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邊有個湘潭縣哪

出了個毛主席

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

紅歌《瀏陽河》，當年幾乎家喻戶曉，至今，演唱中還會聽到。在紅歌排行榜上它幾乎是《東方紅》的姊妹篇了。歌詞都明白暢曉，曲調都優美動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東方紅》陝北民歌，《瀏陽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時會寫上作者“李有源”，而後者標上“湖南民歌”，沒有作者。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沒有專門家，人民群眾不照樣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這麼動聽啊。對此，筆者早有疑問：誰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須相當長的歲月。我家正好與“紅太陽升起”的湘潭縣相鄰，怎麼不知不曉間就“嘣”出這麼一首“民歌”來？近來偶然讀到鳳凰網上何宗華先生的《“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歷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時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東安人，音樂天賦驚人。嬰兒時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響，立即止住哭鬧，凝神聆聽。咿呀學語時，祖父教授他宮、商、角、征、羽，一學就會。四歲時能唱祁劇，六歲能唱小調。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為“東方貝多芬”。臨終之際，將多年來收藏的貝多芬作品集交給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寫着一個“夢”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夢。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東安，唐家房屋被燒毀，父親被東洋刀劈死。滿懷國恨家仇，唐璧光於1945年5月毅然投筆從戎，參加“國軍”，接受軍訓。同年8月，日軍投降。他不辭而別，趕往家裡桂花樹下挖出埋藏的音樂集子。他要重溫“東方貝多芬”之夢。

就這三個月的軍訓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個夢想”。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樂專科學校，1949年分配到長沙市工人文工團作曲，湖南大學進修畢業後，隨團參加土改。他說：“土改後，勞動人民分得了勝利果實，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對毛主席的感激愛戴之情是難以形容的，從而激發了我的滿腔激情，歡快的旋律好似滾滾江流，洶湧澎湃，傾瀉直下，我一揮而就。”《瀏陽河》誕生了。從此唱響中國，也傳到了國外。

正在他自信將有更多的《瀏陽河》問世時，厄運降臨了。1952年，剛剛參加土改歸來的唐璧光，政治學習會上結合自己的經歷作了歌頌新社會的熱情洋溢的發言，其中談到了三個月軍訓的事。沒料到會後立即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免予刑事處分，留團管制使用。1957年因為提了一條意見，又打成右派。雙料“反革命”，鋃鐺入獄。貝多芬作品和多年來搜集的民間音樂集也被付之一炬。“東方貝多芬”之夢未成，卻成為他敬愛的領袖所說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苦難接踵而來。妻子提出離婚，原本聰明伶俐的兒子患腦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將兒子推給他。從此，他的心血之作《瀏陽河》被剝奪了署名權，成了“民歌”。獄中管教幹部偏要他給犯人教唱《瀏陽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劃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坐監七年，勞改五年，又繼續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縣花鼓戲劇團。二十二年的磨難，創作必需的激情和靈感早已消耗殆盡，有心無力，徒喚奈何？“東方貝多芬”之夢徹底破滅了。

讀到這些，讀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其實，命運悲慘的紅歌作者，豈止唐碧光一個。

略舉數例：“起來，不願做奴隸的們……”莊嚴雄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響起，國人肅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幾個知道國歌作者遭受過怎樣的迫害？田漢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後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於冤獄之中。與劉少奇一樣，死後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兩茫茫”，母親日夜惦念着這位孝子，每日依門翹首，等候兒子歸來。

創作抗日歌曲《游擊隊員之歌》的賀綠汀是筆者老鄉，是邵陽人的驕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漿糊桶套在頭上，還逼迫在地下學狗爬。因為據分析，歌詞是“美化國民黨統治”、“醜化中國人民”、“宣揚投降路線”。

音樂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鬥。“文革旗手”，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江青親自下命令：這首歌“留曲不留詞”。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說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魚米鄉”，當人們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時，是否知道創作者的酸楚艱辛？拍電影歌劇《洪湖赤衛隊》時，正值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演劉闖的演員夏奎斌餓得瘦了，從79.5公斤滑到59公斤，臉頰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樣，導演謝添只好往他口裡塞些棉花。“一號演員”王玉珍餓得“胖”（浮腫）了，只好請求特批“伙食補助”，每天20顆黃豆（《洪湖赤衛隊》：難以忘卻的記憶）。可就因為該劇中有句“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揚打勝仗”，文革一來此劇就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歌頌大土匪、大軍閥、大野心家賀龍”的“大毒草”。劇被禁演，演員受到殘酷迫害。

