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編者按：此文雖是5年前刊登於紐約時報，但我一直沒注意到。 最近看到後，感覺此文的價值在於把事後零零散散的各來源信息（多數來自眾多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她的自身經歷按時間順序歸納，串聯，綜合起來（其中有些細節我也是頭一次知曉），清晰地勾畫出了六四開槍鎮壓的觸發因素和決策過程及核心人物。 從該文提供的諸多細節不難看出，推倒趙紫陽和鎮壓學運是很早（於胡的追悼會前後）就在鄧小平的心裡開始謀劃並實施了，其它因素如，嚴家琪的5.17宣言， 趙紫陽對戈氏的談話， 李鵬（背後是陳雲等）的骯髒小動作等，這些因素也加速了鄧要流血鎮壓的決心。 稍有邏輯思維的人都不難得出結論：鄧小平是六四流血的早期謀劃和最終決策人，他甚至親手阻止了其子鄧朴方為避免流血所作的最後努力。

今在六四三十周年之際轉發此文，不但有助於那些對六四屠殺真相還存異議的人認清真相，也有助於清理那些諸如“是學生堅持絕食導致了開槍鎮壓（並毀了中國民主進程）”等網絡謬論。

文中加【】的文字是我個人觀點的注評。

戴晴：備忘“六四”

25年前，1989年的6月3-4日。
紅旗已然在中國共產黨治下飄了40年當口，古老中華帝國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時期槍聲大作，坦克開進了天安門。

現代裝備的野戰部隊成建制地出動，沿街射殺學生和平民。
在“首都戒嚴令”發出十四天之後，七大軍區各軍兵種配合的大部隊作戰行動開始。不過數小時之後，軍隊開進街道，臨近各醫院死者與傷者堆積……
“平暴”勝利結束！從6月4日到8日，往日裡旖旎優雅的五代故都，一片肅殺。
6月9日，84歲的鄧小平出場。在這個國家，他唯一的職務是軍委主席。
鄧小平，在25年前的那個夏天，滅掉了本由自己選定的接班人：開明智睿、進取務實，聲望日漸卓著，但顯得不肯亦步亦趨的本黨同志趙紫陽。最後，他不惜動用野戰部隊……鮮血——學生的血、平民的血、士兵的血，一起灑在古都街頭。
在具有皇家象徵的懷仁堂大殿，鄧只為20萬官兵當中的15位“死難的烈士”默哀之後，這場屠戮行動的最終決策人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
“而‘反革命暴亂’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和‘四個堅持’的對立。”
然而，不過就在此前兩個月，事態似乎還不是如此。那是胡耀邦含冤離世的那天，筆者本人曾經親歷不曾為官家披露、也不曾為研究者注意的一場准高層會見：陪伴台灣《天下》雜誌總策劃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負責對台工作的官員汪鋒。
想來胡的離世，在那一刻尚未影響到黨政常規工作，汪鋒於是也沒有修訂他事先準備的談話——意圖通過台灣享有盛譽的嚴肅傳媒，向世界傳達中共即將邁出的實質性政治改革步伐：“小平同志最近考慮，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放進《黨章》。”
上所述現場，並非孤證。“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起草者胡喬木，早在這之前一、兩個月，就已經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個層次上傳悄悄話：“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從《憲法》上拿下來”，這就意味着作為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內容的黨政分開有了制度上的依據。
然而，不到兩個月以後，六部口血跡尚未徹底清洗，面對黨國鋼鐵長城（首都戒嚴部隊）百名軍以上幹部，鄧在懷仁堂大殿凜然宣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
難道胡喬木、汪鋒在傳謠？從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兩月啊！  【編者註：1989年2月6日—4月5日的波蘭圓桌會議確認了6月4日舉行自由民選組織新政府，波蘭團結工會經過多年的罷工爭取，加上波共的軟弱妥協，終於達成協議實現波蘭政治制度轉型。相信這大大加深了鄧小平的危機感，也使鄧意識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並早在一開始就決定了要強硬對待六四學運】

（二）那一天之前

北京，春暖花開的四月天。
1980年代一線管事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死訊傳來，滿懷一腔鬱憤的學生們，打起橫幅、走上街頭，希望越過黨的系統的層層管制，把他們的感受告訴百姓，告訴當政者。從內容和形態上看，學生們的訴求都已經越過正求學的年輕人的激憤，而跨到政黨與國家政治變革的層面。
抗議與訴求一波接一波，愈加豐富深刻、也愈加切中時弊，整個社會對中共40年執政的不滿——從肅反鎮反到嚴打，從公私合營到價格闖關、從小腳偵緝隊到政審排查、從《共同綱領》到階級鬥爭……深層表層，前所未有地、全民性地調動起來：以關愛熱血青年的形態爆發。
是時，趙紫陽，這名無論從理念還是情感，罕見地對異議懷有包容的政治家，以儘可能開明的姿態對待社會訴求，如他在5月4日接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代表時所謂：“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自從代理了總書記，在中顧委諸老或關愛、或嫉恨的環伺之下，在小平同志的威望與智慧籠罩下，在“寧犯思想錯誤，不犯組織錯誤”（胡耀邦語）的強勁潛規捆綁下，面對民間訴求，趙紫陽艱難地——應該說，也是十分勇敢與罕見地——發出了不一樣的調子：首先承認自身工作的失誤，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脹和社會不公。對“學運”，堅持認為：處理得好，將有利於進一步的改革（見趙紫陽《改革歷程》）。
對於當時（直到25年之後之今天）民間最為痛恨的腐敗與權力尋租，趙不僅曾致信中央，建議從自己家人查起，還建議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專機、專列和蜂擁警衛”；並立意從最根本處下手：建議全國人大常委儘快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具體法律。
趙當時或許沒有想到，這姿態，是會引起他人——特別是鄧家——強烈忌憚的……
這是因為，“鄧的改革有底線，一是不能觸動老一輩革命家和他們子女的利益，二是馬克思毛澤東的旗幟不能倒。所以只准許搞經濟改革，政改不動。用舊的政體保護特權，用馬克思毛澤東旗幟以示合法。這是鄧的局限性，為腐敗設立了溫床”（見《改革歷程》）。
鄧小平不得不動手了。不止為驅散人群、收回廣場，他還想要別的。
鄧已經忘記北大學生在國慶35周年遊行隊伍中打出的那個用自己床單製成的橫幅“小平您好”了麼？已經忘記1976年丙辰清明時天安門廣場樹枝上掛着的叮噹作響的小瓶子了麼？

