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探討系列之五--

〈作為立此存照的附件——致強國深水區班主們：我的有關探討“科學發展觀”的系列文字已經多次被扣發，對此十分不滿和遺憾！更質疑“強國論壇”名號的真實性。可以直率地說，下面這篇文字，就是針對類似現象有感而發的主動挑戰，以便搜集事實作論據。在真誠歡迎和期待你們組織、發動批判駁斥的同時，我將保留繼續對此類行為加以評論的權利！潘一丁
又註：讀者可直接去強國論壇深水區以作者名“老潘一丁”查詢筆者上貼記錄〉

應該承認，近代西方在跟自然科學有密切關係的物質文明領域裡，取得了極大成功，這種突出而可以直接看到或感受到的成功，甚至讓人們有意無意地通過宣傳引導，產生了“以點代面、一葉遮目”式的誤解，以為是西方（加工社會人的）文化比中國的更“優秀”、“先進”而自慚形穢，產生了情願當“跟屁蟲”的強烈願望。正是這種大繆不然的顛倒見解，一百多年來，讓中國人，先跟日本人走“變法維新之路”，後跟馬克思走共產主義暴力革命之路，最後又跟西方走資本主義唯錢是圖道路。摸着別人留下的石頭去趟渾水而吃足了苦頭。現在總算回過點“不對勁”的味來，而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發展觀”了。這起碼在表象上的確應該被看成是一種真正科學的“進步”，值得我們探討和掌握。

不過這“科學發展觀”不是可以靠“欽賜、御批”之類的“最高指示”定得下來的。甚至可以肯定，靠這種方式定下來的，一定是不科學的想當然“發展觀”。這樣的例子可以隨手拈來而比比皆是，如過去所謂的“（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大躍進”“句局是真理，誰反對就打倒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超英趕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及“貓論”“全盤西化”之類行動口號，除了迷信盲從、胡搞外，毫無任何一點“科學”可言，結果也都全部以“此路不通”的失敗告終，無一例外。

那到底應該如何建立或鑑別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運用解壓縮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建立起來的《新人類社會學》和科學《認識論》，按大自然不可違背的運動規律--叢林法則，在唯一只適用於人類（而不是高等動物）的層次上，用真正的言論自由為武器，來打一場“精神戰爭”，通過思想精神上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來自然地形成，除此別無它法。

其實這樣的結論根本不是什麼“發明創造”，而只不過是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某些階段性成功的經驗總結。比如中國的“春秋時代”，那時還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只是由一些由地域環境條件自然形成的小國“各自為政”。有擴大、統一的野心和客觀需要，卻沒有一套系統而完整的、可以被統治者和社會普遍認可接受的社會理論。所以政治生態上處於一個比較寬鬆、自由和開放的時代，各種不同的政治見解或社會理論，可以像“農貿市場”的瓜果蔬菜一樣地隨便擺出來相互比較、思辨和推銷競爭，由“顧客（統治者）”根據自己的學識、經歷和先天素質條件，來作選擇取捨，形成一個被後人贊之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環境條件。如果用時髦的詞彙來形容，就是有充分的所謂“言論自由”。可惜的是，由於這些理論的產生，都是建立在只知其然的表象認識層次上，理論上就註定不可能指導實踐取得成功，後來的失敗實踐證明果然如此。從此埋下了只知道文過飾非地，一味拿這些理論當自己主觀失誤的“替罪羊”的禍根！

