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出警惕極權回歸的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被停課到重慶大學副教授唐雲遭學生揭發被撤銷資格，代表了社會對習禁評的看法。最近遭到處罰的還有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前講師柴曉明。3月21日，他被南京市國安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監視居住。只是不知大刀砍到自己頭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砍到別人頭上，是否會反思。
知識分子與流氓及流氓政權
中國的網絡已經十分穩定地複製了中國TV的道路，步入了中國式的霧霾之中，在制度的籠子裡，被理論強拆着，從特色走向了特色，從自信走向了自信。於是，廢墟與禁區比翼連理，相得益彰；於是，牌坊與青樓攜手並肩，龜蛇相望；於是，自信版的阿Q和真理版的趙高聯袂共舞，風情萬種，儀態萬方。也許被強拆的感覺很幸福吧，也許很多人很快感吧，但我真的不覺得好玩，所以懶得上網了。這也有個絕大的好處，就是有更多時間重讀那些被冷落了很久的舊書。讀書多是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事。我不是學生也不是知識分子，讀書只是一種消遣，一種排解孤獨的方法，只是為了聽取一些故事用以填補這無聊、無趣的時間的空洞。
我注意到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故事，很有意味。
俗語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道盡了歷史的慘痛，道盡了文明演進過程的慘烈，它在拷問人類：筆桿子和槍桿子如何對話？
與槍桿子對話不是知識分子的厄運，而是他們的宿命，是他們註定必須完成的課題之一，這是魚肉與刀俎的調情，結局掌握在支配着槍桿子的對手手裡，遇到什麼樣的對手是造化的安排，只要不遇着流氓就算幸運。遺憾的是，他們往往倒霉得很。
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是讀書、做學問還不行，必須入仕或依附於官僚階層，於是他們構成了士大夫的主體，與流氓狹路相逢是必然的，直面或者逃避是兩難選擇。
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相對自由，知識分子的運氣很好，期間產生了一批大家，群星閃爍，中華文明得以奠基，這是一段黃金時期。到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統之後，文化被統掉了自由的翅膀，說話的權利被關進了籠子，知識分子的運氣有了不同的氣象，於是有了知識分子與流氓的第一次摩擦，於是有了焚書坑儒的開創性壯舉，從此拉開了專制政權下知識分子的悲喜劇序幕，開始了中華文明的沒落和皇權文化的崛起。
偏是知識分子都迂腐得很，一廂情願的以為政權應該尊重文化，不自量力的認為自己能夠引導人類文明，總是理由不充分的相信雞蛋能撞倒堅固的高牆。雖然，這正是他們的可敬可愛之處，但只是可敬可愛有什麼用呢？他們是上天的使者，卻難以得到上天的眷顧！
漢靈帝時代，就有這麼一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士大夫，他們構成一黨，受着天下人的敬仰，相互標榜，互送美稱，分封“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和“八廚”等名號，企圖占領朝堂，對抗流氓，意欲改良朝政，造福天下，永葆漢室，一時聲勢顯赫。但是，在14歲的大流氓漢靈帝眼裡，他們什麼也不是，小流氓太監曹節輕輕一句“相舉群輩欲為不軌”就將他們送進了地獄。這些黨人，在去地獄的路上，上演了一部部感天動地的故事，令人唏噓不已。比如“八顧”之一范滂，聽說督郵吳導接到詔書，關上房門，抱着詔書在床上哭泣，眾人疑惑不解，便說道“必為我也”，就去自首。縣令見到他大吃一驚，解去縣令印信，要與他一起逃亡。范滂拒絕說：“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范滂的母親來和他訣別，對他說：“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也何恨!"范滂跪着接受了母親的教誨，再拜而別。八顧之首張儉逃亡，困急窘迫，看見人家就投奔請求收留，大家無不敬重他的名望品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險收留他，因窩藏他而被誅殺的有十多人，受他牽連而遭到逮捕拷問的人遍及全國。他曾逃到好友孔褒家，正好孔褒不在，16歲的弟弟孔融把他窩藏起來。事情泄露，張儉隻身逃走，當局收捕了孔褒、孔融，但不知道該判處誰。孔融說：“接納張儉並將他藏匿家中的是我，應由我坐罪。”孔褒說：“張儉是求助於我的，不是弟弟的罪過。”而孔融的母親說：“家裡的事，由家長負責，我應當承擔罪過。”一家三口競相赴死。八顧之一夏馥聽說了張儉逃亡的事情後嘆息說：”自己作孽，應當自己承受，何必白白地牽連良善之人。一人逃命，使萬千人家受災禍，何必活下去！”竟羞憤得剪掉鬍鬚，逃入山林，隱姓埋名，做燒炭工去了。我總覺得張儉的逃亡方式，與我地下黨敗露後的逃跑風格十分貼近，可能是群眾路線的最初實踐吧。
