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念模糊

概念（Concept）是思維的基本單位，而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時，首先要明確概念。如果對於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那麼後面的問題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

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

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

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厘米長的馬。

第三個人說，哪裡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厘米長的馬！

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

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

正是因為他們對“馬”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時，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生這種差別，因為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國際超模呂燕的相貌，東西方看法截然不同

經濟學家陳志武在《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為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

什麼叫“應該”？什麼叫“更多”？什麼叫“管理人才”？怎麼樣算“培養”？

每一項都是模糊的，雙方都難以執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這種情況，便是思維能力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的法治思維，概念模糊。

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

2、 不懂集合概念

中國人的集體觀念比較強，這就產生一個普遍現象：對於中國人來說，往往是批評個人就等於批評集體；批判集體就等於批評集體裡的每一個人。

這就是 “集合概念” 錯誤。實際上，說某個群體具有一個特點的時候，不代表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具有這個特點。

比如，我們說南方人善於做生意，這裡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個南方人都善於做生意；再比如，我在這裡談到的“中國人缺乏思辨力” ，這裡的“中國人”是集合概念，並不說明每個中國人都是如此。

黎鳴先生寫過《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國人很不滿，說按照黎鳴的觀點，黎鳴也很愚蠢，因為他也是中國人。這種結論，反映的也是此類邏輯謬誤。

3、類比推理，生拉硬扯

我們常說的一些諺語，比如“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都是用的類比推理，這些話真的很有道理嗎？

值得中國人注意的是，中國人在生活中使用類比時，經常會忘記了類比推理的或然性，經常把類比的結論當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亂比一氣。

比如談到取消戶口管制、自由遷徙問題，有人就說，那全世界為什麼不能自由遷徙？美國應該打開國門，讓外國人自由遷入。這種說法混淆了國際關係與國內關係的不同。

再比如，對於移民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中國人，或者經常批評中國現狀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諺語來教育他們要愛國：“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

 但這種思維是有問題的，這個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孩子和狗是兩回事情，國民和狗之間的差別則更大。狗不嫌家貧和母子關係、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沒有什麼可比性，硬把他們歸在一類，其實是生拉硬扯。

再者，丑和貧都是沒有道德內涵的詞語，如果是一個虐待兒童的惡母呢，還能要求孩子愛她嗎？如果養狗的是一個殘忍無情的屠夫呢，狗難道不能嫌嗎？

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流傳久遠的成語、諺語都是用類比的方式。如“無風不起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等，這些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是不能把它們當成真理的。

無風也會起浪，印度洋海嘯的浪大吧，不是風引起的；蒼蠅也會叮無縫的蛋，只需給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許多人正是通過造謠生事來詆毀別人的。

過多地使用類比，說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維能力較差，不善於通過概念、判斷、推理等形式進行論證，不用類比，他們便不知道如何去說明一個道理。

4、非黑即白，二元思維

郎咸平在某大學演講中說，我們的企業不要追求做大做強。

大學的高材生就問他：“難道要做小做弱嗎？”

這是推論錯誤，不要追求做大做強並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好壞人思維、非黑即白思維。

這種思維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兩面或兩端，忽視了其他方面或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情況，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間情況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維是中國人常見的思維，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小孩就會的好壞人思維，很多中國人上了這麼多年的學，思維還處在小學生水平。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比較明顯，很多中國人把歷史人物分成明顯的好與壞兩類，將好的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沒有缺點的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一無是處。

 爭議很大的唐太宗

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對待現代人同樣如此，中國人很容易將某一地區、某一階層或是某一職業的人妖魔化。

在二元思維下，政治思想界的左與右，也往往走向極端，我們的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教訓。

5、亂立靶子，錯誤推理

我們在與人的討論中有時會發現這種現象：你說的話明明不是這個意思，但某人卻認為你就是這個意思，然後他根據這個錯誤的理解對你進行批駁。。

對於這種行為，有人給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樹立了一個靶子，卻說是別人的靶子，然後對着這個靶子進行猛烈的攻擊。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多次談到同性戀的問題，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有個人在網上發評論說：“我是個醫學院的教授，我認為，同性戀不宜提倡。”