可以說，“言論自由”是建立“科學發展觀”的前提和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其中道理也是明白無誤的。因為從西方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成功的經驗中，不難總結出一個普遍適用的規律，那就是凡是能夠跟科學相提並論的東西，一定是可以經得起反覆推敲質疑，在有比較、鑑別和能夠通過實踐來檢驗證明的條件下產生的，沒有任何例外，而我們之所以不承認西方的社會理論，理由也是因為它不符合這種規律，完全經不起實踐檢驗，根本不配稱為“科學”。所以，如果現在要想對建立的“發展觀”冠以科學之名，當然就得接受任何人提出的質疑、並達到這樣的標準，否則就不能跟科學掛鈎，最多只能被說成是某人的思想、理論，而沒有資格打出“科學”的招牌。比如我們可以宣傳主張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但是卻不宜提什麼“科學共產主義”，因為它根本經不起檢驗或質疑。這是有無數的歷史教訓的，過去曾經有許多領袖、偉人、學者、名人提出過許多社會或經濟理論，可惜這些理論都不敢正面面對挑戰，只是因為小集團利益的緣故受到青睞，靠權力的運作來宣傳和強行推廣，結果也都只有唯一一個失敗的結局。所有各家學派提出的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對立的理論，雖然被後來的一些統治者，或厚此或薄彼地輪番採用，但是實踐的結果卻總是殊途同歸地回到專制、獨裁的道路上，面臨必須改朝換代的下場。以科學認識論來究其原因，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包括儒、法、道，以及後來的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各大家在內的這些理論，全部都是在“只知其然”的表象層次上，來認識和解釋社會現象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味企圖以前人不成功的失敗實踐，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就算由於時代的機遇上了台，也絕對抵擋不住各種的確有理有據的反對聲音，只能重蹈覆轍地，或者壓制、封殺反對派的言論，或者掛起“不爭論”的免戰牌來我行我素。由於這些理論的產生過程，在邏輯上已經犯了根本性的原則錯誤，種下必然失敗的前因，除了有一點給後來的科學新理論充當“俊友”的對比價值外，理論上就註定沒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到了今天，這些社會學者們自己，不僅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人類自己和自己的社會，更不知道人性和天性的區別，以及它們相互間的互動影響和制約關係（不然也就不會有今天還沒有打完的“性善？性惡？”的文字官司爭論了）。所以他們面對社會問題時，提得出的，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之道，理論上就註定永遠只能的到“事與願違”的結果。這中國自春秋以來兩千多年（至今還沒有到頭）“翻做蔥油餅”似的歷史，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根據中國自己的歷史經驗，讓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當初的秦始皇不是用“焚書坑儒”的方式來堵住反對者的嘴巴（最後卻堵住了自己國家的前途）。那麼，這個國家後來所犯的許多導致改朝換代（甚至亡國）的錯誤，本來早就已經被持另外一種理論的反對派所指出。要是當初就實行“言者無罪”的暢所欲言政策，以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所具備的能力和條件，也許一種可以和西方自然科學平起平坐、相提並論的社會科學理論（比如在嘗試解壓縮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利用現代網路科技條件和西方社會寬鬆的環境所形成、已經或正在主動接受實踐考驗的《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系統），早就在那裡誕生過了！

但是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這種言論自由絕對不是後來西方社會引以為榮的那種類似“鳥啼蛙鳴，虎嘯狼嚎”，偏旁只能從“口”不配從“言”的“想說什麼說什麼”的自由，而是有嚴格科學界定目的，並遵守共同約定判斷規則的，一種實行真正民主（而不是那種簡單無聊的“拔河式”選舉）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不幸的是，那以後的中國歷代統治者，由於手中沒有掌握經得起言論自由來推敲檢驗的、真正科學的社會理論，所以往往總是只把“沒有言論自由”作為批評指責還在台上的前任（或前朝）錯誤的理由和手段，一旦自己有條件掌權後，就要面臨他人“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的、同樣難以招架的尷尬。所以馬上就得“改弦易轍”地，再次祭起“統購統銷”式的“一言堂”大旗，利用權力來壓制、限制、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反對派的聲音，落下被西方嘲笑為“文化落後”或“窩裡鬥”的把柄，正是這種爭取、限制、再爭取、再限制言論自由的反覆過程，寫就了一部還記憶猶新、有據可查的中國近代史，卻白白糟蹋了民族的崛起、和理應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的文化條件和機會！

所以根據這樣的歷史經驗，可以總結出一個準確判斷“科學發展觀”的標準，那就是敢不敢接受以真正的“言論自由”為武器的挑戰，來進行一場“精神戰爭”？而不是像總是把科學“龍”掛在嘴邊、反覆說自己“好龍”的葉公！

可以有把握地說，用這樣的標準作為“試金石”，可以檢驗任何一種言論或行為的科學“含金量”。不相信者，可以自己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