不走運的中華知識分子，還有另一群極出名的人物，他們便是竹林七賢和蘭亭名士，所謂的魏晉風流的代表者。這是一群令日月肅顏、風雲易色的人物，完成了一部真正的悲劇。在這裡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非議，只需要記住，記住這文化的一脈。當流氓政權的屠刀落下的時候，文人只能以血和氣節祭奠他們的信仰和尊嚴了。既然悲劇不可避免，文化的劫難則是註定的，這是人類的不幸。讓他們的名字在文化的長空永存吧，讓他們為我們證明，文化終不會為暴力所征服，更不會被滅絕，它能改變世界。
中華民族，也有一些相對幸運的知識分子。就在不太久遠的民國時期，那時候的中華似乎沒有進行文化大一統管制，因此成就了文化的輝煌。那個時期的統治者，雖然在政治上不夠穩定，在文化上卻功德無量，使我們擁有了胡適、魯迅、蔡元培、陳寅恪、老舍、傅雷等等一大批巨匠，實在是民族之幸、文化之幸。遺憾的是，這一批人的幸運只是局限在前半生，後半生里的他們命運就有不同了，比如說老舍、吳晗和胡適的死和生，比如說陳寅恪、沈從文和林語堂的苦和樂，真是悲喜兩重天，真是兩個時代的寫照，在此就不必細說了。這是一塊敏感的讓人痛苦的傷疤，長在我們記憶的深處，是中華文化黑暗慘痛的一頁，不忍回憶，沒有勇氣翻看。
比較而言，外國知識分子的運氣似乎要好些，雖然極端倒霉的也有。比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分子運氣不錯，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運氣也不是太差，他們的學說因為有孕育的土壤而可以生長，有言論的自由而可以傳播，歷經坎坷終於成功，文明戰勝了蒙昧，科學戰勝了野蠻，民主戰勝了專制，人類從此進入新的紀元。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的豐功偉業是真正的豐功偉業，是如何肯定都不會過分的。狄德羅、盧梭、伏爾泰、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哥白尼、伽利略、貝多芬、達芬奇等等一大群光輝偉大的名字，閃耀在異國的上空，照亮的卻是全世界，從那時到現在人類一直在受惠於他們。人所以稱為人，偉人所以稱為偉人，他們給與了最真實、最有力的說明。他們使我們知道文化對人類是多麼重要，良知對人性是多麼重要！文化自由，就會有文明進步，良知健全，就會有民主正義，而流氓及其流氓政治不是反人性、反人類的嗎？
但是，知識分子未必都有良知、有獨立精神或高貴的獨立品格，也未必不是流氓。學富五車而沒有人格，滿腹經綸卻沒有品行的人不是常常見到嗎？至於學問不夠卻滿處招搖撞騙的所謂知識分子就更多了。我同意這麼一種說法：“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生的真理，便企圖框范天下，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歷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學者型的流氓的確更可怕。
流氓可恥，知識分子可憐，但是當知識分子成為流氓或流氓勢力的附庸則是可憐又可恥。有學問的流氓更具有迷惑性，他們製造流氓政治或邪惡的理論，鼓吹或構建流氓政權，最終造就流氓國家。在流氓的國度，威信靠槍桿子維護，自信靠刀把子維繫，視生命如草芥，讓妖魔與謊言橫行，任正義和良知泯滅，而文化成為流氓的口紅，勝似婊子濃妝淡抹的胭脂。歷來，流氓貪財，貪女人，但最貪婪的絕對是權力，對權力的追逐猶如癮君子對白粉的痴迷，不惜以命相搏，甚至打着人民或愛國主義的旗號製造戰亂、製造恐怖致使生靈塗炭、人鬼不分。但流氓也有重量級別，不是個個都位高權重，真正能形成氣候乃至操縱政治權柄的流氓知識分子並不多，他們中的多數沒有能力做流氓大哥，只能輾轉於各個流氓勢力之間，隨時更換主子，而對主子不忠，活得體面風光，都是或至少看起來都是風生水起的人物。他們是流氓的狗，是以文字或知識為工具，為流氓效力的流氓狗。他們屁顛屁顛的跟在主子的身後，極盡舔菊之能事，聞見屁臭就陶醉，聽見屁響就唱歌。他們的數量很大，勢力很大，力量也很大，他們愛好圍攻，擅長狂吠。我們經常聽到他們特色的聲音：囂張，得意，變聲又誠惶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