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六四--中國離民主還有多遠？

作者：Sparker

　　今夜註定是個不眠之夜，我知道當我閉上眼睛時，耳旁一定是響徹着從三十年前穿越而來的槍聲，眼帘里一定是冒着鮮血倒下的身軀，腦海里一定是大大的被血染紅的兩個字---民主。

　　這三十年來， 幾乎所有願意正面評價八九六四運動的人都認同這樣一個說法：八九六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失敗了且很多人為此而流血。

　　八九天安門學生運動真是一場民主運動嗎？

　　我在來到西方接觸並了解真正民主之前從沒質疑過這一點。 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卻有很多話想對民主人士，愛國人士，改革派，甚至權貴派們說，也想在此分享一下來到西方之後我對民主的重新認識和對六四學運的思考： 六四學運到底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運動？ 它為什麼在蘇聯和東歐劇變的大背景下卻失敗了？ 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一下“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民主道路？”以及“中國離民主還有多遠？”這兩個議題。

　　上篇

　　一．六四學運是什麼性質的運動？

　　我出國後曾間接地聽好幾個當年廣場參與絕食的學生說過下面類似意思的話：我們學生是擁護共產黨的，遊行是學生抱着愛國熱情要幫助黨內改革派進行改革，整治腐敗和官倒，僅此而已。學生們一直以為4.26社論只是李鵬陳雲等保守派搞得小動作，直到嚴家琪的5.17宣言和趙紫陽到廣場告別後顯現出的局勢惡化，學生們才意識到鄧已經放棄趙站到保守派一邊了，學運大勢已去。但那時已經晚了，多數學生都進退失據，從5.20戒嚴後，堅持抗爭的學生其目的僅僅是為了免於被“秋後算賬”而賭一把希望把李鵬拱下去。（我想，也有部分學生抱着如柴玲那樣想法做民主先驅喚醒民眾的）。

　　我相信上述的話的確反應了95%參與的學生們內心的真實情況，無論是知識分子的勸說還是學生領袖決定撤離廣場，學生們誰的話都聽不進去是因為他們心裡一直有自己固執的想法（或者說是那份“想不通”），而那固執的想法並不是要民主。

　　再拉長到一百年前去看五四天安門學運，火燒趙家樓的學生們真懂民主嗎？他們天安門遊行的目的是要民主嗎？ 我看，答案也是否定的。

　　關於民主，先說說我個人理解的下面四點：

1. 民主是為了保證社會成員人權和自由的，以成員放棄部分絕對自由為代價的一種社會契約（在盧梭看來契約就是自由的體現）， 在以國家為政體的社會裡，民主即是一種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制度。它給與每個社會成員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機會參政（即體現了“主權在民”），通過多數形成“民意”來使每個人都得以參與社會與國家治理。

　　現代民主的前提和理論基礎是“天賦人權”，即每個社會成員都擁有不可剝奪的平等的人權，包括生命權（或生存權），自由權，財產權，政治權，安全保障權（或稱反抗權）等。 其中自由權包括了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等。

　　2. 上述這些人權同時也是為互補民主制度而設立的憲法之基礎和原則，這樣一個社會或國家，以憲法為基礎，以多數民意為立法和執法提供內容和手段，再輔以陪審團的司法制和大法官解釋憲法的終審制，就達到了既實現多數成員的人權自由也保證了任何人的人權不受侵犯。注意：憲政對民主制度互補的重要性。

　　3. 因為民主制度保證立法權，行政管理權都是多數民意的體現，它可以提供社會成員最大的人權和自由的程度， 所以社會成員們越是有強烈的和眾多的個體自由需要被保證，他們就越渴望民主，成員們需要個體自由的需求越小，那需要民主的需求也會越小。 注意：這裡的成員是指大多數成員而不是少數精英成員。

　　4. 有效地實現民主保障成員自由還要求每一個成員懂得如何行使民主賦予自己的政治權利，懂得如何在與其他成員的自由需求相矛盾時取得平衡或妥協，懂得創造一個人人都顧及他人，從他人角度出發考慮社會問題的習慣和社會環境， 懂得保持各成員間的有效溝通，交流，互動和影響的途徑與渠道，懂得與不同政治觀點的社會成員妥協並尋求共識，懂得自覺地維護上述社會良序使民主制度良好運行， 即懂得做一個好公民並維護一個公民社會， 因為這關繫到你的自由得到保障的好壞程度。從這點說，台灣和南韓雖然實現了民主，但還沒實現好的公民社會，所以經常會在議會上演“全武行”。

　　從上述的理解看，民主是一種國家政權的組織型態，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我認為只有法國大革命這樣以更替為民主制度為訴求和目標的運動才可稱之為民主運動，而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六四運動都沒有這種要更替為民主制度的訴求，甚至包括運動的起因和動機也沒有以實現民主為主要宗旨和目的，所以這兩場學生運動都不能稱為民主運動。

　　從這個角度說，其實連辛亥革命也不能說是民主運動。 第一，因為辛亥革命是漢族精英和官僚們發起的，其動力是源於富國強兵的救國（實質上也是反清救漢），而廣大的底層農民和工人根本不知民主和制憲為何物以及對自身有何影響。無數次的反覆起義被鎮壓，直至用大總統位置換取了一個大軍頭的支持才迫使清帝退位都說明了辛亥革命沒有來自社會大眾的民主訴求和目標。 第二，中華民國的精英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都認為革命的目標是制憲而不是民主（至少短期目標不是），雖然後人說辛亥革命的目標是民主共和，但實際上僅僅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 國會議員都是各省各界的精英豪紳或軍閥代表，從來就沒有過民選。更可笑的是孫中山在清皇帝退位後即率百官前去祭拜朱元璋太祖皇帝，從這些搞“民主共和”的精英們的行為中可以看出他們心裡都沒有多少民主和反皇權專制的意識。

　　中國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清末新政到預備立憲，中國精英中的保皇派（多是尊儒的）一直推動仿日的實君立憲，可以斷定若清朝是漢人的，也絕不會有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的同盟會等一眾革命黨反對君主立憲，肯定全都是保皇派。事實上，武昌起義之前的多次起義都是以反清復明的幫會為主力，而武昌起義後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只包含了以漢人為主的十八個省，東三省，內外蒙，新疆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武昌起義的十八星旗可以證明）。從這點看，辛亥革命更多地是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性質。而從底層民眾來看，最大的民眾運動是義和團和太平天國，都是反洋務和復辟漢室運動，更是連一點制憲的訴求都沒有。可以說辛亥革命只是民族精英主導的一場民族救亡運動，所謂“共和”和“立憲”之舉不過是為了強國的一種“西為中用”的模仿罷了，民主從來就不是辛亥革命黨人心中的目的。結果是辛亥革命只剪掉了辮子，百姓們心裡的皇帝還在。

