚賞，是樸素情感的表達，一些讓外界聽上去很肉麻的頌揚歌曲主要由此而來；第二層是學術研究機構，比如各大高校紛紛成立的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一方面 是講政治，另一方面也是跟風為之；第三層是官員層面，這個層面的個人崇拜危害最大，而且因為低級紅和高級黑參半，牽扯到切實的利益與官位，甚至有時候夾雜 一些政治鬥爭的小手段，所以更容易拔出蘿蔔帶出泥，引發外界聯想與想像。2016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的一出鬧劇——公開演唱文革中宣揚對毛澤東個 人崇拜的文革歌曲並同時演唱吹捧習近平的歌曲《不知該怎麼稱呼你》，就是典型的高級黑。而這三個層面經過一番相互作用和某種程度的“共振”，便營造出了一 幅“個人崇拜”圖景，人們的記憶很快被拉回到毛時代。

其四是意識形態“左”轉。十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在輿論層面有過兩次大膽嘗試，一是山東省濟南中院以微博直播的形式，實時播報了對於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的 審理，二是中共黨報官媒發起的“憲政大討論”，參與者之眾前所未有，最終成為一場牽扯左右各派，社會普通民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思想理論大碰撞和大辯論。可好 景不長，隨後不管是對於媒體還是高校，以及微信公眾號所代表的新媒體，都不同程度進入了被管控的“寒冬”。現如今，偏右媒體已經悉數“陣亡”倒掉，主流媒 體只剩下一片紅的正能量，高校課堂很多紅線不能碰，某些新媒體端口海量信息被屏蔽。這樣的“左”轉，因為牽扯範圍之廣，且具體而細微，所以成為很多人判斷 “中國全面左轉”的關鍵佐證。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習近平集權、“黨管一切”，以及“個人崇拜”風潮、意識形態“左”轉等被外界放大或因為各種因素跑偏導致的刻板印象作為前提，諸如 “民營經濟退場論”等不堪一擊的荒唐言論，才能在短時間內掀起一陣狂風巨浪。從這個層面來看，與其說是不入流的經濟學家很不負責任地挑動了公眾神經，毋寧 說是這顆定時炸彈早已埋下，只不過在“國進民退”的爭論中得以總爆發而已。

誰該負責

雖然有關“民營經濟退場論”的妖風，已經在習近平北上與南下以及座談會後得以一定程度的紓解，但是如何避免更多的“妖風”接踵而至，習近平作為這一即將滿 百年的大黨“核心”，必須進行自我檢討。

首先要檢討的，便是底氣不足的理論。雖然由習近平 起草的十八大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後來還加上了文化自信），但具體到理論層面，似乎遠不夠自信。就今次已經平 息下去的“民營經濟退場論”風波來說，尋根溯源，最核心的還是理論層面出了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中共至今沒有解決一個理論難題：共產黨究 竟要不要消滅私有制？ 如果說毛時代對於馬克思的中國化，局限於歷史和客觀原因還只是簡單的遵從，而鄧時代因應於中國的社會現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緊急糾偏，承認了私有制和 民營經濟的合理性，可仍然沒有從跳脫實踐升華到理論，那麼到了今天的習近平時代，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比毛鄧時代更為嚴峻，矛盾和問題也更為突出，如果習近平 真的足夠“理論自信”，就應該開誠布公地將《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的諸多前提和假設以及不適宜中國的地方講清楚，甚至應該說明，消滅私有制這個概 念對馬克思來說是哲學意義的，消滅資本主義並不等同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將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被取締，對這類問題做出回應必須是已經提出一年且寫入憲法的 “習近平思想”該有的底氣和底色，而不是任由各方勢力將這一思想的外延和內涵悉數掏空。

其次需要檢討的，是對於現階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未能重新定義，因而會出現各種不斷挑戰中共傳統理論的事件。中共十三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 即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它與資本主義、民營經濟或私有制有着什麼關係。

其實，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共的實踐中確實發生了各 種認識上的偏差，特別是在蘇聯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為了自己的革命和政治鬥爭需要，多次削足適履，將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的意思扭曲了，既發 生了抽象化、教條化的情況，更對歷史階段的定義錯誤認定。所以，除了要更好理解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更要掌握到今天的歷史發展階段是什麼性質的。只有 這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夠更好認識在此特定時期某些具體政策的解釋，才有機會讓政府的施政考慮被理解。