（三）回到1989

4月15日
胡耀邦離世。趙紫陽親赴米糧胡同向鄧小平報告（見《改革歷程》）。
17日學生上街遊行，“懷念耀邦”、“中國魂”等標語拉出。
讓大家鬆了一口氣的是，鄧“摒棄前嫌”。他告訴總書記，一定出席胡的葬禮。
此時的鄧，想到什麼？
十三年前“丙辰清明”的民眾悼念，讓身處最高權位的毛澤東（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矛頭是對着我的”——以悼念總理為名；“有人插手”——直指的正是剛被二次打倒的鄧小平。
如今身處最高權位的，已經是鄧小平自己。“矛頭對着小平同志“。 出此言者---李鵬的嗅覺格外靈敏。 【鄧從學生上街的第一天就主觀認為運動的矛頭是對着自己的，實際上反官倒，反腐敗，要自由（人權）才是主因】
別的人呢？他們打算借這局勢為自己一腔宏願與一肚子不得意鬧鬧麼？

4月18日
這一天，粗疏的口號式政治抗議（而非單純悼念）開始。風頭最勁者，湧向新華門。針對“衝擊中南海”行動，鄧小平立即同意楊尚昆的建議，調38軍部分部隊進京保衛中央。
按照常委分工，這天具體在第一線處置的是喬石：堅持不扣帽子的勸說與調用公安清場。奏效。  【需留意：鄧一開始就調動正規軍進京，楊是鄧的軍中大秘，而以楊的地位和權勢是絕不可能主動（沒有鄧的授意）提出調動正規軍】

4月19日
北京《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這是1980年代以來，在改革風潮中逐漸實現角色轉換的兩家報刊——聯手召集在京的開明高幹、輿論領袖等，開了一個“祥和”的追思會。
與會者籍懷念他們半個世紀的戰友、他們蒙冤的總書記，從思念慢慢轉向對蒙昧、對霸道、對無視規則之專權的批判，其力度已經遠大於學生們的呼喊：他們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後一系列失敗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個人專權”與“非程序化權力更迭”這要命的痛腳。
從4月18-23日，鄧消失在公眾視野當中。
和毛一樣，鄧應該算作是大時代的大政治家，而非平庸投機政客。鄧最看重的，無疑是1980年代已經出發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即將出發的政治體制改革——但大權不可旁落，想要甩開共產黨自己干，門兒都沒有。
猶記86年底那次“鬧事”，《人民日報》1987年開年的社論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在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說得乾脆：“學生再有鬧事的，一律開除！共產黨決不培養反對共產黨的大學生！”
或許，還沒到該出手的時候？當時，我記得整個北京傳的是：小平同志認為，兩邊（即開明與強硬）“誰有本事誰解決”。鄧的改革正推進到節骨眼，只望一切順遂。有人鬧事——以鄧的意思，那就“快刀斬亂麻”。
這天，趙紫陽就訪朝一事拜望鄧時，特別談了學潮情況和自己的處理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趙紫陽《改革歷程》）。
廣場局面膠着。對於知識人的自命不凡，對於盲眾泛意識的惡，鄧心裡有數。

4月22日
鄧出席了胡的葬禮。
年屆84高齡、晚期帕金森病人。鄧堅持站立一小時。
沒有幾個人知道鄧在答應參加此葬禮之後，又恨恨地說的那句話：“規格夠高的了”。他的這一糾結不是一天兩天的了。1987年初，一舉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自認把到聖脈的李鵬建議乘勝追擊，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大批判”，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舉全殲。鄧當即喝止：他沒犯什麼錯。淡化！
葬禮當天，徐勤先任軍長的38軍部分官兵赴京維持秩序。廣場和人大會堂前數萬北京大學生徹夜聚集。葬禮期間，三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請願，引發騷動。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3日
出訪朝鮮之前，趙紫陽特別前往鄧家請示。鄧說了什麼？據趙記錄——鄧說“等朝鮮訪問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總書記的問題”；鄧讓趙“放心去。回來以後，軍委主席交給你”。（見《改革歷程》）
然而，就在這天，詭異的事情出現了——據李鵬日記，就在這天晚上八點半，一年前剛剛接受恩賞當上國家主席的楊尚昆“鼓勵”他去見鄧小平，說自己也同去——想來不會是去打橋牌。這“鼓勵”，是楊自己的意思，還是奉命而為？
查《鄧小平年譜》，這一天空白。事實上，不僅這一天，從4月22日到5月10日，在北京和全國多處“炸了鍋”的局勢下，公開發表年譜對鄧的活動均無記載。 【事實上，鄧策劃了4.26社論之後就出京觀戰了，一來躲避趙回來後的求見（讓趙自主暴露其親學生立場），二來私訪大軍區首長取得鎮壓學生的支持】