　　說這麼多辛亥革命是因為，如果刨去中間日本入侵的十幾年，中國近代史基本就是兩段，一段是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一段是49年之後的紅色中國。而要看歷史對中國人自由和民主意識的影響， 前一段就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洋務運動和之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後一段就看改開之前的文革和之後的六四學運。因為這兩段之前的中國歷史全都是奴化國人的歷史。

　　經過幾千年的封建皇權統治，中國人飽受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浸濡和洗禮，這些思想無一不是教人順從，要麼順從長者，要麼順從強者，總之每一個人天生就有好幾個主子要服從，第一個是父權，然後是皇權，還有宗族長，官吏（稱為父母官）等主子要順服。中國人的骨子裡不是逆來順受，就是長幼尊卑或禮儀綱常這些完全剝奪個體自我意識的教條。 作為人，他們的基因早就演化成了天生沒有任何權利而只有眾多服從的義務， 如果得到任何一點個體的自由或權利，那也是以主人賞賜為前提的。 歷史上唯一鼓吹個體自我意識的是戰國時的楊朱，另外，墨家的兼愛也與基督教的博愛接近，可惜這兩家思想只是於春秋戰國曇花一現，隨即湮滅，從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自從漢朝董仲舒以後，融合了法家思想的功利主義儒家就牢牢地獨霸了中國文化和思想幾千年，自由也就從中國人字典里消失了，更不用說人權。

　　可以說歷史長河裡人權和自由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於中國人的腦子裡，那幾千年的進化自然也把它們從中國人的DNA里淘汰了， 反骨早絕種了，能生存下來的都是奴才。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由和民主這些單詞才第一次被中國人所認識和聽說。 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是形勢上共和之後的中國社會亂象使得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到中國落後不止在於制度，更在於文化，所以國人需要被啟蒙。 如果說五四運動指的是以新文化運動為主體內容的運動，那五四運動的實質就是一場啟蒙運動。 該運動早期提倡個人意識，個人自由，個體解放，打倒孔孟宗室禮教等確實對青年人有很大影響，對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意義重大，所以從推動民主的角度看，胡適的個人自由主義是最值得倡導的真正啟蒙。

　　令人遺憾的是，巴黎和會引起的5月4日學生遊行中斷了胡適推崇的以人的自由為核心的人文主義價值觀的啟蒙，即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了啟蒙”。救亡讓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的主導價值觀，它與陳獨秀推崇的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相結合，從此引導中國走上了一條與包含普世價值和尊重人權的自由，民主漸行漸遠之路。 這是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和西方的文藝復興與法國啟蒙運動的最大不同之處，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推翻了父權和宗族長等舊主子，但卻給人們帶來了一個新主子---國家主義（或民族集體主義）。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打着民族救亡的旗號在犧牲個人自由和人權，所以你會看到一些新青年，在擺脫了家長包辦婚姻投奔延安革命自由聖地後，卻願意接受革命組織安排的“革命婚姻”。 新文化運動後期提倡的自由已經不是西方的人權自由，而是向日本學習的反儒崇法的個體自由，這種自由是以尊崇和服從代表國家民族和集體的圖騰為前提的個體自由，它強調小我服從大我。 西方的自由主義認為：是否為了國家民族而捨棄個體自由是個人的權利，由個人自主決定，而中日的自由主義認為：小我服從大我是個體的義務，小我必須服從大我。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中國人腦子裡直到今天還駐留着一個有義務要服從的“主子”---即那個“大我”。 曾有網友說中國人腦子裡都有個“大東西”，我不知他意指何物，但在我看來其實這“大東西”就是那個駐留下來的國家/民族集體主義法家思想， 用霍布斯的話說就是“利維坦”。 日本的崇法產生了軍國主義，但後來經過二戰後被美國人給糾正了。中國卻經過毛，鄧，習的繼續崇法把那個“大東西”一直發揚光大至今日。

　　當初五四新文化運動這種批儒不批法的啟蒙結果就是：一部分知識精英放棄了資本主義這個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發展路徑，而擁抱了馬列主義這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民族“富強”之路。因為怎麼看社會主義都要比資本主義更國家化和集體化，也更理想化（物質層面看上去更平等的烏托邦）。 “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因為其貪婪的本性才跑來欺負和掠奪我們國家的”是很多新青年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基礎。

　　可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的多是受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眾多社會底層的農民還是篤信儒家，何以他們也跟着馬列主義的共產黨走呢？ 因為是毛澤東抓住了農民“吃不保飯”的這個痛點。毛看到了並利用了民眾盼“明君”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用打土豪分田地給農民恩惠的簡單方式就輕易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紅太陽（共和後不能叫“明君”了），可以說是毛憑着紅太陽魅力替共產黨收編了農民大軍並以此贏得了對蔣之戰。49年以後毛於文革繼續批儒弘法並走向極端法家，造就了一代紅衛兵造反派（註：文革的影響面也是局限於城市，農民們依然繼承了千年遺傳下來的儒家思想）。毛的法家富強之路最終失敗在於他不懂如何搞經濟又不相信科學，其實毛和中國的農民一樣完全沒有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德賽兩先生”之啟蒙。和胡適，陳獨秀相比，毛就是個地道的想當皇帝的老農民。

　　毛氏法家的破產也讓中國知識精英們認識到，儒家和法家都不能救中國，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了西方的民主，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篤信並要引進西方民主的最大原因和動力。 雖然鄧通過承包和自留地又一次讓農民們感受到恩惠並也把自己塑造成了鄧太陽， 可是領略了西方自由生活方式且輕儒的城市知識青年，他們已經不滿足緩慢的改革步伐，他們渴望更多的自由與平等和對現狀的改變，所以腐敗和官倒這種既剝奪他們自身經濟權利也帶來不平等的東西當然就成了城市青年和市民極力抗拒的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打着反官倒的六四學運能夠在大型中心城市一呼百應，而在鄉村卻無人關心的原因。

　　再仔細看八六和八九六四學運，眾多的知識分子都從自身的民主人士的角度出發，認為六四學運是延續了從西單民主牆到八六學運以來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最新且更大的一場民主運動，但實際上，“民主自由”（或“自由民主”）這東西一直是知識精英們把它詮釋成一個單一語義灌輸給學生的，使得學生們誤以為“民主可以帶來自由”甚至“民主就意味着自由”。雖然學生們打出的標語口號中有民主，但無論是八六還是六四學運學生們的主要訴求本質上是人權和自由。

　　學生們要自由卻不懂民主，廣場上從普通學生到學生領袖頻繁的非民主和破壞民主的行為（這裡就不舉例了）都說明了他們並不懂民主是什麼。也許方勵之讀過，但學生里有誰讀過《人權宣言》和《社會契約論》呢？有誰真的懂得什麼是民主呢？中央美院學生模仿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搞的雕塑卻被命名為“民主女神”，就說明了學生們根本搞不清自由與民主的關係，也說明了學生們被誤導有多深。