回顧毛鄧時代，一直面臨着解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命題。當時，中國尚且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屬於農業為主的社會形態，所以如何 徹底推倒三座大山、走出封建社會，成了首要任務。由於這種理論認識，對於走資派，在毛時代是不由分說必須要打倒的，這種政策是建基於對馬克思社會結構的矯 枉過正認識，讓人們錯誤以為只有貧窮才是社會主義，越貧窮，就越接近社會主義。 到了鄧時代，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農業經濟逐漸地向工業經濟轉變，鄧小平也用辯證法闡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並直言“貧窮不是社會主 義”、“社會主義首要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種說明並沒有真正讓社會認識到其理論原意，但由於政策很快就解放了生產力，社會財富急速上升，大家粗略接 受了這種說明的科學性。但其實在當時，城鄉依然處於二元對立中，不少人對於這個時期的社會形態依然存有困惑，卻願意對理論層面的討論稍作延後。然而，這種 延後並不會是永遠的，經濟和生活越好，大家就會停下腳步質疑這種政策的長期性，擔心中共一旦改變，將這種理論只是作為一時間的無奈之舉，甚至是引蛇出洞， 之後就會取消這種政策。

鑑於這樣的困惑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的動態變化，習近平需要通過對社會形態的重塑，來完成時代交予的任務：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更深刻說明，更 具說服力地將中國今天的社會形態解釋清楚。因為當下的中國，不僅毛鄧時代的二元對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們對於二次 分配的需求急劇膨脹，也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有着更緊迫的理論要求。此外，信息化時代帶來便捷資訊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識的崛 起，大家要知道目前的政策與社會形態是否會有足夠保證，而不是會因為政治而發生較大變化。這些新時代下的新情況新問題，是毛鄧不曾面對甚至不會料想到的， 卻成了習近平不得不面對的時代任務。

再者需要檢討的，是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為什麼十 八大至今輿論層面不斷湧現對於中國全面“左轉”的警惕？牆裡牆外為何都越來越篤定撕開習近平的面具出現的是毛澤東？甚至極端論者認定，習近平正在走着一條 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道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惹的禍，將責任隨意轉嫁給某個批評者或某些看不清的群體並不會解決問題，只有切實看清問題 的性質，勇敢面對，與大家展開一場辯論，這既是一場理論層面的鬥爭，更能夠讓一般民眾撥開雲霧。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姓資還是姓社，鄧小平當年以 88歲高齡南巡時說得很明白，“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至于姓資姓社，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這個爭論就是一切思想問題的中心，一直到八十年 代後期還爭論不休。鄧小平雖然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並直言“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並因此為中國爭取了接近四 十年的理論冷靜期，更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經濟成就。

然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沒有改變，中共更不會因為不爭論而將自己的統治地位做出任何妥協，過去四十年的經驗回答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更徹底否 定了以往那些似是而非、不倫不類的所謂社會主義政策和哲學解讀，更現實地回擊了社會主義就是要節衣縮食等荒誕理論。對一名歷史唯物主義者和熟悉辯證唯物主 義的共產黨人來說，經過歷史的實踐，什麼是姓社姓資的愚蠢命題實在應該棄之如敝屣，以私有制、國有企業或計劃經濟等教條僵化一知半解的論述來評價運動中的 歷史並對其冠以意識形態定義，只能是庸俗的理論家所為。左與右的分析框架早就應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不要將鄧小平當年不糾纏在口舌之爭的一句話視為世界 真的分為左與右。

對於習近平來說，在信息技術的倒逼下，其實早就無法做到“不爭論”，中國也已經不再是鄧時代一味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初級階段，所以面對一系列新情 況、新問題，尤其是意識形態層面的亂象與爭論，有必要很坦誠地說清楚，而不是一味地防與堵。習近平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時坦言，“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於一 尊、一成不變的套路。”所以中國究竟如何向前發展，如果人們得出結論的理據只是習近平今天說了“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抑或十八大上台後第一站選擇了 重走鄧小平的南巡路，那難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為不管是前者和後者，背後的辯證思考和符號意義絕非左轉或右轉這麼簡單可以一概而論。

