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丑李銳倒在了周惠的槍口下

思恩 

最近30年來，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政治小丑們掀起的反對已故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濁浪一浪高過一浪，且不斷地“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例如：

1.最先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後，變成了凝結承載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大部分是他的秘書們寫的，詩詞有的是套用古人的詞句拼湊出來的，有的(如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出來的。

2.最先說毛澤東只會打仗不會搞建設，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後，變成了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朱德而不是毛澤東指揮的，是“朱老總教毛澤東打仗”的。

3.最先說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後，變成了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

在瘋狂反對已故建黨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政治小丑群體中，跳得最高的表演最賣力的當屬打着“毛澤東的私人秘書”招牌的李銳老夫子!李銳到處招搖撞騙，靠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撈取政治資本。近年來撈取的最高最大的政治資本，是連滾帶爬地擠進了十七大列席代表的行列!

李銳關於自己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之說，完全是他為了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需要而隨心所欲地杜撰出來的一個欺世盜名的大謊言!事實是：李銳只是當了大約一年時間的可以直接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反映情況的“通訊秘書”，從未在毛澤東主席身邊當過一天的正規秘書，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採用偷梁換柱的卑劣手段，把“通訊秘書”前面的“通訊”二字偷換成“私人”二字，變成子虛烏有的“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以便欺世盜名，迷惑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進行政治詐騙!利令智昏的李銳在使用“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這個字眼時，忘記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最基本的簡單事實：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都沒有“私人秘書”，只有組織配備委派的工作秘書!

但是，就在李銳得意忘形，躊躇滿志，謀劃如何繼續充當“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反毛澤東事業的節骨眼上，周惠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接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訪談錄中，暴露李銳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醜惡表演的一聲槍響，反毛澤東的旗手應聲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致李銳於死地的這一槍其所以在十幾年以後才由張杰同志通過人民網擊發扳機而打響，是由於當時訪談的前提條件是保守秘密，即以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作為保證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說出了廬山會議上的部分事實真相的。

周惠的訪談錄，從他不實事求是地把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之間的嚴肅的政治鬥爭說成“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裡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極力把自己吹噓打扮成廬山會議上的反左英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來看，他有可能會隱瞞一些主要事實真相如他們背後反毛澤東主席的核心內容等。不過，儘管如此，周惠所談有關李銳的內容，已經足以把李銳卑鄙無恥的政治流氓人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僅就廬山會議上李銳的表現而言，至少有以下幾個很不光彩的齷齪行為：

1.李銳野心勃勃，預謀要在50歲之前即在1966年之前竊踞國務院總理的職位!

“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

個人野心使“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自認有總理之才”的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一切活動，不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的，而是圍繞着夢想當總理的野心旋轉的!——他其所以參與彭德懷反左，是由於一旦彭德懷得勢，提倡大躍進的周恩來總理等人就有可能下台，支持大躍進的毛澤東即使不下台必將被徹底架空，到那時，李銳的總理夢就有望實現!

李銳能夠和周惠推心置腹，把自己內心深處覬覦總理職位的狼子野心告訴周惠，足以說明二人的關係非同一般，達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

(順便說一句，周惠當年剛41歲，在黨內的職位和李銳相當，“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什麼呢?!周惠明知李銳有野心，在廬山會議上遭李銳“出賣”時沒有揭露李銳，只能說明他內心深處很可能和李銳一樣的不乾淨!如果他揭發李銳有當總理的野心，李銳就會揭發周惠的野心!當然，揭露李銳的野心還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旦李銳的野心暴露，人們就會認為彭德懷等人有野心。)

2.李銳為了保住總理夢企圖矇混過關，寫信欺騙毛澤東主席。

“幾天以後，李銳仗着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那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後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麼要撒謊?是不是心裡有鬼?還隱瞞了什麼?究竟在搞什麼陰謀?由於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再也說不清楚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麼陰謀，但我們並沒有陰謀。”

人們懷疑李銳周惠們“是在搞什麼陰謀”的證據，是李銳周惠們自己的實際行為留給別人的!這怨不得別人，只能怨自己。即使李銳周惠們真的沒有“搞什麼陰謀”，但幾個人在一起私下議論問題出了格是鐵定的錯誤!——赫魯曉夫以“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為藉口大反斯大林，李銳周惠們在一起議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唱一個曲調;再加上彭德懷剛剛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歸來，所上萬言書中的有些用語與赫魯曉夫指責中國的用語驚人地相似甚至完全一樣!這個錯誤是李銳周惠們永遠掩蓋不了洗刷不掉的!

3.李銳為了挽救總理夢的徹底破滅，反戈一擊，揭發彭德懷等，跪求毛主席對他網開一面。

“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後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託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裡，怕什麼?’(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裡);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麼，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李銳積極參加彭德懷“反左”大合唱、企圖實現“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迷夢破滅之後，又企圖通過“出賣”彭德懷等反戈一擊，實現立功受獎，跑到毛澤東主席這裡來繼續做“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黃粱夢。