　　另外，個別知識分子精英把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改革稱之為“民主改革”也混淆了學生對民主的認識。 精英們的主觀願望也許是想通過給政治體制改革冠上民主的名字好把民主因素引進來，但鄧小平規劃中的政改只是黨政分開，從來就沒打算搞民主，鄧一直很清醒地知道共產黨和民主是對立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歷史就是要把六四學運放在歷史長河的背景中來觀察分析，也只有這樣的觀察角度才會發現下面的結論：

1. 中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真正意義的民主運動。因為真正懂得並想要民主的知識精英是絕對的少數，而且他們從來就沒有以一個整體發起過大規模社會運動。

　　2. 在八九六四的那個時代，中國人對自由和民主的認識是分三個層次的： a)一個層次是對民主和自由有一定認識也極力追求的知識精英。 b)一個層次是要自由和人權，對民主缺乏認識或以為民主就能帶來自由的城市知識青年和部分知識階層市民。 c)一個層次是滿足於改開現狀（生活得到改善），不懂自由和民主的廣大的社會其它各階層人群（以底層為主）。

　　3. 儘管知識精英層次的人極力鼓吹並以民主運動給六四學運冠名，但六四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以部分城市市民為輔體的占領天安門廣場運動其本質就是一場學生自發的以自由和人權為訴求的啟蒙運動，而且獲得的支持僅限於大城市的部分知識階層市民，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即沒有人數眾多的上述c層次的支持。

　　4. 六四學運的後期學生訴求轉變為免於被“秋後算賬”的自救和要李鵬政府下台，偏離了要人權，要自由的啟蒙意義，從而也失去了多數市民的支持，為運動失敗埋下了種子。

　　當然，這裡並不是要否定六四學運的政治意義， 熱愛民主的人士大可繼續稱之為“六四民主運動”， 這裡只為澄清認識，看透本質，以便能夠摸清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況。

　　二．六四學運為什麼失敗了？

　　從當事的學生到知識分子精英，從當事的改革派到關心中國民主的有識之士，對六四運動失敗的總結和反思非常多，比較突出的有：

　　1. 認為是學生不成熟，不懂得見好就收，執意絕食占領廣場造成了運動的僵局，最終導致了流血的失敗結果。 這類觀點的極端派甚至認為是絕食的學生葬送了趙的改革和中國民主進程，學生是歷史的罪人。

　　2. 認為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太軟弱，沒擔當，在有廣大群眾和學生支持的這場民主運動中沒能站出來和保守派決裂，趙沒有像葉利欽那樣跳上坦克號召民眾並領導這場運動，從而被保守派打倒並導致運動被血腥鎮壓。

　　3. 認為趙紫陽太冒進，面對強大的保守派沒有韜光養晦地保存力量，過早暴露。 如能潛伏下來，熬到鄧婆婆死後，趙大權獨攬時再圖民主改革，則大事可成。

　　第三種觀點實際上是機會主義的投降派，這裡不予討論。

　　持前兩種觀點的人都認為八九六四學運是中國走入民主社會的歷史契機，只是由於個別偶然因素使得學運失敗並導致中國錯失了民主之路。

　　說實話，從三十年前開始就我一直不認同這兩種觀點。 我認為這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精英只從自我認知角度看六四學運，而沒有從底層的廣大民眾的民主認知這個社會基礎看學運，從而得出的錯誤結論。

　　在我看來，六四學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也包括一些學生）還缺少對人權，自由的需求和認同，更不用說對民主的認識認同了。廣大的底層民眾不但不懂自由是應得的人權，也不知他們想要的自由和推翻共產黨統治有什麼關係，更對學生們堅持要的“民主”一頭霧水，在普通民眾靈魂深處的潛意識裡，還認為自由應該是主子賞的，而不應該是自己憑空要的，他們認為好生活是黨和政府帶來的，如果黨說民主不好，肯定有其道理。 一句話：八九六四時的中國並不存在一個實現民主的契機。

　　有很多事實分析都可以支持這個觀點：

　　1. 開始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的學生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反腐敗，反官倒，要改革，要言論自由，產生這些訴求並得到市民共鳴的直接原因其實是毛三十年的均貧富制度和革命造反精神給他們帶來的一種政治正確和正義感，也是學生們自認為遊行不是在反黨，是在幫助黨改革的主要心態所在。但無論是多數學生還是廣大市民都沒有清晰的認識到，反官倒其實是他們應得基本人權---平等的生存權和經濟權。正因為學生沒有認識到那些訴求其實是自己應得的人權，所以才會下跪交請願書（請求賞賜），所以才會在學運後期輕易改訴求為“撤銷4.26社論”，甚至“李鵬下台”這些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學生太年輕，他們還無法認識到，自己心裡的正義不會隨着堅持就自動變為政治勝利）。事實上，當運動後期學生打着要“民主”的旗號堅持占領廣場時，得到的市民支持是越來越少，多數去廣場的群眾要麼是去看侯德健（所謂看完女神再看侯），要麼是去看運動怎麼收場， 而不是認同“民主”的。

　　2. 柴玲給外國記者金培力的錄像中有一句話說出了她為什麼要堅持守住廣場不撤退。她說：“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堅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團結起來，因為到最後只有是人民跟這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來較量了。” 她做這個錄像時市民對學生支持的熱潮已退，廣場局勢一片混亂，她自知自己帶頭的絕食已經失敗了，故給自己的堅持找個堅持的理由。 其實，她沒看出來的是：絕食開始時市民的支持完全是出於善良的人性，是仁慈和同情而不是象學生想的那樣要讓政府下台，當無果的絕食停止後，多數市民對學生還堅守廣場的行為是持觀望態度的。其實市民攔軍車也是出於“人民軍隊愛人民”這種觀念，不忍看到人民軍隊殺人民的結果。廣大市民對學生支持一直是自發零散的，並沒有也不會象柴玲期望的那樣“真正團結起來”。

　　3. 雖然北京的少數工人組織了“工自聯”支持學運，但大多數工人只是下班後到廣場看熱鬧，並沒有像波蘭那樣，當團結工會罷工時群起響應舉行全國總罷工。事實上，學生們曾經組織人力到各個工廠去動員工人罷工給政府施加壓力，但無一成功。 當時雖然物價闖關導致不小的通貨膨脹，但工人們在文革過後剛嘗到經濟改革的甜頭，嘗到可以自由穿衣，自由跳舞，自由談N個女朋友的幸福，對中共正心存感激，自然不會去罷工，去為了學生爭民主這種遙遠且不知所以然的東西。 換句話說，當政府說學生是動亂，多數工人是相信政府這個“明君”的判斷的。

　　4. 以農民，工人和部分市民組成的人群，於5月31日在北京郊區舉行了支持政府的大遊行，雖然這肯定是政府組織的，但也說明了嘗到鄧主子賞賜的改革甜頭的農民和工人還是認同鄧這個“明君”的， 這和學生以及知識精英們對鄧的認知有着非常巨大的反差。但似乎沒有一個學生領袖或知識精英在當時或事後對此有任何覺醒/反思。正因為知識精英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在趙紫陽對戈氏談話出來後，衝動的5.17宣言把運動矛頭對準鄧小平，以為只要喊出“垂簾聽政”就可以激發大的民意反彈並讓鄧下台。但這個宣言只得到一天的知識界遊行響應，卻直接導致鄧家和鄧下決心倒向保守派， 而被儒家薰陶了幾千年的廣大的底層市民其實對“垂簾聽政”和“老佛爺”並沒有象知識精英們想象的那麼抗拒。有圖為證：