最後需要檢討的，是帶有局限性和誤導意義的“定於 一尊”。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是在2018年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共中央是大腦和中樞，必須有“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雖然這只是現有民主集中 制的另類表達，但此概念提出後，很快被外界看作是習近平要搞獨裁，要搞“一言堂”，個人崇拜之風旋即颳起。

既然中共是“大腦”和“中樞”，那麼作為“定於一 尊”的中共的核心習近平，就必須走出廟堂，對於社會層面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立場鮮明的說明或鬥爭，就好像這一次反擊所謂“國進民退”的謬論，既不能簡 單假手與中宣部，更不能通過太抽象的行為或言論來完成。事實上，只有當習近平幾番講話還專門開了座談會之後，這股持續了很久有關“國進民退”的妖風才終於 平息，焦躁不安的一眾民營企業家才終於吃了一顆定心丸。吃一塹長一智，為了避免更多類似的妖風再颳起，混淆視聽，習近平有必要分階段地對社會普遍關注的理 論焦點，尤其是容易被曲解的一些政策進行宣講，表明中南海的立場和態度，真正地“定於一尊”。這樣的“確定性”，不僅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民眾的疑惑和焦 慮，也能避免因政策導向不清致使中共威信和對政權的信任度被損耗。此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六十項改革舉措，十九大對於中國階段性目標的表達，就是很正面的例 子。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習近平坐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位子上，往後看，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恥辱，往前看，那是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極大可能，即便目下所及，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之外中國也有着不可限量的機遇。可是對普羅大眾而言，有沒有切實的獲得感，是不是有足夠的自由和空 間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才是衡量美好生活的起點和根本，反覆強調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習近平，應該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焦慮，也必須深刻認識到由此而來的 後果，包括轉化為民怨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切實地進行檢討和反思。

挑戰依舊

在習近平十八大上台前，多維新聞就在《引領中國——習近平必須直面的十大挑戰》中，以諍友的姿態表達了對他的期望，分析了落在他肩上的歷史性重擔。放在六 年後的今天，這些挑戰依然沒有過時，這至少說明挑戰還沒有完全被克服，一些層面問題和矛盾的激化甚至新增了更多的挑戰。這不禁讓人猶疑：究竟是改革不徹 底、不到位，還是習近平自己也已經被這個制度束縛住了，甚至被壓得失了判斷？

恐怕沒有人懷疑，習近平有着足夠的政治抱負和魄 力，以及對中國更為長遠的思考，外界之於“習近平就是想當第二個毛澤東”的評價，某種程度上也間接印證了這一點。但必須承認的是，在重塑社會形態的過程 中，不可不體察瀰漫於社會上的民怨與情緒。正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只有掌握了細微之處才能成就大業，作為國家領導人，如何與人民建立互信，跟整個社會輿論 建立互信，只能通過解民之所憂的一件件小事積累。所以一些該立場鮮明講清楚的事情就應該乾脆利索地講出來，一些有理有據的作為就應該理直氣壯地落實，而不 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任由外界紛說，讓基層官員無法甩開膀子做事情，讓普羅大眾不斷“猜猜猜”，進一步加劇廟堂與江湖的對抗與撕裂，只會貽害更深。

回到開頭的話題，習近平真的想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嗎？就普羅大眾來說，可能既希望他成為毛澤東，但又懼怕他成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背後，不僅有帶領受 壓迫的中國人站起來，還有反右、文革等切實的災難。對習近平而言，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想成為任何人的“套娃”，而是想擺脫左右、超越左右，進而以非傳統思維 來重塑政黨模式和社會形態，這既是長遠計，更是他上任以來不斷努力的工作，而且確實獲得很好的成績。然而在眼下，面對被極左和極右勢力撕裂的中國，習近平 如果不深刻反思，擺脫中共體制內的組織約束，直面輿論層面的挑戰，用直白但極具自己特色的理論深刻回應各種議題，不斷磨損的不僅是對其本人的信任度、中共 的信任度，甚至是人民對政權的信用度。

附錄2：劉曉波著名言論：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全文）

　　作者按：自從劉曉波在本報亮相以來，我期待着和他見面。11月27日，他結束在挪威的講學，應夏威夷大學之邀，途經香港，逗留幾日，接受了解放月報的專訪，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訪問記錄。

