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亦農：政治改革勢在必行的論點

近前在網上流傳了一首題為《寫給小崔》的現代體詩，因對象是崔永元、作者又傳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所以還是認真地看了，情況也是才看到一半眼裡就已充滿了淚水。讀書人懦弱的另一面卻是不怕死，而關鍵時捨身成仁也恰是構成歷史的主要內容。例如屈原就是這方面比較早的典型，而曾國藩能戰勝太平天國很大程度就是依賴了當時的大批文化人。莫言的文學思想及寫作功底早被諾獎所證明，但至今沒拿出時間拜讀他的《紅高粱》，故對其認識很難說直接，相反比照其他諾獎作品無不在形成輿論之後才被提名，所以至今都疑惑評委的決定過程是否都很慎重。不過讀過這首詩後的感覺大不一樣了，知識分子的承擔精神遠超諾獎也是內心裡的第一個反應。心潮應該說是在讀到“不要以為殺了報曉的雄雞天下就永遠漆黑”時決堤的，而當“頂住、小崔”“全國百姓為你擂鼓助威”“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黃泉路上有我來陪”映入眼帘時，感受則非用伏案大慟不能比喻。
此詩想必是作者在義憤填膺的心境下一氣呵成的，擲地有聲的字裡行間無不深接地氣。“即使倒了你仍是一座豐碑，即使掛了你依然全國最美”“破爛戲子一大堆，不如一個小崔。你用一介書生瘦弱的脊背硬生生扛起共和國道德保護區內最後的一片青山綠水。”“國有難時想岳飛，打鬼還需鍾馗”；“戲子當道英雄落淚，如果八國聯軍再次把圓明園燒毀，如果東瀛惡鬼再一次侵占東北，泱泱大國抵禦外辱難道全靠戲子劈腿！”“不要指望那些滅絕天良的人為你說一句公道話，摟夠了他們也該走了，狗卵子上席哪有一塊好砸碎！王八永遠是烏龜。”“抬棺上陣背水一戰欲飲琵琶馬上催，無怨無悔，百折不回。這是一場正義與權勢的對決，別看你真理在手，可能你輸的比誰都慘，然而天道有常法網恢恢…”。詩是以崔先生對決演藝界的亂象為展開的，但擊中的卻是已經發生嚴重傾斜的社會。
然而蹊蹺的是莫首先言站出來闢謠了，隨着網上的不斷更名梁宏達也公開撇清了詩與自己的關係。拒絕不屬於自己的榮譽值得稱道，遺憾的是這兩個文人均沒對該詩表明態度。筆者接下來在打給一位時評編輯的電話里似乎得到了答案，情況是對方對詩也表示讚許，但卻拒絕在他的雜誌上作公開評論，而理由也透明到崔永元遠比他更有社會根基，但早前就恐嚇崔“黑道白道都不是對手”的恰是有軍方背景的影業巨頭「華誼兄弟」。顯見演藝界和黑道在他眼裡沒什麼兩樣，甚至前者往往比後者還黑。其堅持認為黑道僅為錢的目的反倒單純一些，雖然平時也衣冠楚楚，但把周永康家族為四川黑老大劉漢擺平事端故將袁寶璟兄弟三人統統送上斷頭台一事除外，黑道一般很難涉足到權力，但演藝界中的人不僅和高官多有交往，也因在群眾中有大量粉絲存在所以更值得警惕。
這種講法當然不是第一次聽說，例如有記者因採訪被毆，抨擊對方就是黑社會的同時對象所指就是那個說相聲的郭德剛。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負成果，雖然歷史紀錄演藝界和黑道一般都有交往，以致像馬連良那樣的大腕也要趕在杜月笙過生日時專門跑到上海獻藝，但這種風氣隨着新中國的成立便與黑道一起在大陸絕跡了。說改革令其死灰復燃沒錯，但過程遠非一蹴而就，最有可比性的就是比范冰冰出道更早的劉曉慶就因逃稅蹲過監獄。不過演藝界和黑道的關連始終沒有超出推論的範圍，因為黑道也需要保護傘，而捷徑自然是攀上和貪官的關係。在這方麵湯燦最典型，而按坊間的講法哪怕很有名的女優到大連或重慶一般都要拜薄熙來或文強的碼頭。范案可以說沒有崔永元這樣的文化名人站出來揭發想必會一直被掩蓋，而事發之後卻仍受到稅務部門的袒護，則可從精神、文化、價值、道德、乃至政治和法律均已變得模糊起來的大背景找到答案。直白一點講深受趙家寵愛的李師師都不敢自稱豪門，故可想見除無知外如果沒有利益集團作支撐，即便坐擁百億但僅憑一個戲子也絕難有這麼大的口氣。
