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中旬，中國媒體發表了署名習近平的文章，“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習近平表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一套。他又認為，中國能保持長期穩定的根本原因在於始終堅持共產黨領導。主要是推行商鞅式苛刑酷法奴役人民，同時，又把商鞅式法律同現代世界法律的基礎羅馬帝國的法律混為一談。引用德國著名法學家耶林的說法歌頌羅馬帝國法律征服世界，並且是最為持久的征服。事實上，"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都是羅馬帝國法律對現代世界的貢獻。如此一來，習近平皇統的中國自絕於世界文明，回歸血腥秦國封建統治。另外，共產黨領導中國70年根本沒有長期穩定，政治運動不斷，屠殺害死餓死人民有數千萬人。世界上過去一百多年，能保持長期穩定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國家。

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羅馬憲政的：很多現代的政制概念，都源起於羅馬。例子有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三權分立、否決權、法定人數（Quorum）、冗長辯論、彈劾、財權（Powers of the purse）、定期選舉。即使是較少提及的現代政制概念，也是源起於羅馬，如集團投票（Bloc voting）。

現代的三權分立原則因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的著作而被熟知。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學說和制度。三大政府機構共同存在、互相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是當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的一種政治制度。所以，習近平不明就裡一方面歌頌羅馬帝國法律征服世界，一方面卻拒絕征服世界的羅馬帝國法律，結合他對商鞅法律的推崇，仿佛他是現代秦孝公，試圖征服他國並統一世界。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有一些優秀思想家提出一些法治理念，比如荀子。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中引用荀子的話: 法者, 治之端也.， 語出《荀子·君道篇第十二》。

但是，中國古代思想家通常僅僅提出一些理論框架，卻沒有設計出執行之道。通常只期盼明君聖人治世，卻不制定對付暴君亂君的法制。比如，荀子在“君道篇第十二”說：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由此可見，荀子也考慮到法的獨立性問題。但是僅僅停留在有無君子這個層次上。不過這樣已經足夠說明一些問題，我們完全可以承認，習近平是中國領導人，但卻不是君子。因此，可以說他是亂主亂君，在他的治下，就會“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法，就成了一種統治壓迫人民保證自己的殘酷權力的刑具。如此治國，先有商鞅之法，若干年之後便有胡亥之亂。

習近平聲稱“在統籌推進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共產黨濫用偉大一詞太多，估計人們會自動相信，共產黨的偉大工程，就是弱化人民的同義詞。

習近平還說“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於運用法治。在對外鬥爭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領法治制高點，敢於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這又變得不自量力。前面說過，習近平皇統的中國自絕於世界文明，實際同世界通用法律格格不入，因此處於弱勢狀態，不但不能處於法治制高點，而且是在法治的深海溝里。美中貿易戰，中國放棄了在WTO中解決爭議的道路，屈膝投降。並且中國政府面臨着按照美國政府要求制定產業和貿易政策的困境，而中國對美國和其他國家卻不能有同樣的要求和制約。等於中國政府被別人套上枷鎖。

習近平這篇文章，是“在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的一部分”。可見中國政府毫無法治觀念，暗箱操作。“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是共產黨中央的下屬機構，可見黨治泛濫，貽害國家和人民。建國70年還如此強調法治，一方面說明共產黨經常目無法治，另一方面說明共產黨官僚陽奉陰違，不把高級官僚的假大空“法治”當做一回事。

2/16/2019

共產黨的紅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