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際關係或者國際政治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國名家大師學派主導。不但歐美西方國家外交都受到這些大師學派的影響，包括前蘇聯與毛中國，也是要自己的智庫智囊去專門研究理解這些學說，才能進行真正意義的外交決策運作，哪怕他們對自己的民眾以及對外宣傳另搞一套階級鬥爭三個世界之類貨色。這個道理不難理解：戰後的世界秩序主體是靠美國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或者霸主地位，是靠美國外交政策推行的，而這些政策不但是美國西方國際政治學者的研究對象，同時也是在包括這些學者們的學術思想理論的研究成果引領幫助下制定的。當然美國的學術自由聚集着世界精英也是不爭的事實。

儘管美國國際政治學派繁多名家輩出，但是對美國外交一直起着主流作用的是現實主義。如果談到國際關係領域的新現實主義大師，肯尼斯-華爾茲肯定是非同凡響的。華爾茲並非著作等身，其一生只有兩部專著，但是，這僅有的兩部專著，就足以使他載入史冊，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界的豐碑——一部是1959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另一部是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尤其是後者，以極高的簡約性，嚴密的系統論邏輯，為國際關係建構了一種新的理論。這部書也成為後人徵引最多，最富爭議的國際關係理論著作，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他所提出的“結構現實主義”，都無法繞過這部著作，華爾茲正是憑藉此著作，一舉確立了其在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

作為國際關係學生，俺則認為華爾茲於19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人、國家與戰爭》（The Man，State and War）,最能為普通公民理解。此書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意象”理論。“三個意象”分別是：國際關係的第一意象意味着，戰爭最主要的根源就在於人的本性與不軌行為，其他根源是次要的，並且根據人性加以解釋。例如，為什麼國家會有利益衝突，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由於人性本惡。國際關係的第二意象意味着，各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體制決定了各國的對外行為，因而戰爭的最主要根源是國家的內部體制。例如，在國家為什麼會有利益衝突這個問題上，華爾茲認為，是國內政治結構同國內民族主義共同作用導致了這一現象；國際關係中的第三意象意味着，由於國家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制止和調解那種由各國的個別意志導致的各種爭端，因而國家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一般是不可避免的。華爾茲認為，無政府狀態不僅是一種狀態，更是國際體系存在的必要條件。這也是國際政治有別於不同國家的政治學以及抽象政治學之所在：無國際政府管轄的國家關係與政治外交。

因為俺受華爾茲啟發最深，俺覺得無論廣義政治學，還是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應該從深刻認識理解人的本性來看待分析。古典現實主義的人性惡認知設定，是不全面也不正確的。從人的本性來看，每一個人都是善惡俱在，所謂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儘管這所謂一半對一半並非皆然。人組成人類社會與民族國家乃至世界，因此每一個民族與國家同理，不能把某一個民族與國家設想成天使，也不能認定是惡魔，儘管具體的人甚至具體的人類團伙，有大善與大惡之分。現代西方文明國家制度框架，以英國大憲章到美國憲法，從根本上是按照這個基本認識設置的，因此強調國家權力要制衡，盡力防止極惡勢力掌控國家與民族，令每一個執政者都在國家社會的監督制約制衡之中。在現代國際關係中，任何國家都必須擁有強力來互相防範，同時也都需要國際合作，每一個國家都在一個國際體系的網狀相互制約之中。

而對於極權國家，歷史證明，極端惡勢力掌控一個國家與民族，不但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災難，也是世界文明的災難。二戰時美國對德國意大利日本宣戰，宣戰書明確指定敵人是這些國家的政府，而非對這些國家民族人民。當然包括針對這些國家政府奉行的主義制度。

因此，美國西方國家不一定，也不必是世界任何國家民族的救星。美國西方國家民眾與政府有自己的私利，這些國家民眾可能選擇不合適的，甚至非常糟糕的政府與領導人，這些政府領導人可能犯錯誤甚至愚蠢大錯。但是現代美國西方國家，無論民眾還是政府，總體是制衡邪惡野蠻極端惡勢力對自己國家民眾犯罪，也就從根本上防止對人類世界犯罪。而極權專制政府，總體設置與目的是一個人或者一個集團掌控自己國家民眾與一切資源，即使採用開明的手段，這種開明其實可能也只是狡詐的同義詞，因而從根本上要引發世界的擔憂與提防戒備。看看二戰期間德意日民眾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難，放在他們國家政府對世界人類造成的災難來看，他們在哭自己的同時，還要對世界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