4月24日
就在總書記出訪翌日，暫時受託“主持日常事務”的李鵬，出手一個統攝全局的動作。這天晚上，他召集並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聽匯報，作總結，氣勢十足。共產黨歷年用來嚇人的“定性八卦”全用上了：形勢嚴峻、蓄謀已久、有計劃有組織、反黨反社會主義……本是中央委員、且任職常委會秘書的鮑彤，此次被排斥在外。鮑彤並非趙紫陽走到哪兒帶到哪兒的親隨，如王瑞林之於鄧小平。1980年，趙奉調入京擔任總理，鮑彤是中組部為趙選派（而非他從廣東或者四川帶來）的秘書。
“動亂”二字在碰頭會上出台。繼而議定成立制止動亂小組。 【註：李鵬這次常委會出乎意外的內容明顯是頭一天晚上被叫去鄧家授意的】
會議結束。李鵬宣布第二天到小平同志那裡，“請老人家聽一下常委匯報”。（見《李鵬六四日記》)
後人讀史到此，難免油生疑竇：
23日李鵬送趙赴朝訪問，趙在回答李鵬“還有什麼交代”的時候，明確說“對於學潮，我還是那三條意見”（即已經鄧首肯的“三條建議”：1，追悼會已經結束，堅決勸阻學生上街遊行，馬上複課；2，儘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搶要依法嚴懲；3，對學生積極疏導，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各種形式的對話），怎麼不過一天之後，常委會齊刷刷地全變了主意？ 【很可能是李鵬對常委們轉達了鄧的意思】
其實，對趙不利的跡象早已出現，只不過不為外人所知。趙本人當然也蒙在鼓裡。
這也就是說，這個“反革命動亂”的定調，很有可能是在23日晚上，而不是等到政治局常委正式匯報的4月25日上午才發出——那已經是在照着腳本演戲了。
這裡，尚須補充一點具有啟示意義的細節：
這年4月初，80年代活躍在文化界的張郎郎聽到華潤在香港的中國廣告公司總經理胡文善（胡那時更重要的角色，其實是該公司派到鄧家專事打點這家成員雜事的跑腿，比如鄧林香港開展賣畫，胡便邀闊佬前往，然後在闊佬出手時再在定價後邊加上一個0）在審看贈送即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禮品像冊的時候，胡幾次開口“他（趙紫陽）的（照片）別太大，別放這個（重要）位置”。張記得自己當時心裡一驚：怎麼，趙在鄧家已經不被看好了！
再有，鮑彤曾記得，鄧家女兒在學運前曾專門上門要求總書記身邊的鮑彤出手制止社會上“徹查康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組建的公司）”的動議，不意竟遭到鮑的拒絕。她最後丟下了一句糙話“老娘不高興”（25年後，鮑彤對此仍是一頭霧水，不知這“老娘”所指何方神聖）。是否可以由此推測，早在十三大大刀闊斧推進改革之後的1988年，鄧家女眷已經有要總書記“挪挪位子”的議論了？   

4月25日
在黨的總書記不在的情況下，政治局常委會在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的家裡召開了。聽匯報的鄧小平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定調：
“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要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會出更大的亂子。不要怕什麼國際輿論什麼經濟制裁。共產黨人從來是什麼都不怕。”（見《李鵬六四日記》）【23日好言好語支走趙，24日授意李鵬開常委會，25日就定調“動亂”，這個節奏還不是為鎮壓做謀劃是什麼？】

4月26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俗稱“4·26社論”），正式把春夏之交這場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敗”“反官倒”運動定性為“動亂”——鎮壓開場了。

4月27日
1989畢竟不是1957。中國變了。中國人變了。中國青年，經歷了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十年，不打算再在政治恫嚇下屈服。
絕不認可“4·26社論”！數萬學生在百萬市民的夾道瞻顧下，以平和而堅定步伐通過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軍隊的）攔阻線。
旨在抗議“4·26社論”“動亂”定性的“4·27大遊行”秩序井然。這本是八九風波里最可播揚的亮點——無論民眾還是官方；無論組織者還是軍令發布者。

4月30日
趙紫陽訪朝歸來，立刻求見鄧小平。【趙不知鄧已秘密離京（故意不告知趙）】
在平壤，當他得知“4·26社論”時，曾回電“同意小平同志決策”，但具體究竟是堅持他提出的“三點意見”，還是堅持鄧的“反對動亂”，不得而知。
然而，如此重大與緊急求見，居然遭擋駕：一連十多天。鄧家大秘王瑞林說，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中蘇最高級會晤定於5月中旬舉行），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對此，趙紫陽沒有過絲毫懷疑，只有“請閆明復（時任統戰部長）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轉告。
這期間間或有話從鄧那裡傳來：鑑於社會反應，鄧周圍的人也感到“4·26社論”的問題，希望事情“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彎子”，具體做法，“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頂好不要找鄧，萬一不同意，反而難辦。（以上均見《改革歷程》）
從4月底到5月11日，趙一直按照此精神辦理，正如他在5月4日的“亞銀”講話中所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
問題是，小平同志在哪裡？
“重大決策的掌舵人”從上下左右視野中消失了十多天。受制於不同元老的常委們，在“4·26社論”背景下各懷拳經、艱難運作。
對這“消失了的十多天”，除了民間研究者的推測，官方（包括軍方）沒有一個字透露。

5月4日
趙紫陽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並針對當時的國內形勢，發表了“同中央立場和方針不同”的談話。

5月6日
趙紫陽提出呼應學運的合理部分，“儘快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具體法律”。

