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觀察者網標題：
你所看到的美國民主，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美國人提出法案限制金錢政治卻被廢掉：
因為這“言論不自由”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06-13 17:55
談起腐敗和制度，有一個問題我們一定要作出區分:在一個制度發生衰變，或者失靈而出現的腐敗情況，我稱之為失敗性腐敗；還有一些是一個制度本身的設計裡邊就嵌入有腐敗的要求，有權錢交易的要求。在前一種情況下，腐敗大多是由於人的貪慾，或者說制度本身發生了腐朽，失去了約束力，屬於病態性腐敗。制度對反腐有一個內在性的要求，因為它為了維護自身的機體健康，所以中國曆朝歷代都有反腐，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在後一種情況也就是嵌入式腐敗這種情況下，制度的設計理念就包含有權錢交易的原則和需求，從根子上就是要邀請金錢來參與政治遊戲。這種制度也會去對過分的腐敗行為進行約束，但是總體上對腐敗有一種寬容和接受的態度，沒有特別強的動機去反腐。相反，它要通過不斷把腐敗合法化來維繫制度的生存。我認為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系統性腐敗的制度。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制度形式都不是以金錢為主要驅動力和權力分配標準的。它們要麼是基於血緣、部落、民族，比如早期的國家、城邦、王國；要麼是基於土地產權和封建義務和依附義務，如歐洲的中世紀、封建制，或者十世紀中東地區出現的大量伊斯蘭地方性世襲公國；要麼基於軍事征服、法律體系，比如羅馬帝國；要麼就是基於某種客觀性的統治者選拔機制，像中國官僚制、基督教的教會體制，或者埃及中世紀後期的馬穆魯克制。但不管是哪種類型，金錢以及擁有金錢的商人都不能完全占有統治性地位，都需要用金錢對權力進行收買，才能遂行自己的意志。
那麼是在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中世紀末期，威尼斯共和國產生了一種基本上由商人統治、完全基於金錢來分配政治權力的制度，這是金錢與權力一個歷史性的合體。
當然後來在傳播的過程裡邊，它不能保持這種純粹的狀態。最後到了荷蘭，到了美國，到了英國，比威尼斯的規模要大，所以它要發生相應的變化。
另外還有一個變量就是19世紀，隨着歐洲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大眾政治興起，使得這種赤裸裸的資本統治沒有辦法維繫。所以他們就發明了一種制度魔術：用一種表面上看似開放的政權形式來滿足人們對國家公共性的想象。基於一套遊戲規則來分配政治權力，這就是所謂的法治。這套規則在設計上天然就是有利於資本的，像美國的憲政很顯然就是這種制度。美國早期革命的領導者、美國憲法的建立者都是有產階級的代表，他們設計的制度很顯然是要服務於自己的利益。這種制度一旦穩定下來，不管中間有怎樣的進步，制度的本質都不是中性的，而是天然有利於資本的。
資本不直接來掌握權力，而是通過制度留下的渠道間接的操縱政策、操縱資源分配，這就是所謂政治多元主義的一個實質，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實質。
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把它稱之為系統性腐敗。這套制度機器離開了金錢是沒有辦法運轉的，所以他如果認真的去反腐，他就輸了，他就生存不下去了，而且違背了建立制度的初衷。所以他會不斷地把腐敗的行為合法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利益集團和遊說機制，以及這種機制對任何進步改革措施的反抗能力。
我講幾個具體的例子，很多崇尚美國制度的人總喜歡拿六七十年代的平權運動，或者後來的大量的改革措施來說事情，我就講這個時期的幾個例子，這是最進步最清廉的一個時期。當時國會裡邊有一些民主黨自由派，他們在1975年推出了很多改革，促進了國會的民主化，就是讓國會裡邊權力分散了——歷史上國會是由一些大佬和巨頭、資深的國會議員壟斷的。他們進行這種改革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大量的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很多決策是在這裡邊做出來的，國會整體兩院的投票只是走一個形式。那麼這些委員會和委員會主席在美國立法過程中的地位和權力上升，表面看起來是個好事，但事實上你會發現，短短幾年之後，國會的這些小組或者主席和利益集團結成了非常密切和廣泛的聯繫，國會變得比以往更容易受各種多元利益集團的影響。這個變化一直影響到今天，現在美國國會裡邊依然存在這個問題。
再舉第二個例子，在70年代美國很多有識之士批評金錢政治，說我們金錢政治太過分了，所以發動了一些改革來約束金錢在選舉里的影響。可是沒有想到改革的結果，恰恰是新型的利益集團劇增、新型的腐敗形式出現。最典型的一個改革就是1974年聯邦選舉法對捐款的上限做了一些規定，但是你想選舉是離不開金錢的，所以候選人和政黨會想各種辦法來弄錢。當時就想到一個辦法：利用政治行動委員會來接受更大數額的捐款。但是政治行動委員會它其實恰恰特別適合利益集團來施加影響。所以在1974年立法之後，大公司迅速適應了這種遊戲規則，而且他們建立了更多的行動委員會……所以現在大多數委員會，包括智庫，以大公司的占優勢，當時的改革者們實際上是欲哭無淚。
另外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方法就是用軟錢，利益集團向州以及地方的政黨委員會捐款，這個數額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但是它能不能用在聯邦選舉里呢？不用着急，大公司很快就推動聯邦選舉委員會在1978年裁決軟錢可以合法地用於候選人。所以總統大選在80年代末開始，大量的使用軟錢，繞開了1974年法案的限制。
更關鍵的是1974年法案——今天國內有很多知識分子特別喜歡講這個法案，認為它消除了金錢政治——實際上在兩年之後，1976年大資本集團就開始發起反攻，不斷地發起司法訴訟，最終到2014年取得了勝利。聯邦最高法院在一個裁決裡邊廢除了絕大多數的捐款上限。
它判決的理由是因為你限制金錢、限制捐款，侵犯到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人們的言論自由。所以就連這樣一個微小的反腐措施，反對金錢政治的措施，最終都在資本力量的圍攻之下夭折了。
這種例子非常非常多，比如說製藥。隨着製藥業的發展，因為它形成利益集團，可以迅速地遊說立法，最後使國家的藥品政策變成了服務於藥企的一些槓桿。
所以大家看一看這樣一個制度，它天然地就會導致資本和商業利益與法律和政策之間形成緊密的互動，最終是一切好的、壞的法律和改革都會朝向有利於金錢的方向發展。
如果我們熟悉了這段歷史，再看今天美國或者一些西方國家層出不窮的腐敗醜聞，應該不會感到意外。