　　5. 曾看到過一篇39軍116師一名中尉軍官李曉明寫的文章。 他在該文中主要說了兩點，1。中央的命令並不是直接的開槍鎮壓命令，命令只是說：不惜一切代價，必須於6月4日凌晨到達天安門廣場。2.雖然他沒有給士兵們下達開槍射殺命令，多數士兵也是向天開槍的，但他手下有一個士兵後來報告說其向人群掃射了一梭子子彈（30發彈夾衝鋒鎗）。我相信有這樣的士兵也會有這樣的基層軍官， 他們絕不是孤立的個別人，也不是因為挨了群眾的磚頭而報復（那樣是不會主動報告的），他們是一部分真心相信4.26社論的軍人，一部分相信共產黨清場是正確的軍人。李曉明的部隊是6月5日早開進廣場，已經幾乎沒有開槍的必要了可還發生這種事，這足以說明6月3日夜裡有多少這樣殺人的士兵或基層軍官（當然殺人的主力還是38軍組織的二十四個特種兵“防暴隊”，他們有“殺人開路”的明確指令），這也說明了共產黨能夠用武力鎮壓六四這樣的群眾運動是有其社會基礎的。 我可以確定地說，趙紫陽若是像葉利欽那樣跳上坦克，毫無疑問會被打成篩子！莫斯科地處歐洲且深受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蘇軍士兵普遍對自由和民主有相當的認識，這和被奴化了幾千年的解放軍士兵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他們是思想差距非常大的兩種軍人，這必定導致同樣的坦克進城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

　　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還有下面一些次要原因和因素導致失敗也值得分析：

　　1.    從知識精英們在學運期間發表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5.16宣言》，《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裡都可以看到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p/document.html），中國知識精英錯判了當時社會和學生對民主的認識，硬給要自由，爭人權的學生運動帶上要民主的帽子，並以民主來引導學生運動的訴求。誤導了學生（至少誤導了柴玲）去爭取不切實際，脫離社會底層現實的訴求，使得運動成了無根的浮萍，成了六四學運失敗的因素之一。 精英們的另一個錯判是以為鄧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中間搖擺，從而想用民意來逼鄧保趙， 而實際上，鄧小平深知自由可以一點一點給，但民主一點也不能給，因鄧知道共產黨的一黨統治天生與民主相剋。所以無論是八六學運還是八九六四學運，只要一打出要民主的旗號，鄧就一定要強硬壓制（鄧精心炮製了4.26社論即為鐵證）。而這兩次學運恰恰都是精英們用民主在包裝，引導的學運。 最後， 在趙對戈氏談話後出台意在倒鄧的5.17宣言也是一個錯判並且對鄧下決心流血鎮壓起了催化劑作用（前面已提到過）。

　　2.    趙紫陽的應對策略有誤，他也和精英們一樣錯判了鄧小平，也錯判了學生對民主的認識，對鄧小平太強硬，而對絕食的學生太綏靖。 設想一下如果趙能夠做到： A)指導知識分子引導學運的訴求一直在反官倒上。 B)堅決堵住外地學生進京。 C）趁着絕食前多數學生複課的大好形勢，以及絕食初期廣場學生最缺少人氣和學生支持的時候，以關心愛護的名義組織人力把絕食學生都送往醫院變相軟禁，再一個一個分化瓦解。D）不對戈氏說那番話，或作為機密嚴禁外泄。E）對鄧小平懷柔，暫時擱置關於民主的改革宣傳。 雖說做到這些趙還是會下台，改革也會被滯後，但可能有機會避免六四流血的結局。

　　3.    學生自身的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早期以反官倒，言論自由為訴求的運動很好地抓住了社會矛盾和痛點，贏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對4.26社論的反對也是有理有據，克制理性，直到趙的五四講話後大部分學生開始回校複課的六四學運非常完美。但是少數學生組織的絕食出於擔心被“秋後算賬”則失去了正義性和民意， 成了少數人靠同情和人道來綁架廣大群眾和政府的非民主行為。北京學生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絕食這個行為又被外地湧進廣場的學生所綁架，成了無法控制的局面，以至於最後想撤出廣場也不可能。局勢演化成了總是少數激進學生用“為了中國民主”這個高帽子成功綁架全體學生，這也說明了精英們給戴的這頂“民主”帽子是如此的失敗和具諷刺性。如果學生一直堅持反腐敗，反官倒，要言論自由（哪怕是通過絕食），我想六四學運的結局可能會不同，至少會得到廣大市民更多，更深度的支持。

　　4.    李鵬這個跳梁小丑也起了極壞的作用，當然李鵬的背後有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保守派的支持。保守派一直是反對改革的，借六四學運的機會扳倒趙紫陽當然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很多信息和現象都足以讓人懷疑保守派們的很多小動作在推波助瀾並激化對立的雙方。那些在廣場學生猶豫是否撤出的關鍵時刻跳出來高喊口號的“激進學生”真的是學生身份嗎？ 即便真是學生身份，那他是真要民主的學生還是被收買而打入的學生奸細呢？

　　註：以上對六四學運失敗的分析是站在改革派和學生的角度來反思，如果站在客觀中立的角度看，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在鄧小平身上。鄧是六四鎮壓的最初策劃人和最終決策人，關於這一點我有博文論述過，在此不贅述。

　　最後說一下為什麼東歐和前蘇聯能順利成功實現和平民主轉型。 其實看前面對歷史的分析，大家也都會知道了，中蘇（包括中國和東歐）有着完全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它們的國民不但沒有被中國的儒家，法家的侵蝕和奴化，而且深受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影響，人權，自由，民主的理念一直牢牢地紮根於它們的國民頭腦里。所以，東歐和蘇聯得以實現民主轉型是有其堅實的社會基礎的，也是和中國的民主轉型沒有可比性和借鑑性的。 我們要誠實地承認：中國的確有自己的國情，不能盲目照搬或比照東歐。 我想，劉曉波說的“中國還需要被殖民300年”，如果他這話的意思是：中國人的國民性需要長期改造才能搞民主。那我是基本贊同的。這個在下面論述。

　　下篇

　　三．中國的民主之路該如何走？

　　我注意到有不少民運人士（多為六四當事人知識精英）主張推翻共產黨，並在之後施行一人一票直選的美式民主。

　　也有人說“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類似地，中共的宣傳機器也說“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必須走中共一黨領導下的民主，不能搞西方的三權分立民主”。