　　今年6月，北師大舉行劉曉波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的答辯會，九位全國一流的教授專家一致同意授予劉曉波文學博士學位。但是，這篇訪問中的 劉曉波，沒有表示一點學者的拘謹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頑強地表現自己觀念的“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銳來自於世界觀的成熟，他的勇敢無畏 則顯示了和中國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溝，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灣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劉曉波為當代中國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論代表，他是當之無愧的。因此，這篇訪問記錄值得推廣給所有關注中國發展和青年一代狀況的人士一讀。

　　問：您在大陸被視為一匹“黑馬”，言論“偏激”，他們怎麼會放你出來的呢？

　　劉曉波：我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系裡批准，再由學校批，我只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掉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對教育制度的批判

　　問：你今年6月在北師大獲得博士學位，是否意味着一種官言承認？

　　劉曉波：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我只看具體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學位。我認為，不論在國內外，真正像樣的只是極少數，所 以我說大學畢業生有95%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97%。博士畢業生有98%、99%的廢物。不能用學位去評價一個人，同人接觸，我完全憑感覺決定喜惡、好 壞。

　　問：西方社會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學位往往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你看中國的學位制在國際上地位如何？

　　劉曉波：中國的學位，我不想多談，我想談談中國的教育制度，這個制度有一點是世界各國無法企及的，即它通過教育如何把人變成一個奴隸。

　　問：你是說過去還是現在？

　　劉曉波：過去現在都一樣。

　　問：一點變化都沒有嗎？

　　劉曉波：沒有。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經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在中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夾板”中長大的，就如圍住長的一棵樹，長出杈就砍掉。

　　問：你在文革時開始念書了吧？

　　劉曉波：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幹什麼便幹什麼。父母都去幹革命。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幹的事，去玩，去打仗，我過得很愉快。

　　問：你這次去北歐，是幹什麼？愉快嗎？

　　劉曉波：是奧斯陸大學一個基金會邀請的，他們有一筆研究中國的經費，準備請五個人：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北島，然後是陳凱歌、萬之、米丘。去講了五次課，留下一個講課提綱，3萬多字，主要講中國文學。

　　對西方漢學的批判

　　問：這三個月，你對北歐的中國研究有什麼印象？

　　劉曉波：我仍然說，他們的漢學家中98%是廢物，學素質極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們不是學者。我比 較喜歡的是如澳大利亞的李克曼，美國的費正清，他們真正是搞了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採取一種冷眼旁觀的超脫態度，但現在不少漢學家，如德國的、瑞典的、北 歐的，他們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國，中國的東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歡某個作家，研究他的東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奧斯陸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水平是誤人子 弟的，包括語言能力。我對他們說，你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如中國人研究越南文學、朝鮮文學的水平。那位邀請我去的漢學家說，我是第一個被他們邀請又對他 們不客氣的中國人。

　　問：除了文學問題外，你在國外還談政治社會問題嗎？

　　劉曉波：很少。我在國外很深的一點體會是，想做一個真實的人，上天給了你不同於別人的天賦，你能把它貫徹到底。這就是一個徹底的人。做這種人不 僅在中國，就是在西方一樣需要勇氣和智慧，人類的不少弱點是共同的，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他媽的沒法再“操蛋”(北方粗話)的地步。

　　問：你這次去夏威夷，準備講什麼？

　　劉曉波：不準備再講文學，想講講哲學，大約三個月，然後可能去美國加州。

　　問：你這樣雲遊四海，還打不打算回去？

　　劉曉波：我現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證我將來會有什麼變化。

　　問：有的中國作家說，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就很難作出成就來，你同意嗎？

　　劉曉波：他們是給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現，生活就在你腳下，每分鐘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對內心世界，能保持感覺，就能寫出東西，不論你生活在哪裡。

　　問：你自己會不會面臨抉擇呢？

　　劉曉波：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 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 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問：中國文學提出“走向世界”的口號，但我發現他們對外部世界又有某種程度的抗拒感(年輕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蘇聯和東歐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懼國外生活，而且寫出了好作品。

　　劉曉波：這種抗拒感來源於他們太軟弱，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他們虛構的前提，就像能不能獲諾貝爾獎的問題一樣，其前提是中國作家已達到獲諾貝爾獎的水平，為什麼獲不到？如果諾貝爾獎是世界一流水平，這前提就是虛構的。當然，諾貝爾獎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對電視片“河殤”的批判