具體到范案得以成形且數額如此巨大，把稅務部門的責任僅歸結不作為顯然難以服眾，而從法的屬地以及屬人原則並存着眼，范和她名下的公司在接受督察方面至少要面對北京和江蘇兩地的稅務部門。從這一層面看范案是在行賄的情況下才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極大，然而案發後卻只看到稅務部門在經手，自始至終全無警方或檢查機關出面。最讓人感覺社會良知受到公權力蔑視的該是范氏涉案多年，故而犯罪意識明確理應是一個慣犯，但稅務部門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盜用初犯概念為其開責。依法治國曾是習近平同志努力實現中國夢的一個關鍵環節，但在厲行方面卻不難看出這恰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面向未來最難面對的一道門坎。其實這正是我國的政治版圖的基本實際，理論上是人民大眾和權勢階級對決，但現實裡面中央位居其中卻最為尷尬，雖然在反腐方面也在積極作為。
近前有人撰文提出改革發展到現在應該收手，主張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路線上去。因為沒有看到原文，所以無法對其論點做出評估，只是從范案揭示出的情況來看，如果改革開放的結果只是通過政策傾斜創造出一個權勢階級，即便走回頭路也不能說是錯誤。無可否認改革是中央的一項強國的戰略，但關鍵是從未很系統地向社會展示藍圖，至今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考量卻是兌現了，但對多數人而言四十年過去了但對改革的認識上卻始終沒離開摸着石頭過河老路。毛活着的時候是以強調階級鬥爭對全國實行領導的，追求的目標也很烏托邦，但囿於當年人的開化程度和信息的極不發達還是能夠把多數人凝聚在一起，而亮點也體現在其所堅持的按勞取酬原則毫無例外地涵蓋到各個階級。“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歷代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民意根基，與時俱進可有多種解釋，但范冰冰現象衝擊的無疑是政治正確，故此可否說群眾對國家前景的期待首先是社會公正，過程中並不介意政治復辟或歷史倒退呢？
二
這樣強調不代表本文更傾向毛的治世路線，相反在筆者看來構成當下亟待改變、乃至可上升到政治層面加以審視的諸多狀況恰是來自毛時代的東西。最簡單一點就如高官退下來仍享受的待遇就是毛治下的一項幹部政策，而令社會分層化且至今無法癒合的也是他親手拉開的城鄉差距。對於前者，輿論自然接受打天下的老一代，而設計之初想必不會包括平步青雲的後來者，因為毛不可能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理退後也只是一介平民，而民主國家更不可能向卸任官僚輸送利益。至於後者顯然與毛致力於消滅三大差別的努力矛盾，事實是薄熙來早前談及仕途時就對其老爹的存在表示了認可，但毛在世的時候這位前副總理的兒子卻只是個普通工人，這很像康帕內拉筆下的『太陽城』，意義就在於斬斷裙帶，即便市長的兒子也可以僅是一名車夫。毛遠新和林立果不受公平戒律制約是事實，但情況有點像老一代領導人當中唯有毛可招藝人到住所獻技那樣，像劉少奇、周恩來、和朱老總那樣的高層都不敢造次，所證明的也是舉國上下在當時都嚴格恪守平等。