5月11日
除去近隨，在對幾乎所有人——包括趙紫陽——保密的情況下，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十多天的鄧從外地回到北京。楊尚昆獲准前往匯報並聆聽。由此，鄧得知了趙的“亞銀”講話；得知了講話之後上上下下的反應——包括李鵬在內的常委們、官員們和知識分子們，都認為“很好”——在北京的許家屯曾寫條子給趙：“楊尚昆對這個講話極為贊同”。 【如果鄧真心要保趙，在得知趙的“亞銀”講話（明顯和4.26社論唱反調）後，應該想法阻止趙才合乎邏輯】
鄧得知局面依然膠着。鄧還得知政治局常委會已經建議人大常委在六月份的會議上對此次學運做專題研究。（以上均見《改革歷程》）

5月13日
在求見鄧小平13天之後，黨的總書記趙紫陽終於得以前往覲見這位黨的軍委主席——楊尚昆陪伴。
恰在這天，趨於和緩（間或拉鋸）的局面被突破——絕食學生進占天安門廣場。
此時聚積在鄧心中的，除卻惱怒，更多的，或許是焦急——中蘇最高級會晤在即。
無人能夠否認，中蘇兩黨兩國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結束過去，開闢未來”這一步，可謂運籌擘畫十載，是鄧內心的巨大驕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卻遭逢如此尷尬。
元老們（陳雲、李先念、還有從頭至尾一以貫之視“犯上作亂之眾”為齏粉的王震）再度施壓：“黨內思想混亂”、“出現兩種聲音”等等。到這時候，鄧對趙並未嚴厲責備，只要求“儘快拿出辦法”。鄧當然也沒有忘記強調“非法學生組織不能承認”（見《鄧小平年譜》）。
趙能拿出辦法麼——當鄧堅持視國民為子民的中共法統，無視民意訴求，堅持不從“4·26社論”退步，堅持“壞人挑事”說時。
改革離不開鄧的專權，對此，趙紫陽比誰都清楚。將他從四川調入北京，擔任副總理、總理、總書記，哪一步離得開鄧？意識形態領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風浪，沒有鄧的一言九鼎，頂得住麼？
趙沒能拿出辦法。

（四）這三天

5月16日
中國最高領導人第次會見戈爾巴喬夫：楊（15日，機場）、鄧（上午見，中午宴請，人大會堂）、李（下午，釣魚臺）、趙（晚，釣魚臺）。
中聯部與外交部相當緊張：接待到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是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會見為主，還是與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會見為主？講究規格儀禮的外事活動，怎麼個處理法？
儘管中聯部已經照會蘇方，與鄧的見面是所有會見的最重頭，但對方還是心有狐疑。會見最後排序：鄧在先，趙在後。外交部也很緊張，只好定出“淡化處理，既不迴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
中聯部與外交部不知道的是，早在三天前的5月13日，在總書記上門請示小平同志有關此次會見的時候，鄧已經明確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以上均見《改革歷程》）
戈爾巴喬夫如期抵達。因為廣場被學生占領，這場準備了近一年、引起世界關注的大事，國賓歡迎儀式只能臨時由天安門廣場改到機場舉行。
不知出於隱忍還是淡定，在這天上午出場的、曾在60年代主持過中蘇意識形態論戰——“九評蘇共中央”寫作事宜的鄧小平，表現得興致很高、談鋒甚健，脫稿歷數中蘇歷年恩怨。最後，在客人既沒見到總理也沒見到總書記的情況下，鄧握住對方的手：“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戈爾巴喬夫笑容滿面地點頭同意。隨即，鄧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記者說：“趁他們還沒有離開，我們也宣布兩黨的關係實現正常化。”（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
傍晚，總書記出場。趙心裡惦記着三天前小平說的那句話，於是——據趙後來回憶——“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強調“最重要的問題上，仍要小平同志掌舵，最後的決策人是小平同志”。
宴請結束，趙立即召開常委緊急會議。局面如何疏解，雙方依舊糾結在“4·26社論”。對於尋找機會將他置於死地的對手，趙似毫無察覺——哪怕李鵬相當不尋常地不許鮑彤如往常一樣列席會議。
在會議結束時，總書記下的決心是：必須改變對學潮的定性，由自己承擔責任，明天直接“向小平同志說明這次學潮真相”。
趙是不是依舊相信鄧對改革局面的珍惜？相信自己與鄧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認知與道德底線？
這天的政治局常委會，直開到凌晨2點。艱難地、幾經拉鋸地定下“趙代表常委，對廣場學生發表《停止絕食書面談話》”——此“談話”一一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內含愛惜與期待，但“4·26社論”精神已不見蹤影——這是趙做了多麼艱苦的努力才爭取到的！廣場上亢奮的抗議者卻毫無反應。
直到此時，還未見一個人對趙戈會面提到“小平是最後決策人”提出質疑。（以上引文均見《改革歷程》）
這天，知識分子籌劃有時的《五一六聲明》發布，聲明以北京知識界的名義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

