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五四，就沒有六四

　　作者：謝盛友

　　五四，中國誤搭列寧列車

　　1989年六四剛過沒多久，東歐劇變，全歐洲播放意大利著名導演達米亞諾·達米亞尼(Damiano Damiani)的電視影片《列車（列寧）》Der Zug (Lenin)。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中學畢業後，進入喀山大學法律系學習，大學一年級因在學校參加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流放到喀山省偏僻農村監視居住，後在其母親向政府當局申請下，改到薩馬拉省烏里揚諾夫姐夫所居住的農村繼續被警察公開監視居住。列寧在此自學了大學法律系課程以及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由此接受並一生堅信馬克思主義。1892年，列寧寫下了其第一本著作《農民生活中新的經濟變動》。同年，獲得沙俄政府教育部批准，以彼得堡大學法律系校外旁聽生資格赴彼得堡參加大學畢業國家考試，獲金質畢業獎章與大學畢業證書。隨即進入彼得堡一家律師事務所從事見習律師，並參加了當地馬克思主義者組織的工人小組活動。1900年他曾被允許回到聖彼得堡（1924年～1991年改名為列寧格勒），隨後赴西歐繼續革命事業。在德國創辦了第一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報紙《火星報》。期間撰寫了大量革命論著。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俄統治後，德國人把自己的馬克思專利讓給俄羅斯，列寧是傳播馬克思的第一人選。當年，列寧乘坐由德軍安排的“密封列車”回國領導革命。他作了一次發言，指出俄國革命必須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過渡，並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綱》。

　　馬克思是一門學科，沒錯，蘇聯實踐了，俄羅斯放棄了，其正確性需要後人來驗證。

　　2019年是中國啟蒙運動100周年。100年前的今天，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宰割和瓜分，國家危在旦夕。而全國人民卻仍然處於宗法制度、三綱教義和綱常倫理的束縛之中，做順從的奴隸。袁世凱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上簽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出版了，揭開了中國啟蒙運動的序幕。陳獨秀的啟蒙運動就如一道強光照亮了中國幾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從沉睡中喚醒，為民族和國家起來鬥爭。

　　陳獨秀對馬克思的理論及其在歐洲實踐的實際情況並不清楚。那時翻譯到中國的，只是《共產黨宣言》（沒有德文翻譯，幾本上是從英文、俄文、日文翻譯過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還沒有翻譯到中國，陳獨秀當然不知道。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是根據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那時英國工業革命已經走向完成，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萊茵報》的主編，那時他還是一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當英國工業革命完成，馬克思仍然按照他從原始積累和資本的早期積累剝削所得到的那種殘酷剝削的資料，來創造他的共產主義的理論，空想是很豐富的。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毛澤東的空想更加豐富，中國沒有什麼工人階級，怎麼辦？把農民當成工人階級來空想來分析。但是毛澤東忘記了，農民是有產階級，是有土地的。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通過階級分析，毛澤東闡明了他的基本思想：無產階級團結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一切半無產階級（主要是貧苦農民）、小資產階級（主要是中農），爭取中產階級（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買辦階級，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統治，反對在中國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學習毛澤東的創新理論，說毛澤東的偉大在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他的理論的核心，但是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不能直接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通過黨來實現，列寧獲得這個發明權。列寧要把黨建成一個“有組織的部隊”，一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並且把黨的領袖打造成獨斷專行的統治者。毛澤東則說：“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其實，搞階級鬥爭，或者說大規模搞階級鬥爭是從斯大林才開始，毛澤東把它推上頂峰。戈爾巴喬夫這樣評價索爾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索爾仁尼琴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想法，使他們重新思考過去和現在。他是第一個說出斯大林暴政的倖存者，他的名字和獨特的生命故事將永存於俄國歷史。”

　　索爾仁尼琴用他的一生告訴我們：“善與惡的界限，不是在國家之間，不是在階級之間，也不是在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心中穿過。”

　　東歐蘇聯為什麼能發生巨變，恐怕最大的因素是這裡有宗教情懷。天主教東正教本來在歐洲就存在，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是後來的，蘇東坡並沒有“巨變”，其實是恢復本來。在中國，基督教是外來的，五四中國人丟了孔子，而基督教也無法真正進入中國。

　　中國共產黨由於十月革命由於五四接受了馬克思，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五四100周年留給我們一份思考。

　　五四導致中國建立了極權體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一般譯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猝逝，許多北京大學生與市民便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期間最多有一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

　　六四，我們應該學會懺悔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六四可能是中國人的“人格秦嶺”。我只知道，在我的作家朋友當中，北京開槍的當天，有些宣布退黨，在海內外流亡；有些不久後要求入黨，甚至出賣流亡的退黨者。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內容針對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學生遊行活動進行了批評，並將學生活動定性為動亂。

　　我們八十年代這些留學生，有的已經海歸，有些甚至擔任部長。每年兩會期間，我們都寄希望近距離靠近中央權力的同學， 在人大開會時提出議案：“四•二六社論”是否可以從新討論？

　　過去，我認為六四是一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經過30年的思考，如今我認為，六四不是一場民主運動，因為1989年的中國，不同於東歐，這裡有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理論背景推動着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而中國沒有。

　　也不同於台灣的民主運動，那裡有殷海光、胡適、雷震、傅斯年這些理論家在推動，而在大陸，沒有。

　　現在，我們八十年代的這些留學生對六四評價的要求，不高。我們只要求，政府承認， 89年六四不是一場“動亂”，六四這個話題是可以討論的。在沒有充分討論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麼一回事。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我們應該學會懺悔。懺悔不是單純一個認罪與不認罪的問題，更不是簡單的“誰是兇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一些具體的責任問題，而是，透過懺悔，看到實實在在的靈魂對話。懺悔，不是簡單的善和惡的鬥爭；懺悔，實際上搭起“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在一個息息相關的社會裡，面對八九坦克，我們的靈魂是否安寧？如果我們不能安寧，那就說明我們是有責任的；如果我們心安理得，那就說明我們的良知毀滅了。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樣每個人都有權利面對自己肉體的死亡。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條生命都必須得到體恤。

　　懺悔當然是事後的，但它不是着重於當時那麼做的後果，而是着重於動機，着重於對自己人性的惡劣本性的自我批判。懺悔不是要把自己的過失補救回來，而是要對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撻。懺悔對罪惡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後悔深刻得多。懺悔不是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惡從善，懺悔就是不認為自己可以重新做個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變的，但你願意為自己的有限性承擔責任。這種有限性肯定是會導致罪惡的，要承認這一點，要看清這是人性的本質結構。人性本惡，康德稱為人性中的根本惡。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惡，一切惡都是從人的有限性生出來的。根本惡是不可能通過懺悔擺脫掉的，但是人們可以通過懺悔而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把握自己的自欺結構，從而成為一個有深刻的自我意識的人。這樣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偉大的事業，他也不會盛氣凌人，也不會自封為聖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會更加寬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對待他人。

　　一個具有懺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當然並不能避免犯錯誤，但它不會老是重複犯過的錯誤，就會站立起來、強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