范冰冰現象在毛時代絕難想象，但按今天國內階級對立的程度來看即使沒有稅務問題發生，范同樣會成為引發民怨的起爆點。就如其促使未成年的子弟提早出鏡以謀求利益最大化那樣，雖不違法但足以挑戰輿論，而理由也是她已經斂了幾十輩子都花不完的錢卻仍執意牟利。這即是違反善良人性，而還原到家庭生活，情況就如人們都希望子弟有更好的將來那樣一般都會把前提規定為讀書，家境不支故允許孩子打工是個例外，但這與范全不沾邊，而從維護社會公正和安定出發，不僅資產要受到限制、貪婪也不能遠無止境。僅以封建地主劉文彩尚能出資建校惠澤家鄉為比照，范所代表的新權勢階級兼帶的則是鮮明的反人性的特點；眼下范卻是用花錢消災的方式從容轉身了，但刺激的也是人們對文革提早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抱憾。文革之過曾被中央歸因為毛對形勢和國情的誤判，但未曾涉及共和國才成立十幾年，群眾何以對黨的各級領導有不惜置於死地的仇恨？問題是文革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但着眼到當下的社會矛盾，誰能否認不比文革前更嚴重、更在無時不刻地激怒着民怨！
問題成因於建國後接連展開的鬥爭文化，遂至文革登峰造極，因有政治正確作包裝所以和犯罪還有距離。改革給淤積在意識中的負因子提供了爆發空間，發展迅速，且最初含帶的也是造反豪氣。筆者最初的體驗可追溯到文革後的第一個寒假，回京後剛登上公交車就聽到售票員宣布大家不用買票了，而理由也是那天剛好過年。對方和筆者年齡相仿，那股敢作主的勁頭不值得恭維但也不讓人討厭，關鍵在於汽車公司不是他家的，且車長也不是他而是那個司機。日本留後學遂在海外版上看到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女孩為討男友歡心竟在兩年內盜用了十數萬公款的消息，當時就覺得前後這兩件事十分相似，如受制於文革薰陶都十分膽大、而利用的也是工作條件，只是心向已開始從無政府主義向私利型轉換。至於政府作為，曾啟動的下崗風潮也許沒錯，但人浮於事未改、國企的近親繁殖已成特色；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更形同濟富殺貧，情況就如筆者一位在針織廠任副職的友人借改革把工廠劃到她和正職名下那樣，與當年買段回家的工人相比早已是一個富婆。利用公權力斂財最直接的例子是筆者原單位的辦公室主任，其人談不上什麼姿色，但因把一把玩得很轉所以在機關內部確有這老闆娘一樣的權力。她最先因經濟問題被押、之後又因證據不足被釋放，但等到再公開露面卻已是上海負責工程分配主管的身份。其念及對職工的情分確實沒少批出大型訂單給原單位，但另一方面及至2000年底其個人經營的公司也為她營收了不下數億人民幣。
這是對文革接續改革對社會產生影響的大致脈絡描繪，包括了違規、犯罪、靠政策發家或走法律邊沿致富的大致行徑，但真正玩得風生水起的還是那些背依了公權力的少數人，與之對照的該是廣大中低端人口為求生存不得不降格為替人做嫁衣的一群。黨內改革先賢胡耀邦曾針砭受壓迫者是奴隸、甘受者則是無恥，但根據筆者參加的相關調查卻證明這種情況已經改變，同時是人們抵禦犯罪意識的下降，據此直接作用到社會的雖然只是既無職務之便也沒受到政策光顧群體中的少數人。在這方面給筆者震動較大的是一位在“六・四”時期入獄的友人，其在服完十五年刑期後按照廣告曾應聘過一家公司的司機，但預付了3000元報名費後卻再無任何音訊，在前往查詢的時候遭到的是坦承本身就是騙子公司的打手們的圍毆，直到他拿出釋放證明書後對方才退回了款項的一半。事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展開的，而地點也發生在北京，顯然據此強調有關方面不作為已經不夠，而比保護傘更可怕的該是在光怪陸離的大環境下連執法者也產生的惰性。專向窮人下手，即令這些歹徒人性還未完全泯滅仍不值得同情，但理論上他們與范氏卻同處於一個社會形態鏈的末端上，區別僅在於范是暴發戶而歹徒身上卻有着下崗工人的影子。