5月17日
凌晨，趙求見鄧：希望單獨見。鄧辦通知他下午再說。
“向小平同志說明這次學潮真相”——最後的機會了。十三大以來的政治經濟局面，不都因為鄧小平最後把舵？這，趙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自1980年4月調入北京，九年以來，趙穩紮穩打，而且特別顧及“意識形態臉面”地只談經濟體制改革——鄧對趙因此鼎力支持；對於政治改革，鄧的意見和底線，趙不僅清楚，也不曾掉以輕心。這樣的局面，太難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下午，趙的求見遭鄧拒絕。似乎是，通過自己的特別渠道，鄧小平已經被“下了小話”，已經沒有了單獨見他的必要（見《改革歷程》)。 【此時鄧已下決心推倒趙了】
下了什麼小話？時任國台辦主任丁關根後來對李鵬說，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處，與鄧談話，雖然已有讓趙下台的意思，但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見《李鵬六四日記》）
廣場幾近沸騰。“鄧小平下台”標語（大約在10時）第一次出街；臨近中午，直指鄧小平為“老邁”“昏庸”“垂簾聽政”皇帝的《5·17宣言》出台，其起草者：曾任社科院（俗稱“黨中央智庫”）政治學所所長、曾在鮑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工作過的嚴家其。
這天中午12點前後，鮑彤在得知“外面傳說的情況”之後，委託鄧家熟客致電鄧宅，希望“通過鄧榕做一做她們家老爺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陽見戈爾巴喬夫講話的本意解釋一下，以免發生誤解”。“電話接通後，鄧榕回答說：‘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並說，‘我們家老頭子已經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她說這話時，語氣顯得十分激動，並放下了電話。”（見吳偉《198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鄧應該已經告知家人倒趙的決定】
下午，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家召開（楊尚昆、薄一波參加）。
諸常委焦慮地一一議論之後，鄧給出結論：紫陽同志的亞銀講話之後，學生鬧得更凶了……接着，鄧對“學潮”給出了遠超過“4·26社論”的判詞：
“這次事情不一樣……一些同志到現在還不明白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學生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止那些學生，更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根本口號就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見《李鵬六四日記》）
李鵬在他的發言裡，再次點鮑彤的名，說趙的亞銀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聯想到16日晚李鵬超乎尋常地不許鮑依慣例列席趙召集的常委會，聯想到鄧在講話的最後發出“戒嚴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絕對保密”之後，“尖銳指出：你們常委辦公室里有奸細。我倒要看看，這次是誰走漏消息”——十天之後，鮑彤即以誣指的“泄密”遭捕——此刻，是不是在某個更小的圈子裡，“4·26社論”所指的“後台、黑手”終於鎖定（見《改革歷程》）？
姚依林在會上率先提出，趙見戈爾巴喬夫時“把小平同志推出來……無異是要把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推到小平頭上，把學潮的矛頭對準小平同志”。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重大問題上必須向小平同志請教，請小平同志掌舵”，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的一致認定。這一“一致認定”雖從未正式公諸全黨和國民，但趙見戈氏前也數次在兄弟黨和來訪國家首腦間公示。這次趙戈會見之前，趙曾就此專門請示過鄧；四月中以來，中共要員在會見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的時候，都曾專門講過這一點。為什麼到了1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一句不僅全黨默認、而且正在踐行着的事實的話，竟變得如此大惡不赦，變成了“赤裸裸把矛頭對準敬愛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見《陳一咨回憶錄》）
在軟禁中，趙回憶說：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這段按照他的意思、而且事後反應很好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見《改革歷程》）
對愈演愈烈的局勢，鄧給出結論：當局不能再退。鄧“鄭重地向常委會提出”：調用軍隊，在北京實施戒嚴，堅決制止動亂。
說是向常委“提出”，在場的沒有人認為這不是最後拍板。總書記當場表示“對此難於執行”，只能“服從黨的組織紀律”。
在趙紫陽不同意戒嚴，甚至要求辭職的情況下，鄧小平“指定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
到最後，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
“上次”？說的是不是4月25日？那回，李鵬一干人前往鄧宅“向小平同志匯報”。鄧聽後同他們講的，應該算是內部交底吧？而李鵬的做法是：當天夜裡就把鄧的內部交底向各級幹部傳達，並立刻將其寫成4.26社論發表。李鵬聞戒後連連說：不會！不會！（以上均見《改革歷程》）
實施戒嚴，有了鄧的明確“提議”，如何具體部署？晚上，常委們到中南海勤政殿繼續開會。到了最後，對戒嚴與否，就算鄧已經發話，五人意見依舊統一不起來：李鵬姚依林同意，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中立。鄧的戒嚴“提議”，竟然在中國政治的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常局常委會上沒能得到多數同意。
趙紫陽請求辭職——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職權行使，事實上已經畫上了句號。黨與國家命運的決策，即使在形式上，也無可掩飾地轉到鄧小平（外加元老）手中。這回，年屆八十有四的“老爺子”，不得不親自走上一線。
鄧是否知道，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進，趙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即所謂“跪着執行”。此刻，是否對平民動用武力，已經觸到了這名政治理想家的底線。有些理念，比如內心深處對自由與正義的堅守，是不能拿來交易或者玩弄的。也就是說，趙不能做到像鄧在林彪墮機後給毛寫輸忠信那樣——在口頭絕對服軟，至於以後，那就再說了。
也許，鄧在等着趙的告饒。可趙無動於衷。
一手親選的人，居然不一致緊跟……對鄧說來，是不是有些意外？但這已經不重要。因為，還沒等他們晚上開會，鄧已經自己動作起來：召集“三大佬”——陳雲、李先念、彭真，秘書們也立即通知軍委常委們外加王震、鄧穎超：次日（18號）上午召集中顧委和軍委常委開會，通報政治局常委的戒嚴部署。