受到毛澤東青睞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極一時，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澤東語錄”譜曲紅得發紫。“九大”剛宣布“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為“接班人”，一貫“緊跟”的他，迫不及待譜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標題寫出不幾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國遭“劫”，夫妻雙雙被捕。5年後，李死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最具警世意義的是一號紅歌《東方紅》的“詞作者”李有源。他做夢也想不到，“大救星”從延安窯洞升到北京天安門之後，他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被折騰得揭不開鍋，大兒媳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飯（見《告別飢餓》）。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問紅歌的作者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

你們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為“紅太陽”製作頌歌，為何“紅太陽”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們蒙冤受屈之時？而“紅太陽”隕落之後，你們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紅歌作者終於明白過來。

瞿希賢是“憶苦思甜”代表作《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風雪狼一樣嚎叫，媽媽卻穿着破爛的單衣裳。她去給地主縫一件狐皮長袍，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那悲悽的曲調，賺取過多少無知孩子的眼淚。（“狐皮袍子”讓“媽媽”去縫製，地主腦子進水了？）她還創作了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已經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也曾讓急於“解放全人類”的紅色青年們個個熱血沸騰。

文革中6年7個月的牢獄之災喚醒了她的良知。對曾經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那些頌毛作品，她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她為那麼多農民活活餓死感到震驚，更為自己曾替修“紅旗渠”的河南某縣寫過頌歌一事，痛悔不已，那裡死人比例高得嚇人。瞿希賢沉痛地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2005年，北京舉行瞿希賢作品演唱會。當觀眾起立高喊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瞿希賢堅決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揮打過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飛來的花瓣——瞿希賢合唱作品》中收錄此曲時，格外注釋：“收入此集作為歷史足跡。”（《黃鐘》秦西炫著《我認識的瞿希賢》）

有“負罪感”的當然不只有“紅歌”作者，也有“紅書”作者。

《歐陽海之歌》是當年紅遍全國的紅書。它曾“創下中國小說發行量的最高記錄”，作者金敬邁也因此書進入了“紅色司令部”。在別的作家被批鬥，凌辱，紛紛自殺的時候，他被江青任命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並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誰知風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毛死後才平反出獄。

七年的監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徹大悟的金敬邁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來的“紅色經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誠地參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遺餘力，聲嘶力竭。”“我生不逢時，……總是弄虛作假下去，我們怎麼對得起子孫？”他說：“寫《歐陽海之歌》的時候，我正睡着。現在，我醒了。”

文人中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數。

文學天才吳祖光（新鳳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會上就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識分子如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和作家鐵流先生，多年來一直為“毛像下牆，毛屍出堂”冒險犯難，奔走呼號！他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裡當之無愧的硬骨頭。

寫到這裡，筆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樂大家的泣血故事，願與唐先生分享。

這位音樂家同樣懷有“貝多芬之夢”。同樣在毛澤東時代打入監牢。不同的地方，他結局比唐先生更慘，文革初期即被槍殺。他是因為把矛頭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槍殺。他比其它被槍殺者死得更慘，比張志新更早被割斷喉嚨（資料顯示文革中張志新是第30名臨刑時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師級的音樂家，上海市市長陳毅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的陸洪恩先生。人說他的事跡仿佛就是俄國電影《被太陽灼傷》的中國版，這部電影由於真實再現斯大林時代的迫害和恐怖而獲奧斯卡獎。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陸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員會”批准槍殺前，當局要他表態，究竟要死還要活時，他作獅子吼：“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石破！天驚！！鬼神泣！！！

同監難友王文忠在所著《風雨人生路》中回憶說：“他在監獄苦難的生活里經常跟我講起在維也納這座音樂搖籃里發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這片音樂之鄉，希望自己的靈魂也能飛到這個一生嚮往的音樂搖籃。”“他忘記了傷痛，忘記了被銬着的雙手，嘴裡哼着，手指搖動打着拍子，沉浸在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莊嚴旋律中。”“臨赴刑場前，托我幫他完成兩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第二件，幫他尋找文革初被‘掃地出門’去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陸先生以自己的鮮紅的血與美麗的生命，再現了中國士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美德，也為當代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壯歌。慶幸的是，這位有情有義的難友“幫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願。”最後找到他的兒子，也走訪了他心馳神往的奧地利。

陸先生兒子說，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但未能如願。（更應該拍成電影。）但我想，中國民主史上，陸洪恩的名字已經與林昭、張志新、劉文輝、遇羅克、王佩英、馮元春、李九蓮……並列，作為反專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瀏陽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還“睡着”，還沒“醒”過來。

《“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這篇文章說：“唐璧光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為《瀏陽河》的著作權而奔波。唐璧光說他對《瀏陽河》的感情就像對待痴兒一樣，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瀏陽河》的影響太大了。”唐璧光還預言《瀏陽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澤東的名字在這個世界存在，《瀏陽河》也就永遠存在。”唐先生至今仍為他的頌毛大作《瀏陽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會永垂不朽。

看來，他根本不理解“紅歌”的本質，更不了解真實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