同樣可怕的是文革後遺症影響到的人和人、或和社會的關係，前幾年河南林縣和北京大興都有搶過人家嬰兒舉起就摔的事情即是如此，因跌破人性底線並且到底十分罕見故可看作個案，但因肇事者同時包括了警察和市井之徒，所以作案者的狂妄和浮躁都難以撇清和社會風氣的關係。近前又有悍婦和司機發生廝扯致使一車十餘人墜江喪命的事件發生，特點是不屑調和或互作讓步，但從個人至上極度膨脹一點來看前後兩種類型的案子作凸顯出的又都是被文革扭曲了的社會共通性格。想必如悍婦在世也難逃林縣摔嬰警察遭至的暴打，但在解釋上卻不像摔嬰那樣在性起之處就足可預見後果，然而這在本文看來恰是最恐怖的，亦即從人的理性程度和心理素質加以引申，具體到最普通的人間互動呈爆發形態的社會存在，後者發生的頻率遠比前者更廣泛。這是建國後文化轉型繼而經歷文革和改革雙重洗鍊的結果，形態是社會性的，但形成的動因和背景卻因應於政治，想不再這樣繼續下去惟有立足政治改革。
三
有消息說在紅二代中不大顯露山水的彭真後人也私下表態不能讓文革再次發生，這或有感國內高居不下的貧富差距、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假藥泛濫和普通群眾看病的高成本、以及毒食品及地溝油、或被激素或膨大劑催生的農林牧副漁產品泛濫、以及自然環境全方位污染、和涉足公共領域主要靠關係的風氣盛行等，故覺得當年促使毛髮動文革的疑慮已經成為現實。文革是以失敗告終的，故而群眾也只是被利用的一群，問題是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倒轉，一旦有狀況出現估計無需動員也會有人站出來自願充當造反的主力。無疑在這種社會生態下最尷尬的還是政府，他們明知社會疾苛尾大不掉，但為了穩定自然首先要顧及到國內秩序，儘管由社會折射出的生態特點也是能興風的興風、能喚雨的喚雨，途徑五花八門，特點是不受公德制約而目標也無不焦點到利益。
在這方面可作舉證的例子就發生在前述那位時評編輯的兒子身上，起因是這位公子在報考公務員時和同為考生的一個女孩爆發了戀情，結果靠着雙方老子的關係雖都榜上有名，但那兒子卻從女友那裡染上了性病。引起本文重視的是在治療過程中負責注射的護士提出可把費用作為佣金支付給她個人，而患者的好處則是可把花銷降至一半。這種斂財的做法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只是究其原委情況卻可解釋為患者送紅包都清一色給了醫生，為彌補側損失護士階層只能獨辟新徑。這是國家整體沉淪的民間表現，因為那是一所國立醫院，現象上被坑的似乎只是政府，但狀況就和演藝界斂財令國家受損但實際上卻是全民買單一樣：演員的高片酬來自電視台的那部分都是理應上繳國庫的廣告收入。對電視台而言自然是高回扣在起作用，被利用且被蒙在鼓裡的則是那些在電視機前對釋放庸俗的趙本山津津樂道的大眾。這種責任所以要歸罪給國家，該是可被地方或部門變通的國策國略大都是政策而不是法律。
中央不斷加大反腐力度是事實，但情況卻是即便有愚公移山的韌性，但理論上泰山可越挖越少，而腐敗卻可漫延再生，而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場革命相比，立足於政治改革的利點就是可保證國家安定。這與意識形態並無關連，儘管把改革鎖定在放寬人民參政方面共產黨會很敏感，但基於機能主義觀點的制御與平衡公式足可令社會渾噩變清。其實讓群眾成為國家主人也是毛的政治理想，這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闡述得很詳細，其在強調國民黨內有一個反人民集團的同時，所憧憬的國家建設里不但許諾人民享有民主而且還包括了自由權利。這在政治理論上是極其重要的，亦即沒有自由的民主更容易淪為暴政，法國大革命就是如此，而據此形成的也是近代保守主義。毛對民主和自由的承諾在一定程度上等同用國民黨的士兵打敗了國民黨，而蔣介石與其說敗給了毛澤東不如說敗給了時代、敗給了國民黨軍隊中同樣也期待得到土地的下層階級。在取得政權歷經七十年的今天，官方仍習慣代表群眾理政和思考而不情願把權力還給群眾，不僅堪稱是曠世之謎也與眼下社會公正的缺失脫不掉干係。