廣場那邊呢，在這十多個小時裡？
《5·17聲明》起草人嚴家其後來說：《5·17聲明》將鬱積於胸腹之中對專制體制的憎惡，盡情揮灑出來：
“清王朝已經滅亡76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4·26》就無法否定……”
這篇檄文，17日凌晨之前就完成了。推算起來，此件被遍布各處的耳目“報送中南海”時，也許正是趙希望單獨見小平而遭拒的時間檔。 【這篇檄文徹底把一直居幕後的鄧推到學生和群眾的對立面了】
這一聲明，“在決策圈引起強烈反響”。“是日晚鄧家人坐在一起。鄧臉色凝重一言不發，看着《5·17宣言》。全家一致認為：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來，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見《陳一咨回憶錄》）
5月17日是“八九六四”最關鍵的一天！
圖窮匕首見。中共最核心的問題此時現身：到底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5月18日
這一天凌晨，一線的領導人到距離天安門廣場最近的幾家醫院看望因絕食而被救治的學生。趙返回後，分別在上午和下午給小平寫信：一封請求辭去職務；一封請求鄧再考慮，改變戒嚴主意——兩封都被楊尚昆勸阻。（見《改革歷程》）
這天上午，李鵬在11點與學生代表對話並現場直播；楊尚昆則召集軍委常委擴大會傳達戒嚴決定。
甩開了堅持“和緩、協商”的總書記，中辦幾乎癱瘓，軍委和國務院依照指令動作起來。
鄧呢？有沒有動作——在這最最關鍵的時刻？
毛澤東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將規章玩弄於股掌：黨內外種種組織、機構、名號、小會大會、書記處工作會、政治局擴大或者不擴大的會議……不過是毛專權的行頭：或撮或撇，完全根據情勢需要。
這回，到了鄧時代，由鄧選定的政治局常委會，居然拒絕緊跟他的“戒嚴”決定，這太意外了。但決心已定，話也放出去了，鄧小平效法恩師，一招不成換一招：召集顧問委員會，換個方式通過。
按照小平建議的“部署”：戒嚴命令將於5月19日內部宣布；21日凌晨實施。楊尚昆負責具體規劃。最後，鄧小平簽署命令：三大軍區及武裝警察約十八萬人於5月19、20兩日，進駐北京地區的目的地。
說是“戒嚴第二天宣布，21日實施”——事實上，沒等他們決策，三名軍委常委上將劉華清、洪學智、秦基偉也還沒有表態，楊尚昆（包括下午參加“戒嚴工作會議”的李鵬、喬石）已經動作起來。
楊尚昆上午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擬定出以軍委主席名義發布的進軍命令。鄧簽署後，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指示總參謀長遲浩田立即與三大軍區司令員最後確定“每一個集團軍的有關師團進京名單、進軍具體時間、到達目的地時間、戒嚴主要事項等實施細則。（以上均見《李鵬六四日記》）”
命令發布。有“萬歲軍”之稱的38軍軍長徐勤先率先“抗命”。
對此，徐後來曾對李銳等人有過“交代”：
北京軍區於當天在駐首都的軍區大院，以“作戰會議”的規格，傳達軍委命令。
蹊蹺的是，並沒有什麼會議，而是“一個野戰軍一個野戰軍的來”聽命令，每個戰鬥單位“多少人，什麼時候出發，什麼時候到北京，指揮所設在什麼地方，帶什麼武器，帶什麼裝備”——任務部署明確具體。
面對執行傳達命令的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38軍軍長徐勤先說：“你們親自給軍裡邊傳達去，我不管。”周說，你是軍長，你怎麼能不管？徐：“軍隊是黨領導的，沒有我還有別人呢。”
多年後，徐勤先追述：“局面僵持着。他說，你還是傳達吧。我沉默了一會，我說你給我個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說打仗的時候先口頭的，完了以後再給你補文字命令。這個他說的也對，軍隊有一個口述戰鬥命令（的軍規），而且口述戰鬥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務口述的，任務部署完了，這時候根本沒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後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這個說的也對。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對，他駁的我也對。僵持了好長時間。”
“最後，我還是到作戰室用保密機子把命令傳回去了”——從北京傳到保定38軍軍部。“傳達完了命令我表了態，我說我不同意。我都跟他們講了：我不同意，後邊的事兒我也不參與了。”
“抗命”之後，徐勤先被送到軍區85樓招待所。在那裡，“我想，我在這兒呆着還幹什麼呢？我就給劉志華同志打了個電話。我說政委，命令我傳達完了，後邊的事兒我也不參與了，我回總院住院去。劉政委還說，好吧，你安心養病吧。我就走了。”
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徐因此被軍事法庭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徐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後果麼？當然不是。因為，在與周司令員的僵持中，徐已經說“你上級命令我當軍長，你可以撤我嘛！”但徐同時又是一名中共黨員，也清楚地記得1980年胡耀邦總書記主持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徐說，《準則》“其中有一條，無條件執行的條件——除非是會立即引起的嚴重後果的情況，必須無條件的執行。這就是說，政治上有什麼重大的問題，你都應該是下級服從上級。但是什麼東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會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
對於這次的軍令部署，徐勤先認為，“這個事和打仗不一樣，這是個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這麼辦。”
徐如此認識，並非無根無據。從學潮一開始，38軍就在北京執勤，5月16日碰巧徐又因突發性腎結石在北京住院。對北京市內的情況，徐是了解的：“矛盾很激烈，這樣的話非發生衝突不可。和老百姓發生衝突，好人壞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誰負責？明顯當時的狀況不適合用激烈的辦法解決，還是用談判對話的辦法來解決，這是政治問題。”
而依照軍令武裝強行推進——“這樣的話，非出事不可，就是軍隊和群眾發生衝突。發生衝突無非就是流血。因為他已經明確帶槍帶子彈，帶槍帶子彈肯定要出問題。”“帶槍帶子彈就是為了要鎮壓，因為鄧在這之前有好多講話，‘我們有300萬軍隊’；‘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聲不好’——他的狠招兒已經出去了。”
在命令傳達的當場，徐勤先就明確講出他的意見：“我說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國務院，好好研究研究，這問題不能這麼解決。”
當晚，此情被報告到中央軍委。楊尚昆命令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立即趕到保定38軍駐地，以保障該軍黨委成員堅決執行軍委命令。
鄧小平當然隨後即得知。他只原則上說“軍紀嚴，軍心齊”，讓楊尚昆去處置。
軍長“抗命”，這是鄧小平自學潮以來，遭受到的第三個“當頭棒”。第一個是“4·26社論”之後的“4·27”大遊行；第二個是他明確發令之後的常委會表態，居然多數拒絕緊跟；這是第三個：王牌軍軍長抗命！
三個當頭棒：民心、黨心、軍心！