　　反對的人則說：“同樣華人社會的台灣和新加坡都能搞選舉民主，中國也應該能”， 所以等待着下一個趙紫陽或蔣經國的出現。

　　我個人覺得上述說法都太關注民主本身，而忽視了實現完善的好民主之大前提---憲政和法治。為什麼這麼說呢？

　　人類最早的民主是由古希臘人的社區/部落自治演化來了，社區由部落里所有男人共同商議治理，有了決議就推舉一位德高望重有威信之人去落實執行。久而久之這種部落治理方式就演變成僭主制，即那個執行人變成了權力極大的“執政官”並開始損公肥私，侵害其他成員的利益和人權。 萬幸的是這個獨裁的執政官並不擁有武力和軍隊，因為軍隊都是下層農民以招募形式組成的，所以農民就很容易起義反對執政官並造成部落社區的分裂和不穩定。進入城邦社會後梭倫第一次對僭主制進行了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相當於憲法）來制約僭主的權力，並以民主形式給每個城邦公民一定的參政的權利。 包括公民大會，五百人議會，民眾法庭。後來克里斯提尼進一步增加了平民的政治權利（如陶片法），公民得以大量參與立法和司法（陪審制度），從而形成公民社會。 同期羅馬共和國建立時確立了執政官，元老院，人民大會三權分立。由於前兩者都由貴族出任，後來增加了護民官，可以否決元老院並制約執政官權力並以此保護平民的權利。 總之古希臘/羅馬的民主都是以制定法律法規為前提和基礎，經過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和博弈，慢慢增加平民的政治權利進而現和完善民主的。即在法治環境下的民主才能真正保證每個成員的人權。

　　與此相對照的是法國大革命民主實踐，它有過三次爭取民主的民眾起義：第一次起義推翻了封建王朝和教會，發布了《人權宣言》，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 第二次起義則是共和派民眾推翻了君主立憲派，建立了共和（即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並處死了國王。 第三次起義是代表民粹和激進的雅各賓派奪權，推翻了溫和的吉倫特派，巴黎公社掌權，形成“雅各賓專政”，斷頭台殘殺了7萬多人，而全國死於“民主專政”的有十餘萬人。 物極必反，隨後是熱月黨上台，用同樣暴力手段清算了雅各賓黨，形成一派濫殺另一派的街頭暴力。如此這樣民主暴力的混亂局面才導致了最後政權只能交給軍人（拿破崙）統治來穩定社會。

　　這三次起義都是底層民眾組織領導的“民主運動”，甚至也都制定了憲法，規定了三權分立，可是卻由於憲法缺少對權力的制約，缺少完善的法治，以及放任民粹形成的專政暴力，憲法中的平等人權並沒有得到保障，完整的憲政其實也沒有建立起來，最終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法國走進了拿破崙的民族主義時代。諷刺的是拿破崙的第一和第二帝國都是由人民公投授權產生的，說明了沒有完善的憲政民主也會產生獨裁專制。

　　由此可以看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沒有憲政和法治對它的約束，它也可以是虎狼。反觀英美的民主道路，都是先建立憲政和法治社會，且在長期施行憲政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地在成熟，適當的時機建立或過度到民主機制，使得民主機制的建立一直在憲政的管控下免於走向“多數人暴政”，更免於拿破崙式的民族主義獨裁。。。

　　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實踐不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搞直接民主，而且選民權大義務小，沒有建立起公民社會就實現廣泛的民主。 而英美的民主之路則更多地參考古希臘民主，在憲政，法治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上一點一點增加民主成分並逐步完善，最後搞代議制民主，這些都是非常值得中國規劃民主之路時借鑑。

　　說到建立公民社會，這在中國社會也是個艱巨的任務，部分原因是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人治，法律觀念淡薄，另一個原因是道家思想也根植於中國人的基因里。

　　前面說過了儒家和法家是如何毒害中國人的，這裡再說說道家是如何毒害國人的。

　　道家的理論精髓就是“無為而治”和“順應自然”，這裡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主張“不干涉不理睬冷眼旁觀讓一切事物隨它自己去”的意思。 老莊派的隱世和遁世桃花源的思想造成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凡事趨利避害以求獨善其身”等民間處世哲學泛濫。 黃老派的法，術，勢，利，力等采自法家的“帝王面南之術”的東西演變成了厚黑術和狡詐術，也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和“不守信用，不講規則只講利益和結果”等國民劣根性的思想基礎。楊朱派則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個人自掃門前雪“的民間信條的直接來源並導致了“三個和尚無水吃”的中國特色。需要注意的是，楊朱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純粹的利己主義，這種以個人為先的思想與西方的把個人自由看成是平等的人權的思想完全不同，前者認為利己和利他是對立的，後者認為在社會中利他就是利己，這也是公民社會的基本邏輯。

　　總之，道家思想和公民社會要求負責任，重平等，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己任的公民理念完全背道而馳。所以你會在中國看到一些世界任何地方看不到的“特色”現象，比如，看到想要跳樓自殺的人就猛喊“快跳啊”， 可是看到政府把民權律師王全璋抓起來沒一個人出聲，直到再把為王全璋上庭辯護的律師余文生也抓起來關押16個月還是沒人出一聲，反而是聯合國看不下去了站出來呼籲放人，看上去似乎中國人都認為這事和自己壓根沒什麼關係。

　　誠然，道家思想毒害國人如此之深是以長期封建皇權和人治的社會環境為基礎的，但正是道家思想看上去相對儒家更獨立於政權統治，才使得它深入國民骨髓，最終變成中國文化和民間價值觀的一部分，以至於中國長期停留於以家庭為單元的人情關係社會而難於走入基於法治的公民社會。 這樣的社會若是被立刻給予一人一票來施行民主參政治理，後果可想而知！

　　說了這麼多得出的結論就是：要施行民主，特別是要在中國施行民主，那麼施行憲政並完善法治這個大前提和培育實現公民社會這個小前提是必不可少的兩個必要條件，否則，中國一定會比法國大革命出現的亂象還要亂！

　　我個人覺得最適合中國民主的路徑是三步走：

　　1.    第一步，首先要文化啟蒙國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儒之啟蒙和毛氏的批儒弘法都只影響了城市知識階層，儒家在農村還有很大的殘留（何況毛之後的中共又變相的尊儒）。而法家和道家思想不但沒有任何削弱，反而由於毛的文革和中共的人治統治被發揚光大了。所以要在中國搞民主，必須先把儒，道，法這三顆與民主思想相衝相剋的大毒草批倒批臭，把它們從中國人腦子裡徹底掃出去， 用普世價值的價值觀來代替它們。

　　2.    第二步，文化啟蒙也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才能更有效，即要以最小的社會代價首先實現憲政和法治社會。我個人推薦在類似普京或李光耀式的強人治理下推動憲政，如果沒有強人那由強勢政黨主導下推進憲政也行。 比如，如果中共願意領導中國走民主之路，那由中共繼續執政並推行憲政也未嘗不可，前提必須是真正的憲政而不是今天的人大政協之翻版和名義上法治實際上人治的偽憲政。如果立法還不能完全基於民主，那至少也要做到司法獨立，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拆除網絡防火牆，實現新聞自由，言論和結社自由），軍隊國家化，社會非政治化。

