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

沃爾夫：貿易戰或改變中國國運

FT首席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如何解決這場貿易紛爭，將決定中國的崛起能否繼續。他以“阿根廷之殤”為例，警告走向封閉和保護主義可能帶來的國運的逆轉。收藏更新於2019年4月9日 03:11 採訪者：FT中文網編輯 王昉

FT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近日在訪華期間，與FT中文網深度對談，分享了他對中美貿易糾紛如何終局，以及這場大國博弈將如何影響中國發展軌跡的研判。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實錄。

FT中文網：中美已釋放出即將達成貿易協定的信號。您認為最後的臨門一腳，還面臨哪些不確定性？

沃爾夫：中美雙方都有強烈達成協定的意願，這已經非常明顯，關鍵在於協議的內容。根據我們之前了解到的，美方不僅要求中國經濟更加自由化，還提出了許多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國放棄部分WTO的權利、不得報復美國限制中國對美國敏感技術部門的投資等。在我看來，這是一份不平等條約，很難讓中國全盤接受。要達成協議，美國必須放棄其中部分要求。

沃爾夫：中美為“終戰”需要各自做出的努力

在美國政府內部，特朗普總統和他的閣僚在對華立場上，明顯存在分歧。特朗普總統更在意與中國縮小貿易逆差，而他的一些屬下對中國則有其他更強硬的要求。他們能統一立場嗎？當然，最終是特朗普總統說了算。所以如果中方能夠說服他，這份協議對美國已經足夠好，對華貿易數字會變得很漂亮，就可能足以讓他滿意。就像美墨加三國重新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其實對加拿大非常有利，但只要讓特朗普覺得好，他就會簽字，他的支持者並不會去仔細研究數字，他也並非真心關注類似知識產權保護之類的問題。

對中國談判者而言，棘手的問題在於，他們沒法繞過特朗普的手下，而這些手下，比如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要強硬得多。就算在這個層面已經談成，這份協議可能要等到兩國元首在會面時親自簽訂。那麼對於習近平主席而言，還有一個風險在於，特朗普是個極度難以預測的人，如果再度發生河內“特金會”這樣的事情——他沒簽協議就走掉，那對中國會是非常大的羞辱。因此，雙方談判官員目前的磋商、協調和細節安排，對於協議最終能否簽署至關重要。

FT中文網：中國知識界中不少人反倒希望美國對中國保持持續的壓力。他們認為中國內部改革的動力已經枯竭，因此希望來自美國的壓力能推動中國進一步變革。他們這樣的期待現實嗎？

沃爾夫：我最近在中國，聽到不少人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但我認為，特朗普總統與他的前任不同，他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興趣，他不關心人權，不關心民主制度，所以在政治層面，推動中國進一步變革的壓力不會來自這屆美國政府。

經濟體制層面，美國人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我認為中國政府本來就該盡力推動，因為它們對中國有好處。比如關稅自由化，這能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比如給予外資企業國民待遇，這不僅會改善外資企業，也會改善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待遇；再比如保護知識產權，顯然也會保護到中國本地企業。當然美國人還有一些要求，比如中國不搞網絡間諜，減少共產黨在企業中扮演的角色。在這些難度更高的要求上，我不知道最終中國是否會讓步。

至於這些經濟制度層面的改革，是否會最終導向政治體制改革，這是西方多年來非常感興趣，而近年來日益感到悲觀的一個問題。我個人對這個問題也越來越抱不可知的態度。一方面，中國是個非常獨特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中，它一直強調大一統，沒有民主自由的傳統，這一點讓很多人懷疑它是否真的能轉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另一方面，看看中國的周邊，的確有很多同樣奉行儒家文化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實現了民主化轉型。我覺得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中國的轉型過程不會是一條直線，甚至可以說，此刻中國就在有意識地偏離這條路徑。但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城鎮化水平繼續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繼續提高，那麼幾十年之後，比如到2060年代，中國政府還能繼續像今天這樣治國嗎？如果真的可以，我會非常驚訝。我認為，中國最終大概率會向西方自由民主陣營靠攏，只是不像西方曾經設想的那麼快。但也有可能，中國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特例”。甚至有可能，西方反過來向中國靠攏，而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FT中文網：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在貿易上的非凡能力，都並非新鮮事。但最近一兩年間，西方世界似乎猛然警醒，對中國不那麼友好起來。西方對中國的觀感為何突然變化？