這裡面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因為李銀河從來沒有說過要提倡同性戀，只是說政府和公眾要正視，而不要裝作看不見而已。

這位教授的邏輯是：你替同性戀說話，你就是提倡同性戀。他所反駁的觀點根本不是李銀河的觀點，這不是亂放炮嘛！並且，此人還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確，顯示了其無知與自大，格調更低一等。這種思維的錯誤就在於從別人的論述中推不出反駁者所理解的觀點。

二、邏輯是什麼？BBC 的紀錄片《邏輯的樂趣》（The Joy of Logic）用生活中的例子，把邏輯的概念帶到了我們的面前。這部紀錄片沒有用枯燥的術語去講解，相反，它講了一個故事...

三個邏輯學家走進一個酒館，侍者問：

第一個邏輯學家一臉懵，咕噥到：“我不知道。”

第二個邏輯學家也說：“我不知道。”

第三個邏輯學家卻笑着回答：“我們三個人都要喝酒。”

為什麼第三個人會做出這樣的回答？

侍者是問 “你們仨都需要啤酒嗎（Would all three of you like a beer）？”，關鍵詞在於 all three（三個人都）。

若是第一個和第二個人不想喝酒，輪到他的時候，只需要說 “我不想喝酒” 就可以了。然而，前兩個人都沒有給出否定性的回答，只回答了“我不知道（I don't know）”。

這就意味着前面兩個人都想喝酒，在依次回答侍者問題時，被問到的他們不知道後面的人是否想喝。於是，他們只能回答 “我不知道” 。

而這個回答有兩層寓意：

1、輪到我了，我想喝酒，所以我不能說 “我不想喝”；

2、我不知道後面的人是否想喝酒，所以我不能說“我們仨都想喝”；

輪到第三個人的時候，他明白了前面兩人的意思，而他也正好想要喝酒，便做出了肯定的回覆。就這樣，紀錄片告訴給了我們邏輯的概念——

邏輯不是知識，邏輯不生產知識，它所做的事提供我們一套嚴謹的規則，用來組織和運用知識。

 紀錄片將深奧的概念融進了生動的故事中，這樣的講解易於孩子理解，也能夠讓小朋友迅速破冰，喜歡上這門新的知識。

三、這個紀錄片雖然是給孩子看的，但其對邏輯學的討論並沒有浮於表面。相反，它對這門學科的討論十分深入：三段論、布爾運算、悖論、不確定性、不完全性……這些至為重要的邏輯概念，在短短的紀錄片中都得到了講解。

為了講解現代計算機科學的核心概念 “布爾運算”，主持人 Dave Cliff教授讓孩子們集體“變成一台計算機”：

並完成了 3 + 2 的運算：

 全片對邏輯學中知識點的講解是由一個又一個遊戲構成的，爸爸媽媽們可以在觀看過程中把這些遊戲的玩法記錄下來，在親子遊戲中進行孩子的邏輯學啟蒙，有愛又溫馨。

此外，全片沿着歷史的脈絡，對邏輯學發展進行了梳理。

從亞里士多德到《愛麗絲漫遊仙境》的作者查爾斯 · 道奇森（Charles Dodgson）；

再到現代計算機的理論先驅，《邏輯的數學分析》的作者喬治 · 布爾（George Boole）；

從德國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和英國哲學家伯特蘭 · 羅素（Bertrand Russell），再到計算機之父阿蘭 · 圖靈（Alan Turing）；

 全片關於邏輯學發展史的論述，系統、簡明又不失趣味。在講到三段論時，知道自己“終有一死”的蘇格拉底發出了富有幽默感的哀嘆。

人終有一死（大前提）；

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小前提）；

蘇格拉底終有一死（結論）。

 邏輯不僅影響各領域學科的發展，也深刻影響着人類的生活。從街角酒吧到金融市場交易所，從古老的哲學研究到前衛的人工智能科技，邏輯無處不在。

相信在紀錄片眾多專家學者的帶領下，小觀眾們一定會愛上這門學科，也會願意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邏輯學的知識來解決問題。

（來源：藍橡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