　　3.    第三步，在真正的法治環境裡，通過逐步的，一點一點提高公民的政治權利來提高人們對民主的認識，對民主與自由之關係的認識，培育起公民社會的意識和普世的價值觀，為以後條件成熟時實現三權分立和一人一票的代議制民主做好準備。至於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更適合中國，我個人傾向議會制。

　　估計會有很多人說我這三步走是痴人說夢。 我想說的是，在習上台之前，這個規劃是最貼近現實的夢想（至少比推翻中共要現實），也是簽署零八憲章那些人的夢想。。。 在習上台後這個夢想的確有點“痴人說夢”，不過我深度懷疑習真的能夠一直坐穩這個位子。等習倒台改革派上台後，這個夢想還是有可能實現的。 我堅信從黨內到黨外，從底層平民到上層知識分子，認同並嚮往人權和自由的人越來越多，除非習像金三胖那樣閉關鎖國，否則中國走入文明世界的大趨勢是無法阻擋的。 下面有詳述。

　　也許會有人說：台灣，新加坡，南韓也都深受儒家影響，它們沒有經過三步，不也一步到位了嗎？為什麼中國非要走三步？

　　首先，新加坡如同香港一樣由英國殖民多年，早實現憲政且經歷了多年的完善法治社會，國民性已經得到改造。而台灣和南韓也都經過日本殖民多年，況且台灣多數原住民受儒，道，法的影響遠比大陸小，加上民國政府退守台灣的多是已經削弱了儒，法意識且認同民主的知識階層，最重要的是它們都是較小的單一經濟體，沒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一點是大國實現民主政體的障礙）。這裡多說一句，台灣的國民性已經比大陸好了，可由於道家思想沒有很好清除，其公民意識和公民社會的建設與西方社會相比還有差距，議會裡的文明程度也不如西方，國民劣根性也還有不少駐留，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可以作證。 我對南韓的文化了解不多，儒家對南韓社會的影響到底有多深不好妄加評說。 有了解的網友可以補充。

　　對於那些“中國人素質差不適合民主”的說法，我覺得應改為“中國人由於深受儒，法，道思想的毒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啟蒙和改造，所以還不適合立刻施行一人一票式的民主”比較準確。

　　至於中共的那個說法則是為了自己長期執政的私利而拋出的洗腦之詞，根本不值一駁， 就不多浪費筆墨了。  我只說一句：我出國前就是一個與千萬個深受儒，法，道浸濡的國人一模一樣的普通中國人，既然我能擺脫那三顆大毒草，接受普世價值，他們也一定能！  中共說中國的國情必須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等於說中國人只配做共產黨的奴才。有誰會認同呢？

　　四．中國離民主還有多遠？

　　這個議題源於最近看了一些海外民運人士舉辦的紀念六四的活動和研討會，我發現有不少人比較悲觀。 基本觀點有兩種：

　　1. 一種觀點認為：當今紅二代主導的中共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高效優於民主政體，大力發展軍力和國力，對內鐵腕統治，對外一帶一路擴張勢力都很成功，已然建立起龐大的紅色帝國，且勢不可擋，未來幾年GDP超美國已是板上釘釘，軍事和科技上也將最終會趕上美國。如是這般，中國民主已遙遙無期了。唯一可寄希望的是美國在被超越之前和中共干一仗，把中共打趴下。

　　2. 另一種觀點認為：習上台後一面高舉反腐和中國夢大旗，一面嚴控言論和媒體，一面用高房價的紙上財富套住民眾，一面通過增發紙幣漲工資牢牢掌控社會各階層，搞得中國人都自覺和不自覺地迴避民主，自覺的人是因為怕失去既得物，不自覺的人是覺得沒有民主，中國發展的也挺好。 所以結論是中國人對民主的渴望遠不如三十年前，中國距離民主比三十年前更遙遠了。

　　我覺得這兩種觀點還是沒有從社會群眾基礎的角度看中國民主問題。

　　如果回到前文所述的按照對民主的認識程度所劃分的三個層次的國人，我認為現在的情況是：

　　現在中國人對自由和民主的認識還是分三個層次： a)一個層次是對民主和自由有相當完整的認識也極力追求的知識精英，人數比三十年前多了不少。 b)一個層次是要自由和人權，對民主有一定認識也認為民主是好東西的城市知識青年，中產和部分知識階層市民， 人數比三十年前多了很多，重要是中產增多了。 c)一個層次是不滿足於現狀，渴望更多自由但對民主認識不足的廣大的社會其它各階層人群（該層次最需要啟蒙），人數比三十年前多了非常多，而還停留在三十年前 c層次的人數已經非常少了。

　　我認為今天中國人整體上對民主的認識比三十年前提高了很多，由於儒，法，道還沒有清除，很多有理性的人能夠免疫中共洗腦而認同自由和民主，只說嘴上不講，但心裡是比較清楚的。 如果你承認這個現實，你就會同意：中國距離民主是比三十年前更近了。

　　這是因為一個關於民主的基本原理，即上述我對民主理解中的第三點：民主的動力和需求是由個體對人權和自由的需求決定的。 只要中國人對人權和自由的認識與需求在提高，中國人就一定會更加渴望民主！

　　事實上，隨着越來越多的國人走出國門或通過媒體網絡接觸到普世價值，越多的國人認識到自己應有的各項人權，隨着越來越多的國人走進中產，越多的國人具有保護其平等人權的需求(眾多有錢人移民就是佐證)，這個趨勢是無法逆轉的。 從這個基本原理說，西方精英們“擁抱熊貓”的政策沒有錯，中國有了中產還沒變僅僅是由於中國社會深受三顆大毒草的毒害，無法和其它社會相比較，中國需要更長的演化時間才能看到效果。 當然，了解中國文化的美國精英們對此是有認識的，我認為，美國擁抱了熊貓這麼多年直到習上台特別是19大後才開啟貿易戰，與其說是習放棄韜光養晦使美國猛醒，不如說是美國精英看到習這個障礙需要清除，從而打響了針對習的戰鬥。 我相信：習下台之日就是貿易戰鳴金之時。 從這個角度說，期盼中國民主的人也應該期盼和推動中美貿易交往，貿易戰要打倒的是習而不是中國的中產。

　　我還相信，今天中國黨內的改革派雖然不如三十年前趙那樣位高權重，但他們比趙一代的改革派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更深刻，對政治博弈也更睿智。 他們既認清了民主這個文明大趨勢，也清楚中國需要的那三步只能一步一步地推動，他們應該是海外民主人士在黨內最值得信賴的同盟軍。