沃爾夫：首先是因為，西方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回到世紀之交，整個西方，尤其是美國，還沉浸於所謂的“單極時刻”中。我們贏得了冷戰，民主模式似乎已不可戰勝。那時中國經濟體量相對較小，可以說在美國的政策日程上還很靠後。然後，西方開始忙於反恐以及其它一些內部問題，再然後，就發生了金融危機。隨着經濟增長放緩、真實收入停滯不前，西方對自身制度和技術優勢的自信遭受了很大打擊。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政治開始出現民粹傾向，出現了越來越多高舉民族主義的領袖人物，他們環顧世界，說，中國在變強，而它把我們變弱了。

沃爾夫：西方對中國的觀感為何突然變化

中國的崛起的確不是個新鮮事，它已經發生了很多年，事實上這五六年中國經濟已經在放緩。但人們的觀感總是滯後於現實的，因為普通人並不是每天都關注經濟新聞。但日積月累，“中國已經很強大了”這一點，終於進入了足夠多的人的意識，人們互相影響，彼此加深這種印象和它帶來的憂懼。

我認為，西方有四種人群對中國的崛起尤其擔憂。首先是工人，他們認為中國搶走了他們的飯碗；第二個是企業界人士，他們認為中國對他們的投資越來越不友好，他們要面對網絡間諜，被強迫轉移技術，在中國掙錢越來越難；第三個是國家安全部門，他們認為中國已經崛起為一個真正的軍事大國，還有強大的海上野心；最後一個人群，可以寬泛地稱他們為“民主陣營“，他們關心人權，關心價值觀層面的東西，擔心中國的民主轉型已經停滯。這四股人群最近走到了一起。人們意識到，中國這個秉持完全不同價值體系的國度，500年來第一次對世界格局形成了真正的全方位挑戰，挑戰的嚴峻程度遠超當年的蘇聯，因為蘇聯在經濟實力上遠遜於今天的中國。也許還要加上最後一個因素，就是日益增強的緊迫感。西方普遍覺得，如果我們今天不再對付中國，那麼20年後就不可能了，因為那時中國將過於強大。上述所有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急劇變化。

FT中文網：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宣稱，他們提出的很多要求，是要糾正中國在貿易和投資上的不公平做法。但這些要求被很多中國人解讀為“西方不想讓我們強大起來”，甚至“他們不想讓我們過好日子”。在合理訴求與不合理地抑制他國發展之間，界限在哪裡？

沃爾夫：我認為西方的確希望中國的發展步伐能慢下來，尤其是不希望中國企業在一些重要領域中成為主導全球的力量。這在華為案中已經可以看得很明顯了。這些不是西方與中國打貿易戰時擺在明面上的訴求，但卻是暗地裡的訴求。

歷史上有很多領先國家試圖阻止後來者超越的先例。一個不那麼被人知曉的例子是，英國在19世紀就曾非常努力地阻止技術向美國轉移，但美國人還是得到了英國技術。同樣，這次面對中國，西方也不會成功。中國人可以研發自己的技術，中國不僅有巨大的國內市場，還能進入許多巨大且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西方能成功遏制中國的崛起嗎？不能。但西方可以給中國的崛起增加難度，拖緩這個進程。

FT中文網：西方對中國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種假設，就是中國會以目前的速度，繼續快速增長二三十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您似乎對中國經濟前景不那麼樂觀？