其實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念仍可繼續受到質疑，但西方政府或政治家受人民委託而管理國家的模式對我們則不能說不具參考意義。其實國內改革首先着眼到的就是黨政分家，故而政治改革本不該是絕難觸碰的課題。具體講黨的存在和該以怎樣一種方式對國家實行領導雖然被關注了四十年，但鑑於黨文化的根深蒂固卻至今無望推行下去，情況就如薄熙來案發生之前，全國都知道重慶的薄書記但幾乎沒人知道黃奇帆是誰。通俗一點講兩套班子的存在最直觀的欠漏就是低效率和又多出的一份財政開支，但聯繫到黨如何發揮先鋒作用和戰鬥力，最科學的辦法就是黨組織不再參加政府運作而是重新回到人民中去。這並非戲言，而是惟有這樣才有利黨和廣大群眾息息相通，從共產黨的宗旨出發更益於帶領群眾通過對政府的監督、敦促、乃至依合法程序更迭政府官員等途徑達成黨對全國實行領導的目的。基於本文的認識，政治改革的範圍同樣還要包括『兩會』並從人員構成入手，如從下一級兩會產生上級機構的間接選舉模式不變，那麼最初級選舉則要允許競爭的自由。目的是把有志於公共事業的人才網羅進來，廢除已經過時且不能體現治國理念和機能的代表制度，進而實現政治家治國的目的。
現實是人們對於黨政分家大致已經麻木，相比之下不滿聲音較大的反倒指向的是人大和政協。這源於改革後的兩會越來越像富人俱樂部，鑑於他們更有能力把子女送到發達國家留學，故又被海外學者戲稱為家長會、乃至外籍人士的家長會，反襯出的關鍵則也是這樣的人群構成根本不可能代表基本群眾的利益。其實自毛時代起歷屆中央也沒把兩會真當回事，就如其在構成上不僅包括了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的首腦，而且有的官員既是人大委員同時又是政協代表，社會表彰的意味濃重，但理論上卻很反動，而道理也在於這不僅反人民的特點極強，議政或對行政機構監督問責的功效也趨近於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人大，其立法機能在現象上似乎得到了重視，但從三千名超常識的龐大構造、一年一度僅為幾天的會期、代表們的專業素質來看卻完全不具備這樣的機制。
國內立法主要出自各相關部委的提案。確實、這一因應了時代發展卻被形骸化的行政立法方式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有存在，但區別是人家從提案到形成法律於過程中要經受議會政治的嚴格過濾。我國的立法權主要掌握在政治局常委手裡，起機能作用的大多是分管各部委的副總理，而最大的審議場合不會超過政治局。這是典型的寡頭政治，欠點也體現為無法把十四億神州的大事處理得很具體，如本文最先引用的那首詩所以發出怒吼就源於這裡。不受監督的官員本不值得信賴，近年屢有高官落馬亦可證實這是一條鐵律；官員落馬是被查的結果，與監督不是一回事，雖然這反映出中央對腐敗的零容忍，但聯繫范冰冰一案的處置則很難把這看作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據。以國家前途和人民福祉計，實現人民參政既然是窮人類政治智慧最直接有效的治國途徑，既然如此共產黨理應沒有道理拒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