　　也許有人會有疑惑，難道中共當權者就認不清民主的大趨勢嗎？

　　我認為中共當權者分兩伙人，一夥是以習紅衛兵為首的紅二代，認為紅太祖打下的江山紅太宗，紅高宗就要繼續坐以保紅色皇朝不變色，甚至相信太祖打江山的法寶可以一直靈光地使用萬代，他們被濃厚的儒，法思想局限了視野，看不清民主的大趨勢。 另一夥是依附於中共的由紅色知識精英演變來的權貴集團或其代理人，他們既知道民主的大趨勢，也知道儒，法，道可以如何在中國阻礙民主進程。 他們拒絕民主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想保住使他們得以斂財的權力和已取得的財富，一個是想保住他們權力的來源和附着體---中共，甚至認為保中共就是在保自己免於被清算。 因為中共欠下血債太多，一屁股都是屎，連這些人自己都懷疑國人是否願意讓中共領着走民主，他們極其擔心自己會被民主化後的政府清算（王岐山研讀了不知多少遍《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怕中國的雅各賓黨），所以他們才與前一夥紅二代同流合污抵制民主化，王滬寧給習提出的“中國夢”就是一例。

　　說到這裡，我想給民運人士一個建議：要分化並爭取部分權貴們反正，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在民主化後不受影響，以孤立或推翻紅二代一夥，最終聯合黨內改革派，以中共執政這個載體推動中國民主進程。

　　因為中國實現民主的最大敵人既不是紅二代也不是權貴，更不是共產黨，而是儒，法，道家這三顆大毒草，民運人士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剷除這根植於中國人頭腦里的三顆大毒草。可以確切地說，一旦這三顆毒草被從中國社會剷除，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也不管是誰執政，它都不得不走民主之路。你只要看波蘭人民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如何擠壓波共的就知道我所言不虛。 那時波共無論是加稅，還是漲物價，還是增加勞動定額，還是減少福利都必須得到老百姓同意才行，和今天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差不多，差別只是沒有選舉權和一黨執政而已。後來的團結工會罷工也是由于波共強行麵包漲價引起的。

　　由於剷除這些毒草主要是依靠前兩步---文化啟蒙和建立憲政法治， 而落實這兩步都需要執政資源的大力配合，所以說，在短期內中國沒有哪個政治勢力具有中共這樣強大的社會組織力和動員力的情況下，爭取中共的配合及參與民主化是縮短中國民主進程的最佳捷徑（也是最低代價）。

　　我也想對黨內權貴們說幾句：中共曾經有過甩掉歷史包袱贏回民心的時候，胡耀邦就是因為擦掉了毛甩在中共屁股上最大的一坨屎而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如果你們能夠擦掉鄧抹給中共的另一坨屎，帶領人民走富裕，自由，民主之路，你們和中共也會贏回中國人民的信賴和支持的。 記住，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永保你們的財富！

　　可能有不少翻牆網友會質疑：你把三顆大毒草說的那麼邪乎，可是我現在要啥有啥，想去那兒去那兒，從沒感覺有什麼毒草和毒害，你這是被美帝洗腦了吧？

　　估計也會有很多人疑問：這儒家早被批臭了，法家和道家現在也沒人提了，你還要批三顆毒草，都批啥東西呀？ 啟蒙都啟蒙些啥東西呢？

　　說實話，西方還真沒人指出中國文化里什麼東西是毒草，倒是有不少西方人從儒，法，道家中尋找可以為自己所用的東西。西方文明講究包容和多元化，除非是直接明顯有違普世價值的東西，一般不對一種思想或學說加以批判。 儒，法，道三家的理論並非赤裸裸的直接違反普世價值，不過它們與幾千年的封建皇權歷史緊密結合後產生於中國人身上的文化和思想並以此指導中國人行為所匯集的社會結果卻是與世界文明和普世價值完全相左的一套東西（有些西方人稱之為“另類文明”）。 如果中國自己獨占一個星球，大可繼續自己的這一套理論去獨自發展。 但如果中國要融入地球這個世界文明，作為被這些理論浸入骨髓的中國人自己就要把它們當毒草來批判，需要刮骨去毒才能脫胎換骨，這是我為什麼要把它們說成是大毒草的原因。

　　我說國人毒入骨髓並不是誇張，儒家雖然被批了多次，但都沒批透，何況習最近又在興儒。可以說啟蒙的任務依然艱巨，很多人不知道都要啟蒙些什麼，都要批些什么正說明了毒素已經溶入國人的血液，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了。

　　啟蒙就是要告訴中國人：“中國夢”和“明君”都不能給你生活帶來美好幸福，幸福不是那個人給的， 幸福是你自己與社會成員共同努力用智慧一起創造的。

　　下面舉例說明都要啟蒙些啥東西：

　　1.    當你從小被告知要愛國愛黨，聽從祖國召喚時，你可曾想過你的人權可能被侵犯嗎？ 你也許會詫異：人可以不愛國的嗎？ 如果“愛國”要求你必須無條件犧牲個人利益，如果“愛國”里的國指的是國家政權，那答案是肯定的！國家指的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山水土地，你是否熱愛你賴以生活一草一木是你個人的情感問題，別人無權要求你什麼。國家政權指的是這群人同意訂立一個契約，通過放棄一些自己的自然權利來委託一些人管理國家（民主的契約是這個國家契約的一種），這個政權的組織叫政府，所以是否愛這個國家政權極其政府完全是你個人自由，是你的權利，除了契約中規定的你的義務，沒有人有權要求你為政府做什麼，相反你有權要求政府履行契約中規定的責任和義務。比如你盡了交稅義務後就有權要求政府提供治安，環保，交通，衛生，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如果你所在的地方還沒有公路，學校，醫院，公園等設施或設施不夠好，你就有權向政府要求。如果有了這些設施，那是你應得的，你不需要感激愛戴政府。 至於黨，黨只是某些人根據他們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利益建立的一個團體組織，黨與那個契約和契約下的政府更是沒一毛錢關係。用一句話說就是：國家是屬於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所有人的（也包括你），國家政權極其政府是所有人共同雇來打理（管理）這個國家的組織，你是雇主之一。 而黨只是某些人的利益小團體，若你加入了黨說明你認為該黨可以代表你的利益，你若沒加入黨倒是應該防範該黨是否侵犯你的利益。 所以當有人說“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的時候，你有權表示反對或認同，當某黨對你說“愛國就要愛黨”的時候，無論你是否加入了該黨你都應該知道這句話的邏輯錯誤在於：國是屬於所有人的（也包括你），黨只是某些人的利益小團體，它們沒有任何邏輯聯繫，而愛不愛這兩者完全是你個人的自由選擇。所以如果有一個黨用強權占了你的國，未與你簽署契約就自己成立一個政府來強迫你愛它，強迫你服從它的一切指令，那你的人權就受到侵害甚至被剝奪了。你之所以感覺良好並不覺得有誰在侵害或剝奪你的權利，那是因為幾千年來總是有一個人翻來覆去這麼幹以至於你都習以為常了，現在換成一個黨這麼幹你也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了。