沃爾夫：任何時候預測中國經濟都是危險的，因為變量實在太多。我認為中國經濟前景存在兩種極端的可能性，而現在看來，它們都有發生的可能。

先看好的極端。中國仍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人均GDP只有美國人的30%。要知道，當日本經濟在90年代陷入停滯時，日本人均GDP已經達到了美國的80%，也就是說，相對而言，當時的日本要比今天的中國富裕很多。在現在的低水平基礎上，中國應當還有潛力將相對於美國的人均財富水平增長兩到三倍。假設中國在未來30年完成這個過程，那麼每年所需的經濟增幅已經比過去低很多——要知道，1989年至今的30年，中國人均財富相對於美國增長了七八倍，所以未來30年只增長兩三倍，應當是個簡單得多的任務，每年只要約4%到5%的GDP增長。再加上中國的人口增長已經基本停滯，這意味着人均GDP會增長得更快。當然，這一路上會出現不少障礙，包括世界市場是否仍然對中國開放、中國對外出口是否仍然能快速增長、政局是否穩定、能否有效地利用資源、能否處理好國企和債務問題等。但中國過去在管理這類問題上表現都不錯，如果能克服這些障礙，就是好的一種極端，也就是經濟繼續增長相當長一段時間。

再看看糟糕的極端。中國經濟已經顯現出一些未富先衰的跡象，包括投資的浪費程度，體現在資本回報率的快速下降，以及反映經濟創新程度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放緩。此外，宏觀經濟的再平衡在過去十年並沒有什麼進展，中國經濟仍高度依賴投資而非消費，債務水平激增，這些長期來看都不可持續。在歷史上，很多原本潛力很大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止步於這樣的障礙，增長從此停滯。中國經濟如果能再增長30年，那麼從1978年算起就將持續增長70年。而環顧全球，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國家，從極度貧窮的起點——大約是中國70年代的財富水平，歷經幾十年的持續增長，進入到了發達國家行列，那就是韓國。全世界只有韓國這一例。這足以證明一個國家維持幾十年的快速增長是一件多麼難以做到的事情。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對進一步改革形成了掣肘。長此以往，中國的體制有可能僵化，穩定壓倒改革，增長停滯，這就是比較糟糕的極端。

很難說中國的實際情況會更偏向哪個極端。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不能因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這麼多年，就認為它一定會繼續。要看全球大環境，更要看中國自己的選擇。

沃爾夫：決定國運的時刻，中國要避免“阿根廷之殤”

FT中文網：這次貿易戰，會成為中國發展曲線上的一個重大拐點嗎？

沃爾夫：我認為這取決於中國究竟如何應對和終結這場貿易戰。如果中國在經濟自由化上做出更大努力，得到西方的認可，國際環境對中國仍然開放，那麼我相信中國的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時間。而另一種可能，就是貿易戰讓中國領導人對繼續開放經濟產生疑慮，轉而認為可以依靠國內市場，或許再加上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其實後者體量很難和發達市場相比，那麼中國就會放棄在貿易上的比較優勢，放棄對外投資，把目光轉向內部，實施所謂的“閉關鎖國”。

歷史上是有類似先例的，我只講一例。在20世紀初，躋身全世界最發達國家行列的，不管你是否相信，有阿根廷這個國家。阿根廷當時是個農業出口大國，十分高效和富有。原本這個農業大國應當會逐步工業化，帶來更多財富和社會進步，進入一個良性的發展軌道。但就在這時，1930年代到來了，世界資本市場崩盤了，價格崩盤了。阿根廷做出的反應？它關閉了經濟，實施高度的保護主義政策，選舉了貝隆為總統。貝隆實施了封閉政策，給阿根廷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迄今它已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衰落。這與其說是外部環境造成的，不如說是阿根廷自己的選擇造成的。

因此，如果貿易戰讓中國覺得，外部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我們不再相信它，不再與之合作，不再對它開放，那麼中國的國運可能就此發生重大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