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權和支撐這個政權的文化、文明是光明的，還是黑暗的；是人性的，還是邪惡的；只能由在這個政權下的最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的公平正義指數（特別是經濟生活的公平正義）來定義。人類歷史上，黑暗、非人性的政權不一定是不穩定，但是社會的分配一定是非常過分的不公平，不合理。然而所有與神權結合形成的政教合一政權必然是黑暗的，歷史事實是這樣的政權總是最穩定，最長命的。
就象運水，如果你要將水從山上運到山下，你什麼都不要做，只要在山下等着就可以了。水的天性是向下流，到時候自然流到山下。如果你要將水從山下運到山上，你就要去做，努力地搬運，一刻也不能停止勤勞。任何時候不勞動，不出力，水就立即運不上去。很多時候，水還會向下流，前功盡棄。另外，因為水的天性是向下流，你不用管它，水自己形成的流法總是正確，完全考慮了自然條件，絕對的符合自然科學。如果運水上山，你不但要盡最大的氣力，還要盡最大的智慧想出最好的方法去做。因為是人想出來的辦法，總是受到認識能力，科技水平，自然條件的限制，永遠不可能絕對的符合自然科學，是空談家們認為的最好的。
森林的自然法則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如果你在森林建立一種制度，基本上建立在這個森林法則之上，讓弱肉強食合法化，以國家的暴力（軍隊、警察、法院），資源，法律，意識形態保障，維護弱肉強食，並讓那些強者管理、主宰這個國家。這個政治制度那裡需要什麼保護，維穩？
有能力動搖政權的人，一忙者欺壓、控制（食）身邊的人。他能欺壓多大的地方，他就可以欺壓多大的地方。這個政權讓他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幹嘛要動搖政權。二如果他想要政權，只要他是有那個本領的強者，弱肉強食的政治制度是讓他去取這個政權的。
不滿的弱者，一早就被身邊的強者食了，二強者也不允許他去危害政權。他們那裡還能去危害政權？沒有被食的弱者，是假的弱者，是真的強者。如果他有本領，他可以食身邊任何事物，包括政權，政治制度。這樣，他就要再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如果新的政治制度還是以這個森林法則為基礎，他也不需要維穩。
如果新的政治制度是違反“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森林法則。他就像運水上山一樣，艱難困苦，捍衛政治制度，維穩政權。他就要努力，勤勞，24小時不鬆懈，因為只要有一個沒有維持到的“不允許弱肉強食”，就可能發生一件弱肉強食的事，因為弱肉不被強食是要靠政府的力量來實行的。在弱肉強食的社會，反對政治制度的是弱者，他們在實力上不是強者的對手。強者能夠奴役（食）他們，而且是靠奴役（食）他們過幸福日子，所以他們自然被強者管理住了，他們怎麼有可能顛覆政治制度。在“不允許弱肉強食”的社會，反對政治制度的是強者。他們總能控制自己身邊的弱者，這是強者的定義。強者有力量，而且他們最根本的利益受到損害，自然十倍努力，百倍聰明地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鬥。這種奮鬥是永不停息的。一代人斗完了，自然會有新一代人起來，因為每一代人中都有強者。當他們發現自己有能力奴役（食）他人，讓自己有更多的財富，過更好的日子，是“不允許弱肉強食”政府與政治制度妨礙了他們，政府自然的是他們天然的敵人。只有通過政治思想教育，社會倫理道德的約束，後天的，人為的學習，修身養性，天下家國胸懷，他們才會做君子，做善人，支持“不允許弱肉強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
一個“不允許弱肉強食”的政權要運行，不是一個領導人，一個集團能做的，必須要每一個弱者都站起來。他們不僅保護自己，更重要的是保護這個政權。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的歷史事實是弱者總是不能自己保護自己，否則就沒有森林法則了，就沒有人類社會公認奴隸社會，歐洲黑暗的千年中世紀，印度三千年的以種姓制度為基礎的社會，西藏的奴隸制。
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一：一個公平正義（即光明、進步、人性）的政權必然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護政權，維護政權穩定。依靠國家權力，在思想意識形態，在法律，在社會的全方面，保護政權。一個公平正義的政權（為全體人民服務）最終的根本依靠是廣大人民的支持、擁護。但人民群眾的支持只能通過政權的領袖強有力的正確領導（規劃，組織，實行）來實現。
二：一個有最高威信，有最終決策權，人民有長期信心的領袖是在關鍵時刻決定政權存亡的條件。保衛國家領導人的威信，權力，和人民的堅定不移的信心是一切為人民的政權的根本。
自然的，當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還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放棄了保護社會主義制度，維穩為人民的政權時，這些國家就變色了。
孟子兩千多年前就說過：待文王而興者，庶民也；豪傑之士，不待文王也興。要保護庶民的利益，並不是讓他們欺負別人，多拿、多占，而是支持公平正義。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就是反對人類社會的弱肉強食。那麼，與黑暗的、反動的、非人性的政治制度相比，光明的，進步的、人性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花更多、更大的力量，有意識的保護制度，維護政權穩定。
本文是我在準備的關於西藏60年偉大進步中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