　　2.    如果你認為黨並沒有強占你的國，而是如其創始人所說黨解放了你且使你當家作主了，那麼當你村裡的支部書記分塊地給你種並以此要求你交稅或管理費而且要你服從政府隨時把地征走（僅補償農作物）時，當你市裡的市長把一塊地高價賣給開發商建成房子再高價賣給你時，你可曾想過這地原本就是屬於你這個主人的？這個黨曾以搞人民公社的名義把所有權屬於你的地無償收走，過些年再讓你去種那塊地，可地的所有權卻秒變為政府的，然後它就可以隨時以國家名義無償拿走這塊地去賣高價了。你的祖輩來到城市落腳，自己用一磚一瓦搭起的遮風擋雨之地，突然這個黨說要拆遷，給的拆遷補償和當初蓋房子成本差不多，根本不夠你另置一處住所，你若不干它就強拆趕你走，結果你瞬間秒變無家可歸之人。你是否想過：國家不是應該屬於所有人的嗎？你這個國家的主人不是也天生就應該擁有這個國家的一塊土地的嗎？怎麼黨這個小團體可以肆意奪取屬於你的那塊地呢？這不正說明黨用強權占了你的國嗎？如果說賣地的錢屬於國家，那你這個主人是否從賣地錢得利？你可否過問賣地錢都花哪兒去了？ 你想一下，你真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空有主人的名頭實際上是那個沒和你簽約的國家政權之奴僕呢？

　　3.    當一個黨用武力奪取政權且未曾與所有人簽契約就按照自己定的稅率向你收稅時，就如同幾千年來總有一個人這麼幹的那樣，你是象幾千年來那樣默認呢還是質疑過？也許你質疑時黨說了：我是在你爺爺的支持下奪取政權的，所以就相當於簽了契約。你明知爺爺當初是相信了黨承諾的社會主義美好幸福的主人翁生活才支持黨奪權的，而後來幸福生活和主人翁待遇黨都沒兌現，但誰讓爺爺傻呢，你決定還是讓一步交稅。可是，看着黨使勁給自己黨員幹部加工資和福利，隨意用稅金下館子，旅遊，享受，甚至揣自己兜里，看着黨總書記通過一代一路給外國撒錢來塑造自己大國領袖形象，你是象幾千年來那樣把交出去的稅看作是別人的應得財產還是認為這稅是你雇用政府給自己提供服務的？你是否認為你有權知道並控制這些稅都怎麼花和花在哪兒？ 你是否再次問自己，你到底是國家（包括政府）的主人還是某黨的奴隸？

　　4.    如果你認為你有權知道政府的開支和預算，有權評估開支的合理性，當你看到楊紹政教授發了一篇“20萬億公款養黨”的文章，你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你交的稅是雇政府提供服務的，怎麼黨務人員都拿去花了呢？於是你就在微博轉發了。可很快公安就叫你去“喝茶”，還封了你的微博，你很不解：公安不是你出錢僱請的政府部門嗎？怎麼還替黨賣力出頭呢？ 對街的老大爺勸你說：你這是犯上，這要在上個朝代是要砍頭的。你是覺得該對黨感激涕零謝不殺之恩呢？還是覺得該支持楊紹政把這20萬億的事情搞清楚？ 你是否覺得有誰在剝奪你的言論自由呢？還是覺得你本來就應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後來楊紹政被黨報復，黨指使政府開除楊教授的公職沒飯吃了，你覺得是該躲楊教授遠遠的呢？還是應該繼續支持他為你交的稅討個說法？ 再後來對街的老大爺家拆遷，由於補償太少大爺不同意拆，躺在床上不走，結果被推土機埋屋裡了。你是慶幸拆遷的紅線剛好劃到街對面而對大爺的死不聞不問地明哲保身呢？還是勇敢站出來為大爺討個公道和有政府靠山的惡勢力斗？ 要知道那政府可是你和大爺交的稅雇來為你和大爺服務的，政府本應該是你和大爺的靠山才對呀！還有，既然這國是你的國，這社會不就是你的家嗎？社會成員不就是你的家庭成員嗎？社會裡的事不就是你家裡的事嗎？只有每個人都站出來參與管理社會事物，才能突現出你作為主人的社會責任，並且把社會打造成你喜歡的社區，也才能讓你雇來的政府不再伸長手亂管你的家事。

　　啟蒙的內容太多了，為了節省閱讀本文的時間，只能停筆於此。 大家可自己往下想，想到了就去做，如果你盼着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啟蒙是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做起的事，在你和親戚，朋友，同學聊天的時候，在你往朋友圈轉發此文的時候。

　　最後，回到“中國離民主還有多遠”這個議題。

　　我個人要比劉曉波樂觀，如果上述三步的最佳捷徑能走通，可能只需要50到100年，如果走不通，則可能需要100到150年。

　　也許我不能活着看到中國實現民主化了，但我今天對中國民主比以往任何時侯都更樂觀。 我始終相信歷史是向前走的，任何想開倒車的人都是短命的並將被歷史車輪所輾壓！

　　獻給三十年前血灑長安街的勇士們！

　　與期待中國民主的人們共勉！

　　2019年6月3日

　　後記：

　　1.    本文多處提及當年六四學運時知識分子精英對學運的性質和社會對民主的認識有誤判，這全是我的個人觀察， 如有失察我願道歉。 我並非在這裡指責精英們，我當然知道精英們努力想實現中國民主的願望和動機全是好的，他們也是當時的我仰視的民主前輩和鬥士，但站在客觀分析和實話實說的角度，不得不說：正是由於精英們當時的判斷失誤和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結果在引導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大戰略上失敗了，並間接導致六四學運的失敗和中國民主力量大逃亡。 如果精英們當年不提民主，不以“要民主”引導學運，而是引導學生緊緊抓住反官倒和要自由和平等，即抓住廣大底層民眾的痛點來啟蒙他們，那樣，六四學運有可能是另一個結局，中國民主的進程也許和現在不一樣。。。我有注意到，三十年後，嚴家琪先生發起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始關注國民啟蒙這個關鍵問題了，可喜可賀。

　　2.    我當然也知道，三十年前還有眾多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精英沒有現身於轟轟烈烈的六四學運，我猜，他們要麼是認為六四學運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要麼是認為在國民沒有被啟蒙前這樣的抗爭是不可行或無助於民主進程的。這些精英最終得以留在國內的教育戰線獻身於啟蒙國民的活動三十年，為中國民主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大家可見的有許章潤，鄭也夫等，還有很多默默無名者。 在這些清醒地認識到實現中國民主最要緊的是啟蒙和憲政的知識精英中，我不得不提到劉曉波，他為了保護學生，不顧個人安危，在六四開槍前的最危機時刻帶領其他三勇士挺身而出，為引導學生安全撤離廣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凸顯了知識分子精英勇於負責和擔當的英雄本色。面對六四屠殺後的恐怖，他放棄了逃亡，選擇留在國內為實現民主而奔波並為啟蒙和憲政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勇於為了中國民主事業而犧牲自己生命這不是每人都願意和能夠做到的，更不是那些自己做不到還說劉曉波是沽名釣譽的人所能理解和度量的。 在此我要向尊敬的劉曉波先生致敬，並為他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