（五）又三天

5月19日
如果說前三天，就“戒嚴”而言，是提出與決策，而這一天，終於到了宣布與實施的時刻。
《李鵬六四日記》載：這天上午10點，應召赴鄧宅“開會”的，是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軍委常委，外加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
據李鵬“當時的記錄”，鄧在會上講了六點意見：
“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指鄧小平）和趙紫陽。
“動亂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誰要退，誰就是逃兵。本來‘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情況已好轉，學生已決定複課。趙紫陽5月4日講話是一個轉折點，學生鬧得更凶了。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扭轉動亂局勢，我提出戒嚴。……戒嚴步驟要穩妥，要儘量減少損傷，但是要準備流點血……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頭鬧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搖羽毛扇的。要讓這些核心的人，在戒嚴時期露出頭來。趙紫陽周圍的人還要搞名堂，這很危險。鮑彤先隔離起來，切斷他的對外聯繫。
“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問題出在中央內部，會議任務就是解決中央領導問題，決定總書記和常委補充人選。領導不能中斷，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加以確認。參加的人範圍小一點，人少一點好。非常時期，開300多人的會，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參加，還擴大到老同志和軍隊的人，不超過40人，寧缺勿濫，不允許有里通外面的人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由李鵬、喬石、宋平負責，參加會議的名單也由他們提出。我這個人，錯誤也不少。選了兩個人，都選得不妥。兩個人的問題都出在自由化上。兩個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還急，具體辦法不多。趙紫陽是說得多，做得少，歷來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開放搞自己名堂。這不能讓，改革的旗幟要由我們來舉。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來。李鵬繼續當總理。我提出江澤民當總書記，江澤民這個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擔起這個責任。胡啟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進常委的條件。
“輿論不可小看，要讓絕對可靠的人掌管起來。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導。”  【從鄧的這些講話看，壓根沒提學生絕食一事，明確了戒嚴的目的是要清除中央以趙為首的一幫人，和黨外“搖羽扇“的人】
據李鵬之所記，與會的同志對小平同志的講話，都一致表示擁護。
許多人注意到，文革後復出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對於鄧小平以改革開放之名攏起自己的人號令全局，早就一肚子的不甘。與鄧聯手成功鬧掉胡耀邦之後，他們對學潮這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更是心中暗喜。他們最怕的，恰是學生沒鬧到他們的目標達成就住手。40天來，台上台下不停搗鼓，到了“大亂子，趙釀成”， 勝利在望，即只差最後逼鄧小平出演最後一場：組織解決（趙紫陽胡啟立出常）。然後，他們再一個個道貌岸然地拎出自己親信排座次，分果果。
這天凌晨，趙紫陽終於衝破“一再阻止”，依照中辦安排，到廣場和絕食七天的學生們見了他公開露面的最後一面。正是在這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後，他那帶有河南滑縣口音的幾句話流傳全國以至迴響到今天：“對不起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下午，他接到“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包括不知何人起草、與他的意見完全相違、卻需要他來宣讀的黨的最高領導人講話稿。
趙拒絕出席。
這天下午，廣場人頭洶湧，“來京聲援學生已達六萬餘眾……‘戒嚴’‘軍隊進城’的傳說紛至沓來”（見張萬舒《歷史大爆炸》）。
也在這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中共中央常委報告送達中辦：鑑於當前嚴峻局勢，建議原定於6月20日召開的本屆常委第八次會議提前召開，並請萬里委員長中止出訪立即回國主持會議。雖然是中共黨組的報告，但人大十一位黨外副委員長和不是黨組成員的副委員長對此均一致贊同。（見《李鵬六四日記》）
也是在這天下午，屬於“改革智囊”（即體制內改革精英）的“三所一會有關反對戒嚴決定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發布。尚可稱作體制外具有獨立意見和運籌能力的“公知”（陳子明、王軍濤、周舵等）站到了第一線：在薊門飯店成立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晚10點，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宣布“政治局常委戒嚴決定”。諾大北京，開會的地方都不好找了，動員大會最後定在軍隊總後勤部禮堂召開。
簡單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個人：第七張是一把空椅子——總書記趙紫陽“身體不適，請假”。
喬石宣布開會。與前番原則性的空洞恫嚇不同，在這次會上，北京最高領導人（市委書記李錫銘）點了一串“幕後黑手”的名字：方勵之夫婦以及海外的一些人。
李鵬的“主報告”中的一個亮點，是在尚未點名的批判中，將趙的罪錯定在了5月4日“亞銀”講話的“分裂黨”。
下邊本應總書記兼軍委第一副主席講話。但是無奈之下，小平同志與政治局常委會的聯絡員——楊尚昆不得不上前脫稿做即席發言。楊說北京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且一而再、再而三強調這回調兵的“不得已”，以及“絕不是對付學生”。
如果不是對付學生，那對付誰呢？用二十萬正規軍！李錫銘點出的“幕後黑手”多在境外啊！
鄧小平的戒嚴這步棋，誰看得透？
散會。與會者離開總後禮堂的時候，“從東南西北各路進京的軍車，在各個重要路口，被成千上萬的群眾包圍堵截”。（見張萬舒《歷史大爆炸》）

5月20日
到北京執行戒嚴的部隊依照命令開進，但無法進入預定目的地。
下午，楊尚昆主持軍委和戒嚴部隊負責人會，做出“從次日起，部隊轉入休整狀態”的決策。李鵬在日記里對此解釋說：受阻部隊原地休整，進行思想動員。同時調後續部隊進軍隊，形成大軍壓境之勢。