　　問：最近我看了電視片“河殤”的腳本，金觀濤他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意念：透過所謂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中國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對此是否同意？

　　劉曉波：我認為東西方文明並示構成衝突和對抗，那也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中國文明就落伍了，並不存在與西方文明對抗的問題，需要的是從頭學起， 承認落伍和失敗，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只有強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兩個東西才會形成對抗，如西方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哲學，生命哲學與科學哲學等等。中國有 什麼東可以與西方文明對抗？這種對抗概念證明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虛榮心。

　　問：“河殤”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褒貶不一，你同“河殤”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聽聽你對它的評價。

　　劉曉波：“河殤”做到了中國人現在電視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儘管我覺得還遠遠不夠，放在中國而言，我肯定“河殤”，假如放在更高層次上看，這個片 子也有沒什麼東西。我特別不喜歡“河殤”的解說詞和它的語調，那是一種毛澤東式的語言，救世主式的語言。毛澤東這一點很厲害，他的語言影響了當代中國所有 的理論和小說。

　　問：很多人推崇“河殤”在文化層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對傳統文化也很批判，為什麼又對它很有保留？

　　劉曉波：“河殤”在解說詞和畫畫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它提出中國的西化，可今後中國要中化世界。中國 人的觀念是：西方強大時，中國人當奴隸，中國強大時，它要西方人當奴隸。這是“河殤”中潛在的意識，如洋務派所說：“師夷之長以制夷”，為什麼一定要制別 人？中國罵別人帝國主義，其實自己最帝國主義。中國人在物質上可以承認自己落後，機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認落後，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 溟、李澤厚、林語堂這些學者都持這種論調，李澤厚就要求以東方天人合一補充西方的天人對立，以東方的群體性、人際關係補充西方人的空虛感……但這兩種東西 是根本不能互補的！是決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不能調和的。

　　對中國人格的批判

　　問：你說“河殤”後面的虛榮心，我也有同感……

　　劉曉波：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 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99%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 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問：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殤”實際上把中國近幾百年積弱落後解釋成一種歷史的誤會，似乎中國本應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應該落後，你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

　　劉曉波：我不相信古書上記載的知識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韓愈是一個很正統的衛道士，一個大儒，但此人生活無所不好，財、權、色俱全。中國知識分 子的雙重性很強，學術也具有功利價值，成了學者之後，能得到許多實際的功利，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立足社會有兩條路一是入世當官，成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得 到實際利益；一是先成名後得利，諸葛亮三顧茅廬留美名，就很會同統治者玩遊戲，隱是為了顯，退是為了進，出世是為了入世。

　　問：“河殤”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提出了一種解釋，也就是現在很時髦的金觀濤理論：超穩定結構，另外，也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

　　劉曉波：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 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 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 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問：你常提到“人格”，你認為中國人在人格、人性素質方面，甚至在人種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麼差異？

　　劉曉波：我只能說一點，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 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 邏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

　　問：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制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天空幾十萬年前的歷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對孔孟之道的批判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 說，孔子什麼都不是，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 面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 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 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麼都沒有！這 是東方人的醜惡，東方人面臨着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 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只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 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 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 特色”。

　　問：據了解，大陸思想界對你閣下的這些高見，頗有一些如“走極端”、“絕對化”的批評，你有何辯解？是否有意賦予它的特殊意義？

　　劉曉波：不是，我的聲音只屬於我自己，那只是中國的一種聲音，別人搞條理很清晰、論證很嚴密的學問，我不反對，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無以名之， 但並不妨礙我欣賞西方的科學哲學。它嚴密的論證環環相扣，但我不會那樣寫，我的極端應有存在的理由，我並不要求別人和我一樣。我不喜歡錢鍾書那樣寫一條後 引好幾十條考證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絕，我承認他的價值，雖然我可能認為他很荒謬。

　　問：你的思路和表達方式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是怎樣形成的？通過思辯、經驗還是人生的獨特背景？

　　劉曉波：我向來不喜談“我的治學之道”，沒什麼道，只不過我與別人不同，其他沒什麼好談的。有的人動輒談成材之路……他媽的，你有什麼資格給青 年人做楷模，當青年導師！我很欣賞無法之法，每個人只有自己的方法，無統一的方法，做學問做人皆如此。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墳墓，不要走別人的 路。