(李銳走上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罪惡道路以後，在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無恥行為作辯解時，把沒有起碼的人格的他用謊言喬裝打扮成了一個品德高尚的為朋友可以肝膽相照兩肋插刀的英雄豪傑，——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把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醜惡表演和改開後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露骨表演這二者聯繫起來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真真切切、確確實實、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名副其實的小人投機政客!——他既可以玩弄權術向毛澤東主席寫信隱瞞事實真相企圖矇混過關，又可以韜光養晦向毛澤東主席下跪懇求放他一馬企圖溜之大吉;他既可以一失勢就向毛澤東主席認罪、又可以一得勢就誣陷打斷了他的總理夢的毛澤東主席為千古罪人;他既可以為了實現總理春夢參加“反左”大合唱，又可以為了挽救總理秋夢揭露同謀者反戈一擊;他既可以為了實現自己的私慾扮演無情小人不講信義撕破臉皮毫不猶豫地出賣盟友，又可以為了給自己的老臉上貼金充當正人君子厚着臉皮恬不知恥地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同夥;……總之，當今中國一切卑鄙無恥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都可以在李銳的身上找到!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集大成者!再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楷模、典型!

李銳“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即要在1966年“之前當上總理”。在廬山會議上，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李銳的惡劣表現，處罰了他(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中斷了他野心勃勃的總理夢，私慾膨脹的他毫無自責檢點自己的過失之心，把一切仇恨都記在了毛澤東主席的身上，以瘋狂反對、誣陷、妖魔化毛澤東主席為己任，聊以自慰，可悲地打發餘生。

周惠的訪談錄在揭露李銳在廬山會議上“捅了不少婁子”的同時，有些話無意中嚴重地損害了當代中國海瑞彭德懷的光輝形象!——周惠說：“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裡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周惠的這些話告訴我們：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是有道理的，問題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並非毛澤東主席無事生非!——周惠還說：“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後，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於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裡去發牢騷，後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

由此可見，李銳周惠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主席做了長篇講話，……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他們就神經過敏地認為毛主席“實際上要反右傾”，立即跳了出來串通一氣妄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事實上，從大躍進一開始，毛主席就是一貫努力反左的!毛主席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努力反左的時候，彭德懷們、李銳周惠們跑到哪裡去了?“這些主張糾‘左’的”英雄好漢們為什麼不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勇敢地站出來支持毛主席反左，偏偏要在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回來以後、在糾左的廬山會議上把矛頭對準一貫努力反左的毛澤東主席，——幾個人一唱一和地論說“(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同赫魯曉夫唱一個調子呢?!

縱觀歷史，在毛澤東整個革命生涯中，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人物對他的誹謗、指責不斷：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右傾的陳獨秀不接受他和陳延年(陳獨秀之子)等建議反擊蔣介石為奪軍權製造的“中山艦事件”，結局是迫使共產黨人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許多共產黨人的重要職務被撤銷，蔣介石的陰謀得逞，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篡奪第一軍軍權的罪惡目的。

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發展壯大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站住了腳跟;左傾的王明、博古等海歸們指責毛澤東“右傾”，奪了他的權，結局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塗地，葬送了毛澤東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極大地削弱了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力挽狂瀾，會後通過四渡赤水取得主動權，指揮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長徵到達陝北;張國燾分裂之心不死，率領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遠征寧夏，甘肅，不聽中央指揮導致西路軍失敗;今天的權貴精英們把張國燾的錯誤強加給毛澤東，說是由於毛澤東的指揮錯誤，造成西路軍失敗(既然權貴精英們說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朱德指揮的，那末，西路軍的失敗的責任應該主要由朱德而不是毛澤東來負，才符合權貴精英們的邏輯!)。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在被國民黨蔣介石丟失和放棄的廣闊土地上建立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抗日，在抗日戰爭的後期，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抵抗着100%的偽軍和60%的日軍，蔣介石則躲在大後方消極抗戰;今天的權貴精英們吹捧蔣介石領導的軍隊是抗日主力，指責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保存實力、搶占地盤、發展勢力(在這些權貴精英們看來，毛澤東領導抗日武裝不應該奉行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因為這是“保存實力”;不應該在日本占領區開闢抗日根據地，因為這是“搶占地盤”;不應該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擴大抗日，因為這是“發展勢力”。在這裡，權貴精英們既充當了獨夫民賊、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爪牙鷹犬，又充當了日本漢奸走狗!)。

項英受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頑固派缺乏正確認識，在新四軍軍部北移的問題上拖延時間、不執行中央制定的北移線路，跑到國民黨戰區司令顧祝同那裡去制定北移線路，導致“皖南事變”發生;今天的權貴精英們造謠說新四軍軍部北移線路是毛澤東制定的，妄圖為項英翻案，把“皖南事變”的責任強加給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反對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援了各國共產黨革命，被國內的、海歸的權貴精英們說是犯了“左”的錯誤!

……。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毛澤東秀於眾，必遭小人投機政客們誹謗之!

2009-11-15～18

參考閱讀4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作者：張杰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於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捲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後，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幹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後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採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後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採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徵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裡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裡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麼?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麼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於“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後，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於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裡去發牢騷，後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雲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裡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裡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後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麼?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後，李銳仗着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願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後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後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於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麼要撒謊?是不是心裡有鬼?還隱瞞了什麼?究竟在搞什麼陰謀?由於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於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麼陰謀，但我們並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後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麼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係，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後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託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裡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後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麼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裡，怕什麼?”(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裡);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幹擾了主席，大家今後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麼，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於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麼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裡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係很好，和田家英的關係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後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後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後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繫，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覆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裡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於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麼有遭到那麼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覆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並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幾年後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麼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