5月21日
這一天，軍隊中張愛萍、蕭克等八位上將聯名給戒嚴總指揮部和中央軍委發信：“人民軍隊決不能向人民開槍；軍隊不要進城”。這些空有老資格但並未實際執掌兵權的老將一時之激憤，難阻戒嚴。
這天上午，“因病請假三天”（19日-21日）的趙紫陽“叫閻明復到家中，對閻說，學潮這樣拖下去，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楊尚昆拒絕了趙的建議。（見《李鵬六四日記》）
楊為什麼拒絕？因為這位軍委常務副主席兼鄧的大管家，對鄧的態度有十足把握。終生不喜歡虛套的鄧，與毛一樣，視人大政協為安排些名人和“退下來”老同志的窩窩。早在1954年，毛澤東就在中央一次會議上說過：“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此情，趙紫陽豈不知？但必須制止流血，這在他心頭已是重中之重。從1987年代理總書記，到十三大之後任總書記，在推進改革的每一道坎上，都是鄧在支持。這次，從胡耀邦追悼會前後，到5月13日廣場絕食之前，鄧對趙“主張對話、抓廉政、抓透明度”之意見，不僅“原則上表示贊成”，更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
在政治局常委、包括總書記，已經無法工作的情況下，趙只好全力推進另一步棋：必須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啟動《憲法》，“由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治的形式，扭轉局面”。（以上均見《改革歷程》）
趙紫陽早在5月6日就已經正式提出——呼應學運的合理部分，“儘快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具體法律”。接着，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趙又對此一再強調。其後，人大委員長（同時也是政治局委員）萬里及時做出呼應：“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開人大常委第八次會議”。
在21號這天，人大委員長萬里無疑已成為各方爭奪的人物：何時回國，何地降落，回國之後人大如何運作……顯然，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沒有得到多數票通過的戒嚴決定，如果再觸礁於人大這塊突然變硬的“橡皮圖章”上，那麼，接下來的政治局面就更加複雜化。

此時，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彭沖已經動作起來。
5月19日，彭沖（人大第一副委員長）曾就“提前召開第八次人大常委會（原定6月20日）”的問題，召開了在京“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共11人）。委員長們一致同意將提前開會的提議上報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然而，中央無人批覆。
而據趙記載：“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外交部長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見《改革歷程》）”
志在必得的李鵬，這天也相當緊張。據他自己記載：
“我給王瑞林打電話，請他報告小平同志。我建議於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組織上解決趙的問題。晚上，鄧小平同志處傳達他的意思，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見《李鵬六四日記》）”   【鄧執意要生米煮成熟飯，生怕政治局擴大會上可能對動武有阻力】
這裡傳達出兩個信息：李促最高決策層依照章程換將，儼然已是“一人之下，眾人之上”；再一個，“大軍進入北京（會）才能開得有把握”——一曰政治局擴大會，必須在武力炫耀下召開，即“動用二十萬大軍威懾人大委員會和中央全會堵死反政變的渠道”；二曰，也即毛澤東“整肅黨內高層反對者”的法寶：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
這一天，已推進至北京周邊的戒嚴部隊受命休整“暫不進城”。

（六）從休整到清場

5月22日
戒嚴部隊被“圍阻”在北京中心之外。
到此時，《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最高權力”的重要性空前凸顯。
數日來，彭沖、胡績偉（人大常委、前《人民日報》社長），加上由四通公司創辦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一直在分別行動，就“萬里立即回國”、“提前召開人大緊急常委會”徵集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以開會討論戒嚴的合法性，行使國家最高權力。到戒嚴令發布的第三天，已經徵集到57名常委簽名，這已經超過了開會所需要的經法定“三分之一”（委員總數156）常委會委員提議的人數。
這天，未被“八老”免去的職務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下午緊急開會，討論接下來如何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解決組織處理趙）。按照鄧的部署，此會應放到一周后——“待軍隊進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證會議有一個不被衝擊的局面”（見《李鵬六四日記》）。

5月23日
在這幾天裡，京外的省市第三層領導（包括江澤民）紛紛入都，由中央第二層領導一對一分別談話：形勢、決策、應對措施，讓他們一個個表態。
民間，由新聞、出版、人文社科、自然科學及文化界代表組成“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並發布成立宣言：《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同時創辦《新聞快訊》。“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與“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後來又有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建立了關係——他們組織起來了！
組織起來，這可正戳共產黨心窩。

5月25日
這一天，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
萬里應召提前回國——但沒被允許落地他的工作地北京，而是被飛機載到了上海。“中央派丁關根同志到上海迎接萬里同志，向他傳達中央5月17日會議情況，特別是小平同志的講話（見《李鵬六四日記》）”。
丁關根是上海交大畢業生，一直穩當低調地在鐵道系統任職。1982年秋，丁還只是鐵道部計劃局局長助理。這位鄧小平的橋牌牌友，幸得火箭式提拔，其後五年間，已升至政治局候補委員、鐵道部部長兼黨組書記。無奈此位子尚未坐熱，即以列車出軌等鐵道事故而循當時其他部委首長被問責辭職的先例而引咎辭職。但是，與先前得咎辭職的其他部委首長不同，丁雖辭去了原職，官階卻接着升：中央書記處書記、計委副主任、國務院對台辦主任，直到此刻擔此重任。而且，人們後來已經知道：丁確確是不辱使命——萬里同志站到了黨的一邊。

戴晴是自由撰稿人，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六四”時是《光明日報》資深記者、也是1989年天安門學潮的親歷者，六四鎮壓後曾入獄近一年，雖然她從未被起訴或定罪。戴晴根據自己的經歷及25年間的採訪、調查和研究寫成此文。《備忘“六四”》以逐日記錄的方式，梗概地敘述了“六四”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和時間節點，並加以解釋和分析 。本文經過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文中沒有特別加以註明的事實及其經過，源於作者的調查、採訪及各種公開資料。——《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