　　對四大思想領袖的批判

　　問：請你介紹一下，海外所說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是中國四大思想領袖，符不符合實際？

　　劉曉波：某種情況下是符合的。不過，方勵之要除外，只有李澤厚、劉賓雁、金觀濤，他們和青年的關係是伯樂和千里馬。他們的“伯樂欲”特別強，他 們要不斷發現人，給青年人寫作，而年輕知識分子又要依靠大樹來生活，進入名人圈子。中國不是千里馬多，而是伯樂多，故爾千里馬多。中國名人征服人的辦法不 是打不是罵，是撫摸你、關懷你，用類似女性般的溫柔去同化你。

　　問：他們四大領袖的思想在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劉曉波：非常大。金觀濤、李澤厚很有市場，尤其在大學生中，青年導師嘛。我演講時，別人請教，我就說不向任何人教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演講， 一是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小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着開放到一定的廣度。(眾笑)我太清楚 了！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160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媽的，你劉曉波出名、演講，有什麼用， 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問：四大思想領袖對青年的引導，你認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無負面的成分？

　　劉曉波：我先要排除方勵之，我認為他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問：為什麼？)他有什麼資格!!(問：他事實上已經是導師！) 這叫做中國人製造偶像的先天遺傳，有些人不願當偶像，是別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個為掌聲而跑的運動員。方勵之人過的最大的關，不是和當權者的關係，而是 和崇拜者之間的關係，是面對鮮花和掌聲應該怎麼辦？我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面的。

　　問：這樣說來，中國思想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是一片空白了？

　　劉曉波：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麼也沒有接受，什麼都玩了，什麼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只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

　　問：你可否說一點你對李澤厚的“挑戰”？

　　劉曉波：李澤厚與劉再復有一個對話，談對青年人的態度，說他們過去“整體地支持青年人”。過去我說過再不同庸才作戰了，現在我要和庸才作戰(我 承認我也是庸才)。我和他們論戰時是指着鼻子罵的，但他們明明罵的是我，卻不指出來，說現在年輕人分化了，對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們的心態是：當你承認 他是伯樂時，他就整體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時，他就不支持你。劉再復在文章最後說：“青年人，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他媽的，你那個愛值幾個 錢？誰要你的愛！你高高在上，賜給我一個愛，誰稀罕你！你的自我評價太不準確了！他以為愛一個人，別人要感激他，跪下叩頭——沒那碼事！他們三位青年導師 (不算方勵之)的態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判

　　問：你86年發表了關於文學危機的驚人之論後，現在你看中國文學有了多少變化？

　　劉曉波：對大陸文學我想說的只是：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我較喜歡的作家是殘雪，他有遠到世界水平的潛力，他的感覺很奇特， 那種陰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覺，他的“蒼孝的浮雲”我很喜歡。我早就想寫關於他的評論，遲遲未動筆，是想看看他還能不能寫出好東西來。我評價一個作品 有兩個參照系，一是國內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國內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比。

　　問：中國作家的創作向西方借鑑的情況令人滿意嗎？

　　劉曉波：西方文學影響該喚起中國作家內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魯迅受到很多外國影響，但他的“阿Q正傳”絕對是中國式的，現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 境和結構，比如高行健的“車站”把“等待戈多”的結構全部照搬過來，竟被認為是“創新”，這種庸俗是高級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尋根文學也抄“百年孤 寂”的神神怪怪，陳凱歌他們也有這種情形。

　　問：你自己的文章與理論呢？

　　劉曉波：我承認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認要切切實實的學習，因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長起來的。我要感謝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書只 有馬克思選集，馬克思給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走向世界”的惟一橋梁。我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來。馬克思前期的作品 不錯。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問：馬克思主義近幾年受到了衝擊，它是否在中國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價值？

　　劉曉波：馬克思給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的歷史主義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則是胡說八道，如他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分析：剝削 者與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就太簡單，沒有看到各階層互相制約的關係。嚴格地說，階級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兩分法只適用於專制社會。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只不過是西方傳統的一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聖經中的天堂。到摩爾的烏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陽城，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想 